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发展与教育时空观的进步

如果将我们审视的镜头纵向扫描历史，就不难发现，人类传播形式（传播媒介）的每一次新的获取和创造，都会引起人类教育的时空观的变革，一般认为，人类传播形式发生过四次大的飞跃。它们依次是：语言产生——文字产生——印刷媒介产生——电子媒介产生，这四次飞跃也使人类教育的时空逐步拓展。（1）语言的产生使我们的祖先能够清晰地将生产经验传给新一代，进行着原始的以生存为目标的教育；（2）文字的产生使人类用书写记忆代替头脑记忆或结绳记事，使得信息能够带到比人的声音能传到的、或烽火信号、旗帜、标石能被看到的，或鼓声能被听到的更远的地方。大大便利了人们知识经验的传播与积累。文字这一新的媒介使教育时空超越家庭范围，延伸至宗教组织和专门教育机构——学校成为可能；（3）当历史进入15世纪中叶，一个叫古腾堡的德国人真正把印刷媒介推向社会，他用当时已有的材料和方法、印出了第一本《圣经》，之后，书籍、报纸、杂志应运而兴，人类进入了大众传媒的时代。印刷机对信息的不断复制，几乎无限地扩大了一个人分享信息的能力，信息成为人们生活重要的部分，分享信息的新能力对人类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也表明教育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印刷媒介促进了大规模的公立教育建立和发展。

教育的内容、手段、空间也随之赋予更丰富的含义；（4）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令人吃惊的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把人类带进了一个电子媒介的新时代：照相、电话、录音、广播、电影、电视、计算机等相继产生并迅速步入千家万户、大众媒介（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的合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着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对此，传播学者施拉姆写道：“今天，由于大众媒介到处都有，人们除了工作和睡觉外，用于大众媒介的时间超过其他任何活动，北美许多儿童12岁以前花在电视上的时间同在学校里的时间一样多……正当人们越来越渴求知识的时候，教科书使得举办大规模公共教育成为可能，正当人们对权力的分配普遍感到不满的时候，先是新闻报纸，后来是电子媒介，使普通平民有可能了解政治和参与政府。”（[美]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7—18页）毫无疑问，大众媒介——书籍、杂志、报纸、广播、录音、电视——是当今社会最富竞争性的信息源，这使人们足不出户便可知晓天下事，使得学校下降到只是巨大知识财富世界中大量信息源之一的地位，教育活动的时空跃出了学校的围墙，那种试图通过学校教育一次性地培养社会公民的观念已变得不切实际了，现实要求人们树立新的大教育观念。

以上粗略描述似乎已显示了传播媒介的更新与教育时空观拓展的内在关系。关于这一观点，英国教育家阿什比对于人类文化史的观察也提供了佐证。他发现在漫长的教育史中，曾经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期发生过四次对教育有深刻影响的文化革命。第一次革命的标志是：“教育的部分职责由家庭转移到基督教会或犹太教堂”。第二次革命的标志是：“采用书写文字作为教育工具”。第三次革命是“印刷术的发明”。第四次革命是人类本世纪以来开始采用新工艺——广播、唱片、电视、录音机、程序教学机——进行教育教学，从而使整个教育过程发生巨变（[英]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7—39页）。不难看出，这四次教育变革中的三次是直接由子传播媒介（文字、印刷品、电视）的更新而导致的。

如同科学技术深刻改变着人类生活一样，作为教育手段的传播媒介的发展更新也为教育领域的革命奠定了契机，传播媒介的发展速度似乎蕴含了教育变革的脚步，从语言到文字，几万年；从文字到印刷媒介，几千年；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四百年；从第一次试验电视到从月球播回实况电视，五十年。当我们回首以往的教育，会发现人类教育的时空观已变得那么令人激动和鼓舞，随着传媒由语言——文字——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的进程，教育的时空的局限被一次次地突破，教育活动由家庭走向学校，走向开放的社会，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开放的大教育，教育的时间也向两头伸延，成为伴随人的终身（从出生到老年）活动，逐步形成包容各种形式、各个阶段的大教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