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马孙的盗版商贩

2008年9月，圣塔伦——巴西帕拉州的第二大城市。在泥泞而拥挤的里约-塔帕霍斯河（Rio Tapajós）岸上，商贩们向游客兜售着各种商品，货摊铺设在相当于码头的空地上。所有人在等待着货物被装上船，逆亚马孙河而上进行运送：冰镇啤酒、烟熏食品、假首饰和各式各样的玩具，午后的骄阳炙烤着岸边成双成对的鬣蜥。

一名年轻的梅蒂斯人[19]向我兜售他卖的DVD。约三十五个影片，碟面印有原版电影封面，装在软塑封袋中。这些影碟都是翻版，确切地说是盗版。在这样一个世界的角落，我居然还发现了亚洲影片。这些盗版光盘毫无障碍地流通着，从电脑数据变成数字产品，再从街头商贩到河边的顾客手中。影片种类很多：功夫片、香港恐怖片、韩国科幻片、喜剧片、文艺片（王家卫等执导），都是些价格低廉、让电影爱好者有新鲜感的作品。

这让我想起了一些旧事。16世纪中叶，第一批欧洲书籍涌入了墨西哥印第安和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村庄。欧洲的印刷技术和知识跨洋过海来到这里，而新世界尚未准备好迎接这第一波西方化的浪潮。从宗教裁判所的记录中可以看出，当地人十分痴迷于西班牙的印刷品，甚至将其偷走：1561年在萨卡特卡斯（Zacatecas），一名当地教徒安东尼因轻罪被捕，他辩解不过是为了虔诚地瞻仰圣人才偷了一幅刻满了圣像的版画。[20]16世纪的印第安人还不懂得如何翻印图书，却已经深谙交易之道：这位安东尼把赃物卖给了同样好奇这些书籍的印第安朋友。

如今，不识字不再是什么障碍，影像光盘的问世完美迎合了这一市场，狡猾的卖家和买家通过技术手段来观看盗版内容，无须文字阅读。相隔几个世纪，伊比利亚的全球化与我们当下的全球化虽然途径迥异，却也有许多共通之处：所有的全球化都调动了技术手段和洲际网络。从西班牙塞维利亚到墨西哥萨卡特卡斯，从中国香港到巴西圣塔伦。在上面两个事例中，情况几乎完全相同：文化殖民活动吸引了当地人的参与，尽管使用了走私或非法的手段：比如萨卡特卡斯的印第安人偷窃和倒卖被宗教裁判所“禁阅”的书籍，圣塔伦的混血盗版商贩游走在法律边缘——复刻亚洲电影。在墨西哥与在巴西一样，利益和好奇心是关键的驱动因素：虔诚教徒安东尼其实不只是为了观瞻圣像，他通晓印刷品上的西班牙文，却仍然毫无顾忌地将偷来的书籍倒卖给其他印第安人，一同分享违法的好奇心。

安东尼的盗窃不过是16世纪的欧洲书籍在洲际流通中被遗忘的一幕。若要了解书写、版刻和印刷在欧洲大陆传播的情况，首先应了解它们在美洲世界传播这个重要环节。全球技术所带来的塔帕霍斯河岸的盗版生意，将社会学、民族学与当下的外部现实对立起来。在萨卡特卡斯教徒身上发生的事，在塔帕霍斯骄阳炙烤下的河岸上发生的事，抑或罗马废墟的事，都远非一个封闭的微观世界或者地方性事件。只有当我们将这些事件从周遭事物中抽离出来，对其暂时性结果的宏大传播过程进行分析，才能凸显这些事件的实际意义。尽管存在巨大的时空差距，这些事例却互相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本地”和“全球”处处相连。上述两个事件看似微不足道，实则说明了关键问题——那就是本地空间已经加入了跨洋地理。全球化的网络始于16世纪并且逐渐收缩，两个事件都是西欧推动下的全球化历史见证。在互联网诞生以前，欧洲的书籍已经征服了世界。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书籍像运货的交通工具一样，为世界各地普及着来自欧洲的知识，曾经被殖民的萨卡特卡斯和新殖民下的圣塔伦都努力适应着这种知识的传播。

因此，“现在”不只是对过去或未来的反映，还具有多面性，其深度随着地点而变化。我们大可不必理会这些“痕迹”，但只要我们严肃地去看，这些痕迹正是全球历史的基础，萌发于16世纪墨西哥和启蒙时代欧洲的出版业，500年后又在巴西和亚洲的电影公司之间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