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男性生殖器崇拜、禁欲主义和罪
父权一经发现，性就成为宗教极感兴趣的内容，这也是意料中的事，因为宗教只关注神秘和重要的事物。对农业和游牧社会初期的男性而言，无论庄稼、牛羊，还是女人，丰硕多产是至关重要的。庄稼并不总是丰收，性爱也无法确保怀孕，因此人们借助宗教和巫术来实现心中所愿。根据通常的交感巫术原理，人们认为通过提高人类的生殖能力，土地的生产力也能得到提升。提高人类生殖能力是众多原始社会部族的共同愿望，这一能力通过各种宗教和巫术仪式得以增强。在古埃及，农业在母系社会末期已经开始发展。宗教中的性元素一开始与男性并无关联，而是与女性生殖器相关。它形似贝壳，据信拥有神秘的力量，被当作货币使用。然而，这个阶段已一去不复返，在后来的埃及和大多数古代文明中，宗教中的性元素以男性生殖器崇拜的形式出现。罗伯特·布立福尔所著《文明中的性》（Sex in Civilisation）(1)一书的某个章节对此有一段简短而精彩的描述：
农业节日，［他说，］特别是那些与播种和收割相关的节日，在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时期，为性放纵提供了最好的借口与理由。阿尔及利亚的农民憎恶所有对女性放荡行为的约束，因为他们认为任何加强性道德的举措都会影响农业丰收。雅典的播种节（thesmophoria）依稀保留着原始生殖巫术的特点，女人带着象征男性生殖器的物件，口中说着污言秽语。欧洲南部的狂欢节是对罗马播种节（saturnalia）的继承，节日中出现的男性生殖器象征物成为近几年的显著标志，这些象征物与苏赛克斯和达荷美流行的男性生殖器象征物并没有什么区别。(2)
在世界许多地方，人们认为月亮（被视为男性）是所有孩子的父亲。(3)这种观点自然与月亮崇拜相关。月亮祭祀和太阳祭祀、阴历和阳历之间有着某种奇怪的矛盾，虽然这一矛盾与我们目前探讨的话题并无直接的关联。历法在宗教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英格兰直至18世纪，俄国直至1917年十月革命，都一直沿用着一种不准确的历法，因为那里的人认为格列高利历(4)是属于天主教的。由于月亮崇拜，教士们在各地鼓吹极不准确的阴历，太阳历的胜利是缓慢而局部的。在埃及，这种矛盾曾经一度成为内战的根源。或许有人认为“月亮”一词的性别争论只是语法上的问题，时至今日它在德语中还代表男性。基督在冬至诞生，在复活节月圆时复活，由此可见太阳崇拜和月亮崇拜在基督教都留下了痕迹。虽然赋予原始文明任何程度的理性都颇为轻率，但以下结论却是令人难以辩驳的：无论在何处，太阳崇拜者的胜利都是基于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相较于月亮，太阳对农作物的影响更大。因此农神节通常是在春天。
古代所有异教中都有大量男性生殖器崇拜的内容，这为早期教士们提供了不少辩论时可用的论据。尽管争论不休，但男性生殖器崇拜在整个中世纪都存在，直至新教的出现才最终成功地清除了所有残余。
在佛兰德(5)和法国，淫秽的圣徒并不鲜见。例如，布列塔尼的圣贾尔斯，安如的圣雷内，布尔日的圣格雷卢隆，还有圣雷格劳德，圣阿劳德。整个法国南部最有名的是圣福廷，他因为当上了里昂首任主教而声名显赫。当他在昂布伦的圣祠被法国胡格诺教徒损毁时，这位圣人惊人的生殖器却被人从废墟中抢救出来。它被大量祭酒染得通红，因为崇拜者们习惯于把祭酒浇在上面，然后喝下祭酒，认为这是治疗女人不孕和男人不举的良药。(6)
圣妓是古代另一种十分普遍的习俗，平时受人尊敬的女性到修道院与教士或偶遇的陌生人发生性关系。有时女教士本身就充当了圣妓。或许这些习俗都源于同一个意图，即希望通过神的恩赐来确保女性的生育能力，或是通过交感巫术来保证庄稼的丰产。
到目前为止，我们探讨的都是宗教中认同性的部分，但反性因素在很早就与之共存了。最终，在基督教与佛教盛行之处，反性因素获得彻底胜利。韦斯特马克(7)举例阐述了他所称的“那种认为在婚姻和性关系中存在不纯洁、罪恶事物的奇怪想法”(8)。在一些远离基督教和佛教影响的地区，教士无论男女都被要求发誓恪守独身主义。犹太人中的爱色尼派认为所有的性关系都是不纯洁的。在古代，这种观点甚至在一些极度敌视基督教的圈子里似乎也颇受欢迎。罗马帝国还出现了一种禁欲主义倾向。在有教养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中，享乐主义几乎完全消失，禁欲主义取而代之。《伪经》中的一些章节对女性表现出一种类似僧侣的态度，这与更早些的《旧约》中表现出来的粗鲁男子气概截然不同。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苦行禁欲与基督徒几乎完全一样。物质是邪恶的这一教义从波斯传到了西方，与此教义相伴而来的是所有性关系都不纯洁的信念。虽然它不是以一种很极端的形式出现，但却是教会的观念。有关教会这一主题我将在下一章讨论。很明显，在某些情况下，男性不自觉地被引向了对性的恐惧。当这种恐惧出现后，它与那种更普遍的性吸引一样，成为一种自然的情感。如果我们想要判断哪一种性制度最能满足人性，就必须将它也考虑在内，并从心理上理解它。
