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2015年，本书作者法国历史学家格鲁金斯基先生（Serge Gruzinski，1949-）在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ICHS）上赢得了第一个由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颁发的历史学国际大奖。

格鲁金斯基首先是位美洲史专家，在《墨西哥的人—神：16—18世纪土著权力与殖民统治》（1985）、《阿兹特克：太阳与血的民族》（1988）、《想象力的殖民化：16—18世纪西属墨西哥的土著社会与西方化》（1988）、《新大陆的历史》（1991—1993）等著作中阐释了西班牙征服给拉丁美洲土著带来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心理冲击，当地民众在殖民社会的英勇反抗、积极适应、艰苦求生以及如何面对接踵而来的“西方化”进程。因此，拉美史的研究促使他同时成为一位当代跨国史、全球史的开拓者，以全球史的视野写下了《交杂的思想》（1999）、《里约热内卢：交杂的城市》（2001）、《世界的四个部分：一段全球化的历史》（2004）、《那里几点了？——现代边缘的美洲和伊斯兰》（2008）、《鹰与龙：全球化与16世纪欧洲在中国和美洲的征服梦》（2012）及本书《历史何为？》（2015）等，普及了文化的“流通”（circulation）和“交杂”（métissage）概念，探讨了历史在全球化时代的价值。

在本书《历史何为？》中，作者呈现了与葡萄牙入侵中国沿海地区全然不同的结果——西班牙对拉丁美洲的征服，全然解体了土著印第安人社会，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开始成为西班牙模式的翻版。交杂的特征不仅体现在后代的繁衍中，还体现在现代文明与土著文化的融合再生中——16世纪的重要编年史学家便是两个社会、两种文化融合的典型。这样的内容乍一看似乎与题目不甚相符：作者这本新书的题目中没有出现“全球史”“殖民化”“交杂”等具体概念，而是使用了“历史”这样一个整体概念，无疑表达了作者希望在本书中探讨不仅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具有整体意义的一个“历史”。正如作者所言：“当整体视野使立场和对抗无限多样化时，关于‘他异性’的话语模式便不再适用了。”

极具后现代主义史学特征的格鲁金斯基，在本书中不求实证历史事件或编年，致力于引导读者的思考与探索当下历史学的全新使命——我们应当如何重新认识历史以及研究历史？从“时间”到“空间”，从“本土”到“全球”，从“现在”到“过去”，从“割裂”到“重塑”，作者带我们往返于墨西哥所在的北美，秘鲁、巴西所在的南美，以葡萄牙、西班牙为代表的欧洲，奥斯曼帝国的穆斯兰世界以及远东的中国、马来西亚。而15世纪的世界，几个大陆在航海大发现的浪潮中通过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连接在一起，继而通过宗教和电子信息科技联系在一起。读者的视线穿梭于欧洲殖民者、殖民地精英、殖民地土著和混血后代，体会着不同立场，感受着不同心态，这也正是格鲁金斯基所致力于探索的一个时间、空间、主体交错的“全球史”。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总体历史和长时段的研究特征贯穿本书始终，可以说作者继承了法国历史年鉴学派的优良传统。更加耐人寻味的是，本书很可能是在向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洛赫致敬！我们从本书题目已经可以联想到布洛赫的扛鼎之作《为历史学辩护》（Apologie pour l'histoire）——布洛赫在书中一直尝试回答小儿子的问题：“历史有什么用？”不仅如此，布洛赫在这部未完成的书稿中，原本准备在结论中论述“历史在国民教育中的作用”，还打算写一篇题为“历史教学”的附录。[1]而格鲁金斯基也在本书中，反复提到他所关切的当代高中历史教学的实践问题，并且在书尾附上了题为“历史学家与高中生”的附录，形式上与布洛赫遥相呼应。更重要的是，布洛赫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从除文学、档案之外的各种资料中发现证据的历史考证方法，他指出：“宗教史家怎么会以查阅少量神学手册和赞美诗为满足呢？他完全知道，教堂墙上的壁画、雕塑及墓穴里的陈设，同当时的抄本一样都能反映出死者的信仰和情感。我们已有的关于日耳曼入侵的知识，不仅来自对契据和编年纪的研究，也来自古墓的发掘和地名的考证……几乎研究所有重大的人类历史问题都要求掌握各种不同类型的证据。”[2]在《历史何为？》中，我们看到作者在当代摄影、电影、歌剧、音乐甚至漫画等各种艺术领域中，洞见了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杂文化与历史遗产的融合以及殖民历史在当代社会的延续，以世界上四个地区欧、非、亚、美洲人口、文化、经济、制度、思想的多样性为重新书写历史的依据，讲述了一个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文化精神交错融通的历史。格鲁金斯基无疑是秉承了布洛赫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历史学方法，更在新的世纪发掘了动态的声像证据，以一本薄薄的小书呈现出一个多维的全球历史，成为当代历史学大师与学界探讨史学方法的又一次极具创见性的重要尝试。

然而，这位大师的对话对象明显具有特定性。“一旦我们越过边界，就会陷入陌生境地，变得无知和充满偏见。”我们似乎可以用格鲁金斯基的这一洞见评价他自己在该作中的表现。这位拉美研究专家在一些涉及东方和中国的部分时，言辞并不客气。他认为重申四大发明的归属问题是中国历史全球化策略之一，他强调足球运动起源于欧洲，抛出了“旧的欧洲中心主义正在与新的中国中心主义的对抗”的说法，甚至借助西方媒体的说法推测中国历史政治电影背后的奥义——“这一切都唤起了对法西斯主义的迷恋。”

我们可以将这些设计理解成作者牺牲中国形象以增加著作在西方的接受度，为了迎合西方特定读者的认知而不得已使用的一种手法。但是，这恰恰说明了“全球化”是一个被构建的空中楼阁。在各地区存有历史性不可调和的种种对立、偏见和猜忌的当下，我们应当如何梳理“全球史”以正确认识“全球化”？这也是格鲁金斯基致力于探讨的问题。

受山东大学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院刘家峰教授委托，译者法籍学术外教克里斯·迪康博士（Christophe Decoudun）将本书译成中文以飨读者，希望对中国学者了解西方当代史学动向和探索如何化解西方现代文明挑战的途径有所助益。感谢我院和西班牙语老师田小龙博士的帮助，感谢本书的责编张湉博士和校对杨林老师的细心工作，由于译者水平有限，翻译中难免有疏误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

卢梦雅（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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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法]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张和声、程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有关本书手稿的一点说明”“导言”。

[2] 参见[法]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张和声、程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