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项研究的思路和结构安排

本项研究的学科基础是社会理论，定位为对重大范畴概念及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社会学以及社会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总的来看理论研究偏弱，经验研究虽多，但缺少中国化的独创解释框架，特别是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消解“宏大叙事”理论思潮的影响，我国的宏观理论研究又更加偏弱。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活，我们每时每刻都感受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巨轮的轰鸣，都能目睹推动历史进步的大事件、大行动、大举措的发生，都能倾听到中国的“大故事”。固然，社会学者需要对“小生活”“小故事”做见微知著的研究，但也需要有大视野、大格局，从“中国经验”“中国实践”“中国道路”的“大故事”中进行宏观理论的建构。宏观理论研究不等于抽象思辨，而是基于宏观社会事实对实践的理论提升。宏观理论研究将为其他层面的研究提供理论方向、理论信仰与认知基础，使学术研究取得“不畏浮云遮望眼”之效。

本项研究遵循学术有效论证的规则，采取的基本方法论就是从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的“大实践”出发，凝练出“中国问题意识”，进而采取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宏观理论与概念的建构。由于本次研究突出问题导向，我认为最好的研究方式是专题研究，对一个个理论概念进行攻关。这种研究方式最后成书时难免有条理衔接不够严丝合缝之嫌，但却有助于论述的深度挖掘。本项研究的逻辑顺序如下。

首先，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要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汲取智慧。马克思的理论在构建中国社会学理论体系中也是无法绕开的。在今天，我们对待马克思的理论遗产时，既要站在反对西方自由主义歪曲和否定马克思理论科学价值的立场，同时也要反对对待马克思理论的僵化教条态度和依赖传统解释路径的思想慵懒作风。我特别提出，长期以来，存在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和“经济决定论”的误读。我们的研究，需要站在今天的实践高地上创造活的马克思理论。为此，在本书的第一章中，我将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史中有标识性地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进行文本考察。采取的分析框架是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一般”原则置放到马克思社会演进“三形态说”中，经过历史的和逻辑的分析后提出，物质生产在任何社会都是“人类存在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但属于“经济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形态），经济关系构成社会基础的只是部分社会形态的属性，社会主义将为最终“终结”这种社会形态创造条件，实现历史的超越。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基础不是“物质本体论”，而是“生活本体论”，属于文化范畴。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建构应有精神制高点，内在地包含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它的结构应包含“生产为什么”“社会生产何以可能”“好生活的社会形式”相互关联的三个层次。在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重释中，我还提出当代中国发展要把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和社会主义目标的至上性内在地统一起来等观点。

在第二章中我们在梳理学术史的基础上，对社会范畴进行了新的阐释。这是一个很艰难的研究任务，因为自从具有科学意义的“社会”范畴被发现以后，西方社会学对其概念意涵的认识长久陷入迷思，各种解释已不能为人类新的社会生活实践提供卓识洞见。本次研究发掘出了一直被学术界忽视的费老对社会解释做出的独特贡献，费老打破了西方社会学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把“生活”引入社会概念内涵，建立了社会范畴的生活论研究范式，返璞归真地提出社会不过是一个个人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群体结构方式。费老的这一“社会的再发现”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不但破解了围绕社会范畴的一系列难题，而且重建了社会学信仰，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解释模式，也为中国社会学创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开辟了前进道路。

在上一章用“生活论”阐释“社会”范畴之后，第三章进一步形成的问题意识是：“生活到底是什么？”“生活”可不可以成为具有重大解释价值的科学范畴？提出问题的现实迫切性是：中国以至全球的发展日益把对人的生活及生存状态的考量提到了核心议程，但当代发展对生活理论的需要同生活概念的不成熟性之间形成巨大反差，人们往往在未经反思的前提下使用并不确切和完整的生活概念。因此“生活是什么”的问题成为待解的重大课题。本章在学术批判的基础上揭示了生活概念质的规定性，指出生活是由个体所承载的人的特有生命形态的社会性存在、展开、实现形式及意义追寻组成的行动集合，并在主客体互动生成中内在地成为社会建构的核心结构和社会变革的深层动力。本章还在同日常生活、日常性概念的比较中进一步揭示了生活概念的整体结构和特性，论述了生活概念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石性概念地位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范式创新意义。

第四章中，我们特别超越现行的理论研究范式，对建立社会学新的“生活论”研究范式进行了论证。本章的问题意识是，社会学发展至今尚不是一门业已成熟的学科，一些流派和思潮仍没有完全摆脱“某种幻象支配”，所形成的研究范式往往偏离生活本真。因此在今天，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是从实践对理论的需要出发，不是在枝节上而是在总体上返璞归真地提出更具解释力的研究范式。在这方面费孝通晚年突破西方社会学的理论阈限，提出了建立“生活论”研究范式的理论思路。此外，日本社会学创立“生活结构论”，特别是广田康生在对移民社会的考察中，从生活逻辑出发，通过对生活者在日常实践活动中如何结成“个人关系网络”进而在同正式制度的勾连中如何组建起属于“自己的社会”的实证研究，为“生活论”研究范式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启示。本章的重点是综合费孝通和广田康生的研究，从基础理论、方法论、概念体系以及可操作的研究方法等五个层面建立起“生活论”研究范式的整体分析框架。这对增强社会学的解释力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章在上述各章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在走“生产型社会”道路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西方的“消费型社会”模式是不是我国发展的必然选择？扩大消费内需是否等于走“消费型社会”的道路？本章从“全球化时空结构”及中国“新型现代性”的理论视角出发，首先从演化史的角度分析了西方消费型社会在其发展中表现出的社会进步和具有致命弊端的两面性及不可持续的特征。其次，从“全球化时空结构”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在促进消费、提高人民生活福祉的过程中可以从西方“大众消费”发展模式中汲取有益成分，深化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改革，但不能顺应西方经济霸权主义，采用“消费型社会”的模式。再次，从中国现代化的“新型现代性”性质、当代社会理论的最新成就以及中国国情实际出发，论证了中国创造新型的社会文明、走“生活型社会”发展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提出“生活型社会”发展模式的现实与理论价值。

本书的最后一章即第六章，涉及的是我长期研究的生活方式领域。我从本书的思路出发进行了新的阐述。如前所述，“中国梦”的核心内涵是“创造人民的美好生活”。创造美好生活，一方面需要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比如，我国提出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五位一体”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从根本上就是为普遍的、具体的、个人的“美好生活”的实现创造良好条件，但美好生活又是一个个生活主体自我构建的过程，这个方面的问题正是生活方式的研究所要回答的。在本章中除了梳理学术史外，我重点总结了我国自1981年生活方式研究起步以来30多年研究历史的经验，重新对生活方式的理论结构、生活方式在“美好社会”建设中的功能等问题进行了论述；从生活方式视角对一系列重大理论的关切做出回应。

在上述的研究中遇到了一些重大的理论挑战，我所做的一些创新性阐释总体上看属于探索性研究范畴，如果所做的这些研究确实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问题，我也就感到欣慰了。书中的观点或许被认为有些偏颇，但我的体会是，只有“偏颇”才能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当然顺着我的研究思路，还会有许多新的需要求解的理论问题被提出来，同时还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落地”，做些更具体、“尽精致”的研究，实际回答生活中提出的理论问题，我会继续我的探索历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