首先要明确的是，将信仰视为这种反性态度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不正确的。类似的信仰必须先受到某种心情的激发。毋庸置疑，信仰一旦出现，将使这种心情始终存在，或者至少让人依据心情行事。但信仰不可能成为反性态度出现的主要原因。我认为，形成反性观念的两个主要原因是嫉妒和性疲劳。一旦嫉妒出现，哪怕只是一丝而已，性行为都令人们感到恶心，引发这种行为的性欲望则令人厌恶。一个男人如果能够完全以本能行事，那他会让所有的女人都爱上他，而且只爱他一个人。女人们给予其他男人任何的爱都会使他情绪激动，这种激动的情绪很容易就转变成道德谴责，尤其当这个女人是他的妻子时。例如人们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发现，他塑造出的男性都不希望自己的妻子拥有丰富的情感。在莎士比亚看来，完美的女性会出于妻子的责任而服从丈夫，她不想拥有情人，因为性对她而言并不是件愉悦的事，仅仅是因为道德法律的要求她才不得不忍受。以本能行事的丈夫一旦发现妻子的不忠，内心立刻充满了对妻子及其情人的厌恶，很容易就会认为所有的性都是可恶的。特别当他因为纵欲过度或衰老而变得阳痿时，情况尤是如此。在大多数社会中，老人比年轻人更有权势，所以很自然地，权威而正确的性观念不可能源自那些头脑发热的年轻人。
性疲劳是文明带来的一种现象。它在动物身上未有所闻，在未开化的人身上也极为少见。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中不可能出现性疲劳，因为大多数男性需要新奇事物的刺激才会放纵自己在生理上的欲望。当女性可以自由地拒绝追求者时，性疲劳也不可能发生。在这种情形下，如同雌性动物一样，女性在发生性行为前会要求男性先求爱，直到认为这个男人的激情已足够高涨时才会顺从地接受他。文明几乎无法给人带来这种纯本能的情感和行为。经济因素是使之消失的主要原因。已婚妇女和妓女一样，通过自身的性魅力来谋生。因此，她们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所做的不仅仅是屈服、顺从。这极大地削弱了求爱所起的作用，而求爱正是对性疲劳的天然防御。当男性不再受到严格的道德束缚，他们容易放纵自己，最终产生出一种疲倦和厌恶的情绪，并引发禁欲主义思想的出现。
在嫉妒和性疲劳的共同影响下，正如它们通常所为，反性的情感力量变得十分强大。我想这也是禁欲主义思想在荒淫纵欲的社会中特别容易成长壮大的主要原因。
然而独身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却有着其他原因。那些献身于服务神的事业的男女教士们被看作与神有了婚姻关系，因此他们不得不杜绝与凡人的一切性关系。他们很自然地被视为特别圣洁之人，独身主义和神圣之间也有了某种联系。直到今天，天主教依然将修女视为基督的新娘。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修女与凡人之间的性关系被认为是邪恶的。
除了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因素之外，古代世界后期不断滋长的禁欲主义或许还有一些更加隐蔽的原因。历史上有些时代，生活似乎是欢乐的，人人充满活力，世俗生活的愉悦足以给人们带来彻底的满足；历史上也有些时代，人们意志消沉，现实世界的快乐不足以令人满足，人们借助精神慰藉或是期盼来世以填补当下俗世生活的空虚。比较一下《歌中之歌》的所罗门与《传道书》中的所罗门，前者代表了古代世界的辉煌时刻，后者象征着古代世界的没落。我不敢妄言自己知道造成这些差别的原因。或许是因为一些非常简单的生理原因，例如久坐不动的城市生活取代了积极的户外生活，或许是斯多葛主义者们懒散的生活方式，或许是由于《传道书》的作者没有足够的生活历练而将一切都视为浮华之物。无论原因为何，类似这样的情绪毫无疑问容易导致出现一种对性的谴责。基于上述的原因，或许还要加上一些其他原因，共同导致了古代后几个世纪普遍出现的疲倦情绪，而禁欲主义正是这种情绪的特征之一。令人遗憾的是，正是在这样一个颓废、病态的时期，基督教伦理形成了。在后来的岁月中，精力充沛的人不得不竭力践行一种属于病弱、消沉、幻想破灭之人的人生观，后者早已失去一切具有生物价值和人类生命持续性的感官意识。这将是我们下一章要讨论的话题。
(1) Edited by V. F. Claverton and S. D. Schmalhausen, with and introduction by Havelock Elli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29.
(2) Briffault, loc. cit., p.34.
(3) 在毛利国，“月亮是所有女性永远或真正的丈夫。根据我们祖先和长者的认知，男人和妻子的婚姻无关紧要，月亮才是真正的丈夫。”类似的观点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区都存在，很明显，它们象征着父亲这一身份从不为人知到完全承认其重要性。Briffault，loc. cit.，p.34.
(4) 格列高利历，即现行的公历。——译者注
(5) 佛兰德（Flanders），西欧历史地名，包括今比利时东、西佛兰德省和法国北部、荷兰西南部的部分区域。——译者注
(6) Briffault, loc. cit., p.34.
(7) 韦斯特马克（Edward Alexander Westermarck，1862—1939），芬兰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译者注
(8) History of Human Marriage, pp.151 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