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国时期的窗口

广州和长崎既是对外贸易的窗口，也是中国人和日本人接触外国人的唯一窗口。在这两个地方，中国人和日本人与外国人的接触方式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

上文曾提到，中国官府轻蔑外国人，并不积极与他们接触。外国人因担心贸易上利益损失而对中国官府言听计从，但这并不是出于尊敬。因此，在广州贸易中，双方的接触除了贸易并没其他成果，反而是外国人通过鸦片贸易中的行贿和收买之举，加深了中国官府的腐败。

而日本通过在长崎与荷兰人、中国人接触，在文化上获得了很大裨益。

日本从中国那里收获颇多，例如18世纪30年代前往长崎的沈南蘋等画家对日本绘画造成了很大影响，汉籍的流入推动了日本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本草学、汉方医学的进步，等等。但对日本后世影响更大的则是与荷兰的交流。

日本与荷兰交往，一是能通过荷兰人了解世界的趋势，二是能通过荷兰人、荷兰语接触欧洲的文化水准。

就前者而言，比较重要的有“阿兰陀风说书”。荷兰船只每次在长崎入港，需向长崎奉行所提交有关欧洲、东印度等的报告书，经通词翻译成日文后，提交给幕府，仅供幕府要人阅览，幕府要人借此了解世界形势。这种“风说书”起源于1644年（正保元年）前后。

中国船只也被要求提交报告，“华夷变态”的消息就是这么来的。此外，出岛的荷兰商馆馆长（甲必丹）在轮换之际赴江户巡礼时，也会带去世界情势的讯息。

荷兰语在日本吸收荷兰文化中起到很大作用，得益于日本的荷兰通词（起初讲葡萄牙语，18世纪20年代开始讲荷兰语。通词作为家族职业被承袭下来，总数有一百二三十人，分大、小、见习三个级别）对荷兰语进行正规而系统的学习。而广州的中国通事仅是通过耳濡目染的方式记住一些简单的“Business English”（中国商人所使用的商用英语），像“What thing want chee?”“Oh, some litty chowchow thing”“How you do? Long time my no hab see you”②等。二者截然不同。

这些通词起初只负责对话和翻译，而被禁止阅读和书写荷兰语。1745年（延享二年），阅读荷兰书籍获得了许可，从这些通词中间陆续诞生了一批学者。

那些想要阅读荷兰语书籍的人，可以从通词那里学习荷兰语，并将它作为吸收欧洲文化的工具。其中最有名的是，前野良泽、杉田玄白等人历时四年于1774年（安永三年）翻译出版了《解体新书》，该书译自德国医学家J. Kulmus所著“Anatomische Tabellen”的荷兰语本。

18世纪末，曾担任荷兰通词的石井恒右卫门（松平定信的家臣）、稻村三伯等人根据荷兰书商法兰斯瓦·哈尔马编著的《兰法辞典》，编纂了兰和对照辞典《江户波留麻》。此后，还出现了简明版的《译键》。长崎的商馆长兹弗也命令通词以哈尔马的《兰法辞典》第二版为样本编纂兰和辞典，在他回国十多年后的1833年（天保四年），终于编纂完成，名为《兹弗波留麻》或《长崎波留麻》。从此，兰书的阅读变得容易多了。

通词另当别论，“兰学”本来主要是各藩医生学习的学问。但他们除了医学，还阅读本草、天文、地理等方面的兰书。尤其是地理书籍开拓了日本人的地理视野。后来，出于海防需要，武士们开始研读兵学书籍。幕末的“兰学”以医学和兵学为主。

毫无疑问，指导“兰学”的是居留出岛的荷兰人。虽然他们中间也有致力于荷兰语普及的商馆长兹弗等人，但医生作为科学工作者发挥的影响更大。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1823至1829年，在出岛上度过自己30岁左右人生阶段的西博尔德（1796—1866年）。他得到许可在长崎市外的鸣泷开设诊所兼学塾，讲授医学和自然科学，给日本兰学者带来了很大影响。

总之，锁国时期中日两国对待外国人和外国文化的方式有着很大不同，这种不同一直延续到了开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