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鲁贝市[1]曾被称为“社会主义罗马”“千囱之城”“法国的曼彻斯特”，成千上万的工人在纺织工厂里操劳……然而那个时代结束了：1910年让·普罗沃斯特（Jean Prouvost）所创建的毛纺厂曾是法国盛极一时的工业代表，该厂在2000年已经倒闭，废弃的厂房横亘在一片废墟中。

——米歇尔·大卫（Michel David）的博客《世界在变化》，2011年

1967年9月，我中学毕业后离开家乡图尔昆（Tourcoing）和鲁贝（Roubaix）赴巴黎求学，后来去了拉丁美洲。一路走来，我何曾思考过这个问题：“历史何为？”几十年后的今天，我意外收到了来自鲁贝市让-罗思堂高中（Lycée Jean-Rostand）一位教师[2]的来信，希望我给他的学生们一些建议，然后到鲁贝剧院观看他们2013年5月28日晚的演出！

学生们的演出素材来自我写的一本书《鹰与龙》[3]。这本书讲述了16世纪初发生的两段历史：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和葡萄牙人入侵中国。在这些遥远的地方，一些欧洲人“发现”了这个星球上还存在着其他拥有伟大文明的社会。结果是，葡萄牙人远征的惨败被历史学彻底遗忘；而西班牙舰队的征伐以胜利告终，并造就了拉丁美洲和混血美洲。虽然《鹰与龙》不是为中学生而写，却与中学教学大纲相契合——体现了“现代欧洲人的地理和文化新视野”。

首先，老师从这本书里选取了用于历史课堂的地图和资料，而后要求学生就欧洲人与当地人之间的交往是逐渐融合还是愈发对立发表看法。尽管这次活动可能与高中生们的学业相去甚远，他们还是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编写出对话并熟记于心，最后无一例外地参与了这两段历史的表演。一部分学生扮演中国人或阿兹特克人，另一部分扮演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尽管心存犹豫，一位穆斯林女生仍然同意登上舞台，扮演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1485-1547）[4]的美洲土著妻子拉·马林奇（La Malinche，1496-1529），她是征服者和阿兹特克人之间的重要媒介。学生们演绎了一些戏剧性的历史片段，比如阿兹特克皇帝莫克特祖马（Moctezuma）被亲信杀害、明政府逮捕了葡萄牙人。于是，在演出结束后的评议和交流时间里，莫克特祖马与当地的卡斯蒂利亚人[5]、中国的正德皇帝[6]与葡萄牙访客得以“面对面”交流[7]。

如果没有老师的耐心工作，这些古老的故事或许永远不会在鲁贝剧院引起反响。更重要的是，自始至终，这些年轻人在两段历史的舞台上面临着一些重大问题：他们发现了另一个文明（更确切地说是另一些文明），不同社会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殖民和征服的“宏伟大业”，欧洲扩张的意义和目标以及被侵略人民的反应。通过编写对话、制作布景、选择服装、调查异国宗教仪式（比如阿兹特克的人祭）、中国人和美洲原住民的社会法则……鲁贝的少年们逐渐熟悉了另一些世界。一旦登上舞台，学生们通过对各种角色的揣摩，比在任何课堂上都更加接近这些历史。这种角色扮演和情景体验很有意义，让我想起了突尼斯导演阿布戴·柯西胥（Abdellatif Kechiche）的作品《躲闪》（L'Esquive，2004）。这部电影讲述了郊区学校的青少年将法国近代剧作家皮埃尔·马里沃（Pierre Marivaux，1688-1763）的戏剧搬上舞台的故事，以及舞台角色对学生们的影响。但不同的是，《鹰与龙》不是一部由电影演员出演的故事片，而是学生们在历史学习过程中，在鲁贝市真实的历史环境中上演的一台戏。

