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微笑着走上讲台，一眼就看到了刻在他们脸上的岁月，心的闸门猛然间被这几十道渴望的目光撞开，一腔情愫涓涓流向每一个座位。
他们是来自我省文化系统基层单位的干部，年龄大都在40岁左右，又大都是老三届。他们经过一番拼搏，考取了安徽大学和省文化厅合办的文化管理专业“证书”大专班。
我们是同龄人。无怪我们一见面，心灵就产生了感应。
很快我们就成了朋友。他们听课非常认真，认真记课堂笔记，认真做我布置的作业，认真举手发言，认真在黑板上改错别字。课后我们谈文学创作，谈音乐戏剧，谈基层文化，谈儿女情长，谈得更多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风风雨雨，曲曲折折。
有一次课堂讨论，分析台湾作家陈启佑的抒情散文《永远的蝴蝶》的写作技巧。坐在后排的一头花白头发的那位第一个举手。他不但读懂了这篇文笔十分含蓄的优美散文，而且分析得那样细致、精当。他第一次引起了我的特别注目。
我原以为班上有两位年近50的“爷爷”，他必是其中一位。其实，他今年才44岁，太苍老了，待我了解了他的身世，我才感觉我今生今世也算是迎面碰到了一条真正的泰山压不垮的铮铮硬汉！
他叫李再敏，定远县炉桥区文化站站长，人称“定远秀才”。
1961年，他毕业于定远一中。一个还在“梦”的年龄的天真少年，因父亲被错打成定远县反党集团成员而受株连，两次考高中不予录取，只好辍学在家。1963年父亲平反，他即到一个区税务所当助征员。从此他开始一边工作，一边自学、创作。第二年开始发表处女作。1975年他的长篇叙事诗《红枣树》，由画家叶家和配图发表在省级刊物上，开始引起省里的重视。
正当他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时，长子死于车祸。还没有等他从痛苦中走出来，正在上中学的次子又被狐群团团包围，惊吓得神经错乱，最后服毒自杀。痛失二子，老李呼天号地。然而厄运并不就此罢休。紧接着，庙宇焚香引起一场大火；殃及池鱼，偏将他一个苦难之家烧成灰烬，差一点老李也葬身火海。
我实在难以想象他是怎么挺过来的！他没有让命运卡住咽喉。在作文里他这样写道：“我不想死了，我要拼搏，要让人生的征帆，把我驶向胜利的彼岸，我要开始焕发我创作的第二次青春！”
年近50“爷爷”辈的其中一位，是安徽省黄梅戏校副校长、二级演员周旭春。他在黄梅戏舞台上度过了35个春秋，是我省黄梅戏著名的小生演员。他引起我的特别注意，主要不是因为我非常爱黄梅戏，而是班上这位老大对我布置的命题作文《初冬的醉翁亭》完成得十分认真。他的童年是在苦难中度过的，靠母亲帮人洗衣服勉强读了四年书，13岁辍学学戏。他在报考文化管理大专班前，正在参加全国自学考试。白天当领导，晚上做学生，啃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啃外国文学、古典文学，考40多分也要坚持啃下去。一天夜晚，他在把那篇抄得工整秀丽的几千字作文送给我征求意见时，已经是四易其稿了。在接受了我的修改意见之后，又取回去开夜车修改，誊抄。我被他这种学习精神深深感动了。他对我说：“古人说得很对，‘学然后知不足’。文凭对于我已经没有什么实惠了，我是真想学点知识。一为今后黄梅戏的发展，为培养黄梅戏艺术人才，提高一下自己的文化素质和管理素质，二也为自己几个孩子做个榜样。”他的长子在安庆黄梅戏一团当演员，平时演出任务不重，老周要他补文化课、学外语，用知识来充实自己。我从心底钦佩这位老同志的高瞻远瞩，勤奋好学。
丁加胜是来自天长的一位有才气的学生。虽然他长期从事基层群艺辅导工作，但交谈中发现他读书品位颇高。他是老三届中的六六届高中生，年过四十还是那样眉清目秀，看得出他是一个豁达乐观的人。我俩同岁，同届，这位船上长大的船家之子，从小就“最爱读水底之彩云，星月，最喜闭月遐思”，频频做着文学的梦。后来，梦破碎了，“黑五类”的阴影久缠着他，但他没有放弃执着的追求。虽然已经发表了不少作品，但他听每节课都那么全神贯注，那样如饥似渴。
他们中有人对我说，我小时候一边读书，一边帮妈妈卖冰棒，卖稀饭；
他们中有人对我说，我小时候为了交学费，节假日上山砍柴背到集市卖，那柴上都有我身上的血；
他们中有人对我说，我小时候父亲被打成右派，为了躲避学校天天催那几元学费，竟逃学一学期，被母亲绑在树上打；
他们中有人对我说，我读中学时无钱住宿，每天走读来回三十里，坚持了三年；
他们中有人对我说，我读中学为买一支6角8分钱的钢笔，把每天当中饭的菜饼卖掉，二分钱二分钱的积攒；
……
这，就是他们这一代人，也包括我，在校大学生的父辈们走过的人生之路，求学之路。
1991年3月17日《文化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