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美国还是一个以初级产品的生产和贸易为主要经济形态的社会时，传播网络这种需要高度组织化和大量资本、技术投入的行业很自然地由国家来投资和运营，而当19世纪的内战结束之后，美国迅速发展为一个工业和金融业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时，将信息传播重新划为一个私人资本的领地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了。因此，从电力通信时代开始，美国将“（传播领域的）优先权长期给予了私人资本”，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而恰恰是美国的国家属性所规定的制度安排。

然而，国家将电报、电话、信息处理等行业的运营权交给私人资本，并不意味着国家本身退出了这些行业的发展，与此相反，如果离开美国政府的培育和扶持，信息传播产业不会在这个新兴工业国家中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发现和认定国家力量在信息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作用正是本书颇具启发性的贡献。正如作者的概括，美国的传播系统“一方面将排他性的优先地位赋予了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和控制力，以及商业用户和商业用途，另一方面，这一系统也在形成过程中和根本意义上，依赖着美国政府”。

在“帝国”崛起的漫长岁月中，领土扩张所需的勘探测量、地图制作、信息沟通，工业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带来的社会治理与社会控制需求，世界大战和全球冷战中的网络通信、数据处理、精密武器研发等，都常常使美国政府成为专业信息处理设备和网络服务的最大买家。政府在关键领域的采购和投资源源不断地为私人资本主导的信息传播业输血，而国家组织和投资的技术研发则为信息处理和网络通信的技术升级和产业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这些直接的培育，国家还不遗余力地为传播业的发展创造法律和制度环境，这突出地表现在美国政府“通过违反竞争对手的知识产权法来实现技术赶超”。席勒的研究显示，作为一个工业革命的后发国家，对先进技术的抄袭和窃取为美国信息科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更有意味的是，在美国最终发展为主要技术出口国的时候，它又转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盗版侵权大肆批评，帮助维护本国大型企业的海外利益。这段有关知识产权的历史真是既合乎逻辑又充满讽刺。

然而，仅仅从服务性角色上来理解国家在信息传播业中的作用还远远不够，由于传播网络运营商和大型商业用户之间经常爆发供求关系上的矛盾争端，国家还必须在垄断、定价等关键问题上进行裁决：西联电报公司对竞争对手的兼并、贝尔电话公司遭遇的反垄断压力、AT＆T在扩张过程中遭遇的抵制，都离不开国家机关的决断。这些决断的依据绝不仅仅是形而上的公正原则，甚至也不是对利益集团实力对比的简单回应，而总是凸显出资本主义在整体上对长久发展的期许。在席勒梳理的电信史上，我们常常看到，为了扶植新生的商业/科技力量，国家在很多时候会选择接纳商业用户的诉求，限制网络运营商的发展，不允许传播领域的行业利益阻碍整个国家资本主义向前迈进。这种总体史观上的清晰意志和具体执行中的狡黠果断打破了有关西方历史中技术和市场自我进化的神话，也让我们认识到，没有什么资本主义，不是“国家的资本主义”。

这些现象还呼应了我们前面讲到的“商业用户”政策影响力问题。席勒在讲座中特别提到：“为什么学者们很难认识到商业用户的重要性？因为这样做就必须承认，正是资本主义本身，而不仅仅是垄断，构成了必不可少的结构性力量。”由此联想到当下有关美国“网络中立”审议的公共讨论，基本上完全回避了传播领域新旧力量之间（也就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和网络运营商之间）在利益上的矛盾龃龉，以及这一提案审理结果可能对信息资本主义本身产生的影响，主流媒体的报道将问题全部指向“反垄断”“公共性”“平等接入”等价值口号，这不正是席勒指出的认识误区？与此类似的还有几年前国内的“提速降费”政策，在前台欢呼的是作为个人用户和家庭用户的普通网民，而最大的受益者却是从国有电信运营商的让步中获利的超级互联网公司。从这些现象中，我们便能看到传播政治经济分析的力量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