鲁贝几乎是法国最穷的城市，曾在法国移民史上占有特殊地位——这个19世纪的纺织业老牌城市，再也没能在工业衰落中重新振作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三十年光荣时代”早已过去，让-罗思堂高中的教学经验完全来自现代的城市环境。回想20世纪60年代初，我还骑着自行车穿过艾普勒和阿尔玛地区去主日学校[8]上课。然而，这一地区坐落着各式各样的清真寺，居民大多是穆斯林，在这里，拥有天主信仰的我却成了少数人。过去，鲁贝曾是法国社会主义主流“盖思德主义（guesdisme）的圣地”“革命社会主义的麦加”，今天却成为法国“最穆斯林”的城市。社会危机深刻打击了马格里布裔的法国人，他们常常在伊斯兰教中寻求一种身份认同，而这种认同感无论在工会斗争还是共和国理想中均无法得到实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鲁贝市时常成为热门话题[9]，因为这个城市见证了移民儿女进入政界——政治阶层对这一新的参选群体越发感兴趣：去宗教性、教徒在城市中的地位、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一群体所提出的问题打破了法国的政治格局。自美好时代以来[10]，人们一直以为这些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从“本地”到“全球”

通过演出，高中生们懂得了历史不能简化为单一叙事，无论这种叙事是民族传奇还是社群故事。他们意识到，无论在广州市还是在墨西哥城，一些鲜为人知的过去并没有像人们想象中那样已经死去。这些曾被外来势力探索征伐的社会，其命运持续影响着当代世界。[11]这个高中的学生大多来自移民家庭，并且大部分是穆斯林家庭。可想而知，他们对这些欧洲人侵略和殖民地反抗的历史多么感兴趣，因此对演出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反过来，对这些学生而言，欧洲两千年的民族史没什么意义，更不用说那些一向难以把握的历史记忆。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孩子的反应取决于人们将什么归于“历史”和“过去”的范畴。当人们已经能够在世界任何地方理论上可以获取任何信息的时候，对世界的看法便不再属于从前那个时代了。但是，这种看法并不充分，尽管可能永远不够充分。但是，由于以往对历史的看法与当下全球所面对的问题越来越脱节，所以在根本上不适用于我们所处的环境。近20年来，这个星球经历了全球化、数字革命的爆发、西方霸权主义的入侵、伊斯兰世界的觉醒、中国的复兴，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之崛起，这一切必然改变人们的视野。当然，改变我们看法的还有眼前的事实，诸如意大利北部乡下人、荷兰城市居民以及鲁贝-图尔昆地区无产者的人口混合。这一切颠覆了过去的五百年间我们所沉浸的欧洲中心主义，模糊了继承自启蒙时代和19世纪的一些参照标准。

面对新的环境，人文学科犹如欧洲一样有些老旧过时了。如今是社会学、人类学甚至地理学的时代，历史学也算一份。但是，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历史学这门学科何用之有？我们是要通过这门学科把一切带回欧洲，带回到欧洲的过去吗？西方的声音是否仍然具有某种普世性的召唤力？人们大可以自欺欺人地安慰自己说，这样做是为了整个人类的利益。然而，不只是欧洲知识分子后退或者一些后现代主义潮流发起批评[12]，其他世界也已经更新了历史舞台。现如今，我们无法再从欧洲这个角落出发去描述和解读一切。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历史学科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形成，首先发端于欧洲，然后遍及各处。在政客、学者、教育大纲、出版社和报刊的传播下，历史被解释为大步向民族国家进军的叙事，深刻植入人们的脑中。批判性本该是历史学的本质，但是这门长期以来发挥了极大作用的学科却带有致命的偏差。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当历史学开始建立和书写欧洲的过去时却变得更加糟糕。尽管新的尝试既值得尊重又孤立无援，[13]但这一挑战所带来的整体变化备受期待，因为欧洲舆论即便不是散落在千家万户，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忠于国家愿景。牛津大学教授苏德赫·哈扎雷辛（Sudhir Hazareesingh）写道：“法国的历史学仍然是一种积极的国家叙事，充满了保守的怀旧情怀，有助于强化法国人的独特性和归属感。历史学家在20世纪末的重要转折是这一传统的延续。”[14]西班牙历史学家在区域史领域的没落只是一个例子，比利时历史学家放弃了双语制则是另一个例子。在巴塞罗那或者瓦伦西亚，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因使用卡斯蒂利亚语出版发表而受人指摘；尽管比利时大部分地区仍然使用法语，在安特卫普（Anvers），人们又更愿使用西班牙语。历史学，这个欧洲的女儿，似乎无法进入其他大陆——一些美洲和亚洲高校谴责这种欧洲历史学，认为这是西方强加的过去和设置的回忆陷阱。难道这种谴责有错吗？[15]

