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的学术研究的心路历程

我想借此谈一下我上述观点形成的学术心路历程。

我是20世纪改革开放后的70年代末从省委机关转到刚刚恢复的社会科学研究部门的。在此之前的人生经历中，我经历过新中国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有过对“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全过程的痛彻记忆。1964年大学毕业后，由于长期在基层工作和生活，深切感知人民生活之艰难。我是新中国第一批戴红领巾、最早唱《让我们荡起双桨》的少年儿童，社会主义能给人民带来幸福生活的信念深扎在脑海之中。从那时起受到的教育和书香门第的家庭背景，使我一直怀有“济苍生”的志向。也正是这种志向，使我在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后，选择了认为最能体现我的意愿的刚刚恢复重建的社会学专业，并很快确定了更能体现“以人为本”诉求的生活方式研究方向。

我国的生活方式研究始于1981年，在那一时期，呼唤生活方式研究的有于光远、杜任之、罗元铮、王玉波等学术前辈和“老革命”，他们都有较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国学基础。我是其中的晚辈，但与他们不约而同地产生了相同的想法，并在1981～1982年发表文章倡导生活方式研究。我和这些学者共同表达的思想，即依据“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的理论，提出我国在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指导思想，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以后，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一定要把在全社会创造良好的生活方式作为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目标并将其纳入战略层面加以考量，避免发展中出现新的伤害人们真实需要的负面因素，最终实现人民生活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与目标。那一时期，我一方面主要依据我所熟悉的马克思的理论思想做了生活方式理论的探索工作，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获得我国第一个研究生活方式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资助，完成了《生活方式概论》《闲暇社会学》等专著；另一方面，又从1980年开始了实际的社会调查工作，撰写了我从事社会学研究以来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城市职工家务劳动研究》，并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中、英文版上发表。该文从特定的视角，全面揭示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那个时期城市居民的实际生存状态，并对如何改善人民生活提出了诸多政策建议。该文发表后获得了很大的反响和理论与实践效益。由于从事专业研究之前我打下了较好的社会调查和文字功底，所以进入专业研究的速度比较快。我对生活方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差不多贯穿了整个80年代，这一时期是研究成果非常丰硕的时期。当然，80年代初的意识形态气候乍暖还寒，我也因文得咎过。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我国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大幅度改善的同时，出现了以“翻番”为纲、GDP挂帅等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倾向，特别是到90年代中期以后，在GDP挂帅、“市场迷信”风潮的影响下，社会发展出现严重的失衡问题，物质主义、“金钱拜物教”、消费主义的风潮愈演愈烈，在人们的生活方式领域出现了许多消极现象，表明我国的发展对于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具有悖论的性质。一方面，由于受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国家对私人生活控制放松以及社会开放等因素的影响，人民的生活方式自由度增强，我国整体生活方式获得了巨大的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在社会失衡、物质主义、“金钱拜物教”等风潮的影响下，在生活方式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价值迷失、信仰真空等“生活方式危机”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我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感觉到了，于是我形成了这样的学术思考：研究生活方式不能就自身研究自身，解决人们“怎样生活”的问题须同社会“怎样发展”的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后来我把这种学术思考概括为寻求“生活美”与“发展美”一体化的研究思路和学术追求，并力求将其转化为我的学术实践。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开辟了发展社会学和现代化理论研究方向，经济与社会如何协调发展、社会结构如何平衡的问题成为我的重要研究课题。在这期间我发表不少相关文章。1988年在权威期刊上发表的《改革、发展：整体性及其评价体系》一文中详细阐述了中国现代化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以人的发展为本位，走经济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路子”，引起较大反响。1990年，我在全国性的一次重要学术会议上，提出了创建“经济与社会发展实验区”的倡议，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采纳，并在湖南省弋阳市、山东省莱芜市和黑龙江省肇东市先行试点。中共黑龙江省委任命我兼职黑龙江省肇东市副市长，具体负责实验区的实施工作。

但是，总的看来，这项实验工作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主要原因是作为实验主体的地方党委和政府的行为是受GDP政绩考核指标指挥的，为了攀比经济效益，相关人员在施政上往往以牺牲其他事业的发展为代价，甚至一度把色情业视为“无烟工业”鼓励发展。这样，实验区的实施方案自然难以得到落实。从全国性更大范围看，人们为“GDP主义”和“市场迷信”的思想所左右，反映在政策实施上，则表现出很难同市场自由主义划清界限，并导致社会贫富悬殊、官员腐败、生态破坏、道德沦丧、生活文明程度降低等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的发生。于是“发展为什么”问题又重新引起了我的思考。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撰写了《繁难的超越》《人类生活方式的前景》等专著以及一系列学术论文。在这些论著中，我反复论述和明确提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的问题，在多篇论著中我提出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应是“以发展生产力为基础，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努力使发展速度和质量取得平衡，从而走出一条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并阐明要正确处理好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三对关系，将协调发展作为“发展美”的理想模式。在此基础上，要努力构建一种体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的内在身心和谐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就是“生活美”的体现。“生活美”和“发展美”的统一，体现的是“美好生活”和“美好社会”构建的统一。

