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家治理理性

作为政治实践的国家治理，千百年来为人们所关注、所总结、所添加，成为日渐体系化的知识系统，亦可称为福柯所说的国家治理理性。

福柯认为，治理思想的发展，如同科学技术一样，是积累的、走向理性的，称之为“治理术”（govermentality）。[8]福柯指出，“治理一词应当在16世纪它曾有过的非常宽泛的意义上去理解。‘治理’并不只涉及政治结构或国家的管理，它也表明个体或集体的行为可能被引导的方式——孩子的治理、灵魂的治理、共同体的治理、家庭的治理和病人的治理。它覆盖的不仅是政治或经济屈从的合法构成形式，还包括行为模式，这行为模式或多或少地被构思和考量，目的就是仿照他人的可能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治理是去对他人对行为可能性领域进行组织”[9]。治理不应当仅仅在对立性的暴力活动中理解，更应当在“既非战争也非法律的行为模式，即独一无二的治理模式中去寻找”[10]。治理所要做的，不仅仅是贯彻理性、智慧、审慎的普遍原则，有一种知识必不可少，具体、精确、节制的知识与国家的力量有关。国家理性指国家形成、强大、维继、生长所运用的手段的完美知识、艺术或最容易、最迅捷的手段，是一种关于治理的知识和技术，用来最大程度地增强国家实力，保护国家的安全。“政治知识，既不是讨论人权，也不是讨论法和神法，它讨论的是被治理的国家的性质。”

作为国家治理艺术的合理性，西方的国家治理理性是从17世纪初开始，与传统的基督教传统（人的法则、自然法则和神的法则）和马基雅维利传统（君主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决裂而形成的新的体系。国家理性有这样的特征：（1）被视为一种“技艺”，即符合特定规则的一种技术，不仅是习俗或传统，还有知识——理性的知识。（2）特殊治理艺术既是基督教传统又是法律传统。治理遵从的是完整的法律体系：人法、自然法、神法。王建立城邦，要像上帝创造了世界，要像灵魂赋予身体以形式一样。（3）君主与国家之间的联系。考虑到国家的特性，尽可能在长的时期内压制它的敌人。国家是现实的存在，尽可能抗衡它的敌人。（4）国家理性预设了一种特定知识的构成。只有知晓国家的力量，才能治理。治理所要做的，不仅仅是贯彻理性、智慧、审慎的普遍原则，有一种知识必不可少，具体、精确、节制的知识与国家的力量有关。在国家理性推动下，“治安”（the police）思想发展起来了。国家理性主要是对外的，以保证国家安全为主旨。然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如何将国内资源——蕴含在每一个个人——充分发展、调动起来，以增强国家实力，就是治安理论所要研究的问题。“治安包括了一切”，是福柯反复阐述的。治安通过追求“人们达到至福”包括物质的善、灵魂的善、身体的善，来增强国家力量，关注个体的生命由此变成了一项“国家义务”。“治安”包括：（1）“治安”和司法、军队、财政一起，是统领国家的行政部门。（2）“治安”无所不包。人和事之间的关系：人在领土上的共存；他们与财产之间的关系；他们所生产的东西；在市场进行交换的东西。还要考虑人们怎样生活，可能降临在他们身上的疾病和事故。治安关照的是活生生的、活动的、生产性的人。（3）对人活动的整全干预分为两类：一是治安必须竭尽全力，为城邦提供装点、形式、荣耀。荣耀不仅仅表明一个要臻于完善的国家的美，还包括国家的力量和国家的活力。治安保证并凸显了国家的活力。二是治安另外的目的是促进人们之间的工作和贸易关系，以及援助和互相帮助。治安属于现代治理艺术或国家理性的目标：发展构成个人生活的诸般要素，以使这些要素的发展也能增进国家的力量。[11]

福柯指出，在欧洲现代国家形成的两个世纪间，两种理论——“国家理性”和“治安理论”，得到了发展。从宗教性的对每一只羊无微不至的、从精神到思想到物质的关怀，转化为现代国家通过“个体化的政治技术”来对每一个人经济生产、健康教育、安全卫生等各个方面的支配和控制。由于个人成为国家力量的奠基石，想要削弱甚至消灭另一个国家就需要消灭个人。这一种现代国家理性的发展，导致了如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惨烈的杀戮。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重大的福利、公共卫生和医疗救护纲领才被激发起来”。在整个西方的历史中，政治理性贯穿始终。它首先呈现为牧师权力观念，然后表现为国家理性的观念，它必然的效果既是个体化的又是总体化的。总体而言，国家理性表现出以有效性为轴心的趋势。[12]

中国的国家治理“理性”有自己的传统。夏商周三代的早期国家经验，形成“德命”的国家治理理念；秦亡汉兴，汉武帝、董仲舒通过“天人三策”而确立了“独尊儒术”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中国文化性质的“大一统”国家理念自此不绝；以《史记》《资治通鉴》等为代表的总结统治得失的国家治理理性思想连绵不绝。

中国以“德命”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理性是按两个轴心展开的：一是合法性。通过对价值观念性的意义进行构建、再建构，不断增进其合法性。“德命”形成了以“天道”之“德”为终极依据，以君德、官德、民德为维度，“君”之德为统治方式，“民”之德为理想社会的落实方式。二是有效性。通过有效管理社会的各项措施，进行制度设计与改进。如各种各样的保民、安民、养民、富民、教民、新民等手段，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决策制度、管理制度、检查监督制度。二者表现出思想的经验理性化。“德命”的含义从早期外在、神秘、主宰之“天”“上帝”发展到突出“天道”的内在精神，即从“天”之“生”“仁”来解释“民本”“仁政”的正当性。如《明实录》就记录了16个皇帝中的13个皇帝的国家治理事件，包括奏议、诏令、高级官员的任命、国家军政大事等，达133册3000卷（1962年版）。近代中国的落败，与其说是自身的崩溃，不如说是西方带来的“崩溃”。如果没有西方的侵入，中国的国家治理理性会如过去一样，继续以“天道”为依据增进其经验理性。

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主题”是向西方学习。面对西方的侵略，为救亡图存，中国被迫重新出发，向西方学习，自我革命，几代人流血牺牲，各种尝试，传统的“天下”国家走向了“现代国家”，再造了一个新的中国。当今的国家治理研究便要在“古今中西”的新格局下展开——一方面从传统中寻找治理经验，另一方面，从中外比较中发现中国的问题与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