首先声明，这本小书不是一篇历史学论文。当然，我们可以用常规的方法回到欧洲历史主义的源头，才能更好地把握曾经的入侵、连续的征伐，考察在这个过程中被圈套的枷锁和强行的文化过滤。但历史主义的雄心总是在别处。历史学家的辩论虽然必不可少，却往往是为了重新定义领土而不是为了推翻学术成规，通常只触及专家的研究范围，随着研究对象远离当代世界，论题也越来越少。

不如我们独辟蹊径，先从各方面困扰着我们的“当下”开始。文化产业的全球化及传播工具的敏捷推动着不同形式的“过去”相继涌入我们所在的社会。除高校课堂和专家博客之外，这些过去往往通过学术界所忽视的机密影像和重要报道传播开来，试图回应全球化世界里真实或假想的挑战。不过，我们只有这些途径来了解真实的过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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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国北部小镇，靠近里尔，位于法国和比利时边境。——译者注

[2] 非常感谢我的同事劳伦特·基顿（Laurent Guitton），那时候他就是让-罗思堂高中的历史老师，让我有这样一次与高中生接触的经历。

[3] 《鹰与龙：全球化与16世纪欧洲在中国和美洲的征服梦》（Serge Gruzinski，L'Aigle et le Dragon. Démesure européenne et mondialisation au XVIesiècle，Paris，Fayard，2012）。

[4] 西班牙殖民者，推翻了阿兹特克帝国，其成功策略在于与美洲当地原住民结盟。他与原住民拉·马林奇生有一子，马林奇身份复杂，既是妻子也是翻译、参谋和中间人。下文简称科尔特斯。——译者注

[5] 卡斯蒂利亚人是西班牙的主体人口，卡斯蒂利亚是西班牙历史上的一个王国，西班牙的君主从卡斯蒂利亚王国一脉相传。1496年，阿拉贡王国与卡斯蒂利亚王国联姻，从而合并成为统一的西班牙实体。——译者注

[6] 即明武宗朱厚照（1491—1521）。——译者注

[7] http：//www.ville-roubaix.fr/actualites/actualite-detaillee/article/video-lhistoire-geo-en-scene.html.

[8] 基督教开办的主日学校。——译者注

[9] 例如《鲁贝的矛盾》（Philippe Aziz，Le Paradoxe de Roubaix，Paris：Plon，1998）、1996年对“鲁贝团伙”暴力事件的系列报道、2010年在Quick Hallal杂志上引起巨大反响的一些事件报道以及《纽约时报》2013年的一些报道。相关背景参见《法国激情：城市的声音》（Gilles Kepel，Passion française. Les voix des cités，Paris：Gallimard，2014）。

[10] 指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代，当时欧洲的政治、科技、经济和社会进步显著。——译者注

[11] 此外，这些地区也被打开门户。从前，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欧和更遥远的地区曾向这座“千囱之城”送来羊毛和棉花，阿尔及利亚、20世纪90年代的波斯尼亚、沙特阿拉伯，也通过传道者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部分人口。正是在那时候（1992年）举行了支持伊斯兰救赎阵线的第一次会议（参见Gilles Kepel，À l'ouest d'Allab，Paris：Seuil，1994）。

[12] 如杂志《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

[13] 例如，艾诺迪（Einaudi）在都灵出版的多卷本《欧洲故事》（Storia d'Europa），或者最近罗马法语学校研修日的议题“19—21世纪法、德、意的历史和语言教学交叉一瞥”（2013年10月17—18日）。

[14] 参见《书籍》的访谈（“Entretien” in Book，15，n° 34，juillet-août 2012）。哈扎雷辛著有《高卢神话》（Le Mythe gaullien，Paris，Gallimard，2010）。

[15] 关于这些问题的历史学视角，参见《历史性的政权：现在主义和时间经验》（François Hartog，Régimes d'historicité. Présentisme et expériences du temps，Paris：Seuil，«Points»，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