我对这些思想主要是从发展理论加以表述的。我除了吸收马克思的一些理论思想之外，还特别从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印度裔学者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这部著作中获得了启示。在该书中，阿玛蒂亚·森用人们享受生活的“可行能力”和“实质自由”来定义发展的内涵，指出创造财富、增加收入等“功能活动”最终只属于工具性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从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意识出发，我于2008年撰写了《发展：回归生活本体》论文，并于当年在长春召开的中国社会学年会上做了大会主题发言。

但是在这之后，我的研究思路又进一步发生了变化。我感到，中国目前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主要是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形成的。西方社会学以至整个社会科学的产生受到自然科学的很大影响，科学主义、本质主义和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居主导地位。在思维方式上往往是现象与本质、主体与客体的“二分式”，按照这种思维方式，认为“生活”并不能提供“世界本质的信息”，因而在理论体系的构建中，西方社会学是排斥生活地位的，这又突出表现在对“社会”这一基础性、总括性概念的界定上。从西方古典社会学的两大流派的主导倾向看，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奉行的是“物化观”，他所讲的“社会事实”往往是外在于人和滤掉生活的；以韦伯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又往往把社会视为个人行为组合和相互关系体系，否定社会的实在性。后现代主义社会学虽然对古典社会学进行了全面的解构，但对社会概念的各种解释同样没有给生活留下多少位置，其中一些后现代主义流派甚至否定了社会概念本身存在的合法性。

对于西方社会学中把人的生活物化、抽离化、外在化的倾向，许多西方学者进行了批判。比如，法国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就指出，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模式基本上借用了上个世纪物理学的研究模式。这种模式是机械论式的，同时也是决定论式的。因为它是按照一种直线性的因果关系，研究对孤立的现象产生影响的规律和规则……这样的审视从社会学的领域排除了一切设想事件参与者、主体、责任、自由的可能性”，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学“专业化所导致的结果是，人们对现实世界，对社会、对人和生活的思想贫乏至极”。还有的西方学者对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社会理论的世界观进行了批评。比如胡塞尔指出“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受到实证科学的规定”，但因此却使“极其重要的问题被轻描淡写地抹去了”，这种研究只关注事实，却不关注人类的命运和生活的意义。他还指出，由于人们的全部思考已经将理念世界作为自己的基础和出发点，所以真实的生活世界被掩盖了。加芬克尔也指出，以“科学性”牺牲“社会性”，抽离丰富的社会情境与真实的社会内容，其建构的理论缺乏必要的解释力与说服力。总之，正像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概念体系的根本缺陷是“遗忘生活”。我们需要在理论批判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理论和概念体系的构建，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突破西方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研究范式。

写到这里的时候，正好快递员给我送来了网购的台湾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先生新近出版的《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一书，我立刻快读起来。在该书中，作者以恢宏的“致广大”气势和“尽精微”的观察，放眼中西历史300年，站在历史的高处，深刻地论证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石破天惊的巨变和创造奇迹的历史意义。他指出，正是通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形成的“中国因素”构成人类历史的分水岭，启动了“四重历史趋势”的大反转。“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的是一场千百年未有之大变，带给世界的是历史坐标开始翻转。中国的发展经验打破了所有人类社会的历史记录，颠覆了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所解释的各种解释模式与理论预期。”该书令我感动的是，一位台湾学者在书中流露出的是作为炎黄子孙的自豪感，表达的是中华民族迅速崛起所引起的心灵深处的激荡和惊喜。这启示我们，今天到了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体性，来建构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时候了！必须认识到，中国学术已进入了原创时代。

目前我国13亿多人，正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奋发努力，在“中国梦”三个要素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中，核心是“人民幸福”，概括起来就是我们不但要实现国家强盛的“发展美”，也要实现惠及每个人的“生活美”。关于这一点，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9月23日发表的《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中做了很多明确的表述，在提到中国发展时，他说：“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必须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标志不但要体现在经济总量的提升上，也要体现在“国民生活的魅力度”上。从这样的发展理念出发，我们在重释作为社会科学总概念的“社会”意涵时，其内涵应能容纳“发展美”“生活美”的诉求和建构。为此，就要在解释“社会”概念的研究范式上敢于突破，要有中国学者的担当和勇于挑战。经过繁复的研究，我找到的研究方式就是建构“生活论”研究范式，把生活纳入社会概念的内涵并形成新的概念结构和解释框架，这也就是我在第一部分讲的本书的基本立意，并以此出发，进一步阐释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下一部分要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