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不藏着掖着了，这篇，确实被《十月》看上了。”
“啥子诶？《十月》？！”李小棣一下蹦起来，耳朵上夹着的烟啪地掉在床上。
杨百川得意洋洋地点了点头。
“你才是我的哥，杨哥！”
杨百川赶忙摆手：“运气好，瞎猫撞上死耗子。”
可李小棣一口一个“杨哥”叫得亲热：“杨哥，以后发达了，不要搞忘了兄弟伙！”
两人又东拉西扯，从《潮生》聊到最近杂志上的新作品，从小说主题聊到写作手法，再扯到李小棣每期必订的《世界文学》。李小棣得到的结论是：《潮生》既有扎进现实的狠劲儿，又跟国际上的写法接得上轨。
杨百川知道这是《十月》的滤镜作祟，笑而不语。
他忽然问起李小棣关于编辑工作的事。
其实杨百川心里有数，大学时他在当地一家杂志社实习过四五个月。他就是想知道，80年代编辑干的活儿，跟后世的有什么不一样。
那家杂志社虽不在省城，但在文学圈内颇有威望。90年代捧红过好些个大作家，在杨百川穿越前的年代里，登的稿子也基本都是大佬的作品。
在21世纪，杂志社收稿子基本靠电子邮箱，偶尔有念旧的作者寄纸稿。杨百川观察到，那些正式编辑基本不怎么看邮件，寄过去的纸稿也都堆在角落里吃灰。
实习到第三个月时，他拿到投稿邮箱的账号和密码，未读邮件早已99＋，已回复的记录还停在半年前。
这种杂志社的编辑们端的都是铁饭碗，上午十一二点甚至下午一两点才优哉游哉地晃到单位，一周只上三天班。
后来杨百川涉足网络小说的行当，见这边的编辑基本24小时内就能回复，顿时感到“纯”文学这行业江河日下也怪不得别人……
80年代，“纯”文学还处在蒸蒸日上的岁月，他料想编辑们该是铆足了劲儿挖掘新人、找好稿子。李小棣的话印证了他的想法。
李小棣走到床边的小沙发前，捡起个帆布包，掏出一沓稿纸：“喏，每天都得看稿子，起码看10万字。”
杨百川看着这叠皱巴巴的稿纸，突然觉得这个年代的编辑，实在得让人踏实。
联谊会的开幕式在下午两点举行。
礼堂宽敞，来的人却不多，拢共五六十个，全挤在前三排。
天花板悬下一副红底横幅，写着“渝城第一届青年作家联谊会”，主席台上坐着五六个头发稀疏、脸上已显出老态的男人。
杨百川坐下时才看清台上的人，目光扫过姓名牌，只认识其中一个是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岩。
后来听李小棣介绍，台上坐着的都是川省文坛的头脸人物，包括渝城作协的一把手和二把手。
那年一月才召开了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成立渝城作家协会，选方竟当一把手，王绝、杨益岩、梁尚泉为二把手，并制定章程。渝城作协为文联的下属机构。
王绝也是渝城文学前沿《红岩》杂志的主编。
除了渝城作协的领导，台上还有《川省文学》《巴蜀文艺》《渝州文艺》的主编。
坐在C位的方竟讲得最多。他看上去岁数不小了，后来才得知已有六七十岁，一口气讲了这么多话，中气足得很。
翻来覆去都是领导讲话的那些老生常谈：“你们是中国文学的接班人，未来是你们的……”听得杨百川恹恹欲睡。
就在他合上眼的前一刻，李小棣忽然用手肘捅了捅他，小声说：“你看那边那个女的。”
杨百川心里咯噔一下，想起以前在报纸上读到过，79年新添了流氓罪的条款，还热乎着，这小子竟敢在大庭广众下打量女人。
他回想起以前在某音上刷到过的视频，赶忙小声提醒：“你娃小心点。”
“看一眼咋个了嘛，视觉是人的权利！”
杨百川心想，这句话居然还有点哲理，好一个文化流氓。
但他却还是不经意地往那边瞟了一眼。
他不知道自己看到的和李小棣嘴里的是不是同一个人，但他的注意力已完全被那个女人所吸引。
他只能看到那人的侧脸。
女人绾着高马尾，后脑勺饱满圆润，脖子修长，下巴尖尖的。
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领导，睫毛浓密，像一道斜飞的屋檐。
“喂，杨哥，你才应该小心点哈，盯着人家看，都要看穿了！”
“不是，不是，我认识那个女的！”
杨百川一激动，嗓门高了些，周围人全扭头看了过来。
他连忙双手合十，歉意地笑了笑，待大伙又转过脸去，小声对李小棣说：“那个女的叫张虹，是个知青，我之前下乡收酒曲的时候认识的。”
“有这么巧？！”
“我不可能看错，就是她……”
见面会快结束时，杨益言宣布了写作主题：记忆。要求在十天后，联谊会闭幕时交稿，彼时会遴选一些优秀的发表在《红岩》《川省文学》《巴蜀文艺》《渝州文艺》上，以后也许会结集成书。特别出彩的也会向上推荐。
台下的青年作家一听都双眼放光，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
但散会后他们会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写作的难题。
他们从没写过记忆，也根本不会写记忆。
以后世的目光看，在文学作品里写个人的记忆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但在那个年代，情况则完全不同。
改开前，中国文学一直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方针，写作主题围绕着宏观的社会层面，要求文艺作品反映社会的变迁。
个人显得无足轻重，个人记忆更没人当回事。
文学要表达的是集体记忆。
70年代末，人们提出要重新梳理和评估历史，集体记忆便遭到了质疑。伤痕文学、知青小说里，已经出现了个体与集体记忆相互碰撞、交织的苗头。
80年代中期的先锋文学中，个人记忆大举涌入作品，不少小说写主人公失忆、记错事儿，故意把前后情节弄得不一致，造成荒诞离奇的美学效果。
这样看来，此次联谊会的主办方还挺有远见。
在当下这个80年代初的时间节点里，他们就已经在思考如何处理记忆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了。
但杨百川不明白主办方的意图。
他们到底是想借这个题目来收集一些个人化的控诉（往往带有扭曲客观事实的倾向），进而迎合伤痕文学的潮流，还是想建起一座“博物馆”，将普通人对时代的真实感知记录下来？
念大学时，学到那个年代的文学，杨百川总有一个困惑。
文学的表达与真实的历史有多大差别？
记忆是可以篡改的。
面对往事时，平反的作家们常以“受害者”自居，满腹牢骚。
他们写下的东西，又有多大的现实性？
当作家不再出自工农兵时，最广大、最切身体验历史的那些人发不出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