前言

纵观西方历史，正义宏论卷帙浩繁；遍览欧美古今，普遍主义范式根牙磐错。其间的正义思想彼此迥然，正义观点相互倾轧。如何不被“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现象所迷惑，从而找到其最终的始基，那么就需要借助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必须回到事物本身。黑格尔强调，哲学本质上是回溯性的，为了了解“何谓正义”“正义如何”“正义何以可能”的问题，必须回溯到“正义之初”。正义之初就是正义的元哲学或称元叙事，即探讨正义的本体基础，黑格尔说，“哲学以绝对为对象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这就是一个有关正义的形而上学基础的问题。

就西方政治哲学话语而言，完全的、绝对的正义理念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正当期望，西方正义学者认为它是政治社会的理论基石，一个政治社会若想要持存发展，绝对不能脱离正义的原则。正义理论研究，由于其所关注的政治社会现实不同，所理解的治道良序不同，因此其所择取的智思体认与实践智慧也就有所不同。这就必然呈现出大相迥异甚至截然不同的正义论争与话语表达，它们彼此的观点圆凿方枘，龃龉难入。其中，每一种类型的正义主题都力求奠基于某种形而上学基础之上，超验与经验之维、自然与契约之维、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之维、国家与个体之维成为贯穿其中的逻辑主线。

“西方正义”话语颟顸自负，妄称普遍主义范式，自诩为人类正义的最高典范与终结形式。自柏拉图以降，有关正义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成为其后所有政治哲学思考的核心所在。正义话语以其绝对性与普遍性的价值预设，统摄性与涵盖性的主题视界，至善性与尊崇性的目标导向，融会且贯通于整个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的嬗变与传衍过程。思想家们如何去确证一个“超级正义”：要么从宇宙法则中去发现，以外部的自然律为正义的遵循；要么从现实城邦德性中去发现，以身居的道德至善为正义的基本遵循；要么从上帝神性中去发现，以神圣信仰为正义的基本遵循；要么从自身人性中去发现，以理性自由为正义的基本遵循；要么从社会福利中去发现，以平等权利为正义的基本遵循。更为甚者，要么从后现代境遇中去发现，以解构批判作为正义的基本遵循。通过以上种种的理论批判与学术诘辩，不难发现其中的西方正义理念的建构趋向就是为了实现和满足其普遍化或一般化的价值要求，它往往需要被冠之以一般性、绝对性、至上性和神圣性的神秘光环，西方普遍主义的正义范式必将日益趋向于理念的、超验的、建构的、消极的正义范式。

毋庸讳言，西方主流正义话语始终无法摆脱其内在的阿喀琉斯之踵——现代性危机。古风时期即前现代时期，围绕宇宙秩序与人类理性的关注，开启了影响后世一切正义论者的理论范式之辩。最初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英雄神话、宇宙法则、城邦伦理、宗教神学从各自角度探讨正义理论的形上基础，为正义附上自然之魅和宗教之魅，从不同方面与维度构建与成就了至善的、完备的、绝对的普遍主义正义话语。

现代性发轫，普遍主义正义话语开始面临着分裂，可以称之为正义话语的现代性祛魅。正义话语被祛魅的同时，又是一个正义话语重新附魅的接替与延展过程。近代启蒙学者们投入了为普遍主义正义话语重新奠基的异彩纷呈的再建之路，为正义的形而上学基础进行新一轮的重新附魅。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提出了大相径庭的现代性救赎方案，为正义附上自由之魅。边沁、密尔则另辟蹊径，从一个全新的效用主义视角为各种类型正义理论进行了思想通约的大胆尝试，试图通过为各种类型正义之间的有效通译，来重拾遭遇现代性困境的西方正义范式的普遍主义气质。

当代社会，西方各类政治思潮更是纷至沓来，继续扮演着现代性救赎方案的设计师，重新奠定正义的形上基础。诸如罗尔斯的差别正义、诺齐克的持有正义、沃尔泽的多元正义等正义话语粉墨登场、不一而足，继续试图为西方所谓的普遍主义正义范式附魅，企图重塑普遍主义正义话语的至上权威。毋庸置疑，它们却均羁绊于现代性悖论，根本无法逃避现代性困境。无论是古典主义，还是当代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甚或后现代主义，均深深地陷入多元主义、相对主义、视角主义等现代性的固有窠臼。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尽管提出了诸多高文宏议，但是由于在方法论上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本体论上脱离了社会存在，在认识论上剥离了社会实践，故而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仍然不得要领，往往困囿于程序正义、微观正义和改良正义的旋涡而无法自拔。

面对西方正义理论学说的历史乱象，马克思对此予以了坚决批判，强调这些思想家只是“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他发现了实现于历史中的进步……他无法解释这些事实，于是就作出假设，说是一种普遍理性在自我表现。发明一些神秘的原因即不合常理的空话，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了”[1]。马克思正义思想已然成为批判与推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前行的最重要的理论动力，马克思正义思想俨然成为厘清与破解当代西方正义理论困境、为之提供关键立场与科学方法的最重要理论角色。可以说，当人类社会出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均可在马克思主义大厦中找到对应的理论思考与范畴映射，马克思正义思想更是成为自古至今西方正义范式的理论分析与话语诘辩的不可逾越的仰止高山。“马克思主义远远没有衰竭，还十分年轻，几乎还在童年；它好像才刚刚开始发展。所以，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能扬弃的，因为产生它的环境还没有被扬弃。”[2]马克思通过《哲学的贫困》批判了永恒不变的正义观，通过《哥达纲领批判》批判了分配正义决定论，立足“现代性批判”，实现了“批判的武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与“武器的批判”——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结合，实现了从“正义的超越”到“超越的正义”的正义范式转变，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实现了正义的超越的社会，真正实现了对西方普遍主义正义话语的理论批判与现实超越。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2页。

[2] 参见何中华《重读马克思——一种哲学观的当代诠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