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了阐释“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这一历史进程，席勒以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电信政策的转向为轴心，向前后延伸，进行了跨越近两个世纪的传播史梳理。这一丰富而生动的历史叙述展现了国家、国际组织、通信运营商、大型商业用户、传播业劳工组织等影响数字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关键力量如何相互促进或者相互掣肘。

从18世纪末开始的“西进运动”到近两百年后的“美式和平”，我们见证了一个大西洋沿岸的松散联邦如何拓展为横跨两大洋的世界强国，并进而主导了后冷战时代持续近二十年的单极全球化。可以说，美利坚的成长史就是一部国家力量和资本力量协同促进、逐步扩张的历史，而信息传播网络正是这种在横向地理空间中不断延展的“强力意志”进行生产控制和社会控制的基础性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在这几百年的历程中，资本主义必须打破任何试图阻碍它对传播网络进行全盘操控的理念和机制，无论它是自由主义色彩的公共服务方案，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平等主义方案，也无论它来自一国内部的新旧产业矛盾，还是来自国际的争霸竞赛。在这个意义上，铁路、邮政、电报、电话、卫星通信、互联网等通信网络的发展正是内嵌于这一帝国扩张的历史进程中，而绝不是技术演进的自然结果。本书所展现的这一广阔历史背景和狡黠的强力意志正是理解网络传播历史中纷繁复杂的政策争议和利益诉求的关键主线。

从18世纪晚期开始，政府运营的邮政系统就在美国的早期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向西部开疆拓土、驱逐北美的土著居民、开展初级产品的贸易、挫败欧洲的殖民计划，这些拓展国家和资本生存空间的任务都离不开邮政网络提供的服务。对传播的强烈需求在早期私人资本力量还十分有限的美国几乎完全依靠政府投资来满足：到内战前的1860年，邮政支出已经“占到整个国家政府全部支出的将近1/4”。可见，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国家力量就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在传播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然而，国家资助并不会带来传播系统的“公共”属性，对商业用户的优先满足既是早期市场运行的高额成本决定的，也是传播网络得以扩建的最初动力和使命所决定的。到了电力传播时代，这一点更加明显：“美国早期电报需求的90％以上，由商业和新闻界所占据，工人和小农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外”；而当电话开始普及时，“商业用户也不断地组织起来，试图影响政策和费率制定”。由此可见，在网络传播发展的历史上，商业用户对传播业发展施加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正是席勒在这项研究中反复强调并不断证明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理解本书主旨的一条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