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社会主义的历史超越和新的“轴心转换”

下面我们依据“三形态说”考察“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即共产主义的“社会轴心转换”。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社会轴心转换”的过程，在今天已经呈现为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因此，考察这一轴心转换已是一个实践性的理论探索课题。

基于此，我们首先要提出的一个研究路线是，研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密切结合，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性就在于，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揭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揭示新的社会形式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这就是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即资本主义运行结构和过程所进行的矢志不渝的研究，不是停留于学术兴趣，而是要揭示这种社会形式的历史暂时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揭示最深刻、最系统的著作当然首推《资本论》。这部巨著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动力，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法则”，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商品生产体系，而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两面性”，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驱动力就是寻求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的最大化，交换赖以进行的方式就是市场经济关系的建立。交换价值以抽象劳动为基础，可以用一种抽象的量化比例来计算。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一切矛盾都直接来源于建立在交换价值生产基础上的体制特征。

资本和市场是人类在资本主义文明中发明的经济形式，马克思并不否定资本、市场以及资本主义在人类发展史中的进步作用，他用“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即个人的权利得到承认来表述“第二大形态”，这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他充分肯定“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更不用说此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了。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表现在它使社会中的人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自然共同体和人身依附等级特权制度中解脱出来，获得了人的独立性和个人利益的正当性，资本主义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个人独立性、正当性的确立。

但是马克思又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的两面性和悖论性质。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物的依赖”经济关系为社会轴心的，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实现“物”的最大化和资本最大限度的增殖，这是这个社会的主要行为动机。因此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是为资本的逻辑所支配的社会，人的社会存在不表现为直接的人的关系，而是表现为物化的商品货币关系，并使这种关系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致使人的生存处于异化、物化状态。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的出现把市民社会关系转换为纯市场关系，它把以往社会的“神灵准则”变为“市场准则”，人被市场的经济力量控制，其结果是“一切神圣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没有任何绝对的价值，因为对货币来说，价值本身是相对的。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可让渡的，因为一切东西都可以换取货币而让渡。没有任何东西是高尚的、神圣的等等，因为一切东西都可以通过货币而占有。正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样，在货币面前不存在‘不能估价、不能抵押或转让的’,‘处于人类商业之外的’,‘谁也不能占有的’,‘神圣的’和‘宗教的东西’”，即它在“除魅”的同时，却使社会被抽象的资本逻辑统治，正如我国学者指出的，“‘资本’作为‘抽象力量’，首先意味着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人们全部生活的终极的‘绝对存在’，它主导着人与世界、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构成全部社会生活的轴心原则。在此意义上，‘资本’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存在物的内在‘本质’和‘实体’，一切存在物都必须在资本面前证明其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否则就将失去共同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由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个人的存在要屈从于资本物化关系，个体存在的价值被置换为物的价值。

所以，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虽然使人获得了独立性，确立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正当性，从而使生产力的发展获得动力，但“个人”不等于“有个性的人”，个人利益正当性的确立不等于自由个性的确立，正像本雅明所注解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表现为主题的那个人，实际上是驼背老人操控的“木偶”。所以，今天当我们清除封建主义的影响而推进人的解放进程的时候，对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我国来说，把这两者区别开来具有很大的意义。资本主义物化的社会关系把作为一个个体或者抽象个体的人们联系起来，但用与他们的个性完全相违背的枷锁把他们束缚在一起，资本主义呼唤巨大的生产力，但并没有像启蒙运动所宣称的那样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反而出现了自由个性同他们实际的个人生活形式脱节的局面。

因此，马克思认为，从人本身的发展史来看，资本主义不过是人类社会的“史前史”，而共产主义作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将开创人类的“真正的历史”，社会的轴心将从物化的经济关系主宰的社会转换到以“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为轴心的社会形态上来。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在个人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之上。该社会排除一切不重视甚至贬斥个人而存在的东西，但也认为只有在社会共同体中作为“联合起来的个人”，通过使用集体生产的劳动成果，才能真正实现个性化存在。因此，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个人的特殊天赋和能力才能得到充分发展。这就是说，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类社会形态的“第三阶段”虽然需要凭借“第二阶段”的“创造条件”，但并不是沿“第二阶段”的“社会轴心转换”轨道发展的，而是确立了新的完全不同的“轴心原则”。

从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这一全新的“社会轴心转换”的理论论证中我们可以获得的如下认识。

第一，资本主义是在人类社会的三大形态中唯一的、以生产资本的经济关系构成社会基础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将消除经济关系即资本逻辑的统治地位，而成为回归人本身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为人类营造崭新的美好生活家园。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论证，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从性质上说已不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形态”。它在经历了“第二阶段”资本主义完备的“经济形态”之后而进入“第三阶段”，在更高层次上回归为“社会形态”，但同第一阶段相比两者有本质性的区别。在“第一阶段”的社会形态中，个人并没有从“自然共同体”和政治统属中独立出来，而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构成社会发展的前提。

但是，从受经济必然性制约的“必然王国”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王国”，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过渡过程。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有很好的表述。

社会的现实财富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不断扩大的可能性，并不是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的长短，而是取决于剩余劳动的生产率和这种剩余劳动借以完成的优劣程度不等的生产条件。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

这段论述的后半部分中关于把生产力的发展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的论述，实际指的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而这个发展阶段尚未消除经济必然性的制约，处于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化的过渡阶段；从性质上看尚未脱离“经济的社会形态”范畴而进入真正的“社会形态”，属于从“经济的社会形态”向更高层次的“社会形态”过渡的社会形态。我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我们仍然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运用物质的力量实现自身的繁荣发展。不仅如此，国家也将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构变成服务于社会的机构，并逐步通过总体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从而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完成国家消亡的辩证性转化。

依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把与马克思“三形态说”对应的社会经济形态生成、发展、完备到消亡的演化过程用图1-1加以表示。

第二，随着社会轴心的转换，新的社会形态运行的动力系统也将发生改变，具有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的人将成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毫无疑问，共产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物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但到那时生产力不再是外在的客观力量，而是内化为人本身力量的自我确证，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和外化，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业不过“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对生产工具的一定总和的占有，也就是个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总和的发挥”。在未来的社会，人们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闲暇时间日益增多，生产劳动活动日益具有高智能化、个性化的特点和精神的形式，人的消费活动也日益具有了自我实现的性质，而生产这些能体现更高需求产品的主体，只能是自由劳动和有个性创造能力的人。因此，对未来社会深层根本动力的表述，将不再是外在化的生产力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运动，取决于具有自由个性的人本身的全面发展及创造力的增强，即马克思所说的“个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总和的发挥”。这里所说的人不是费尔巴哈所说的抽象的人，而是社会关系中的人，是“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体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的个人。到那时，社会不再仅仅是保证物质生产的手段，而是“具有创造性的个人以自身为价值的组织形式”，这将彻底终结“经济决定论”。如果说未来社会有什么“决定论”的话，那一定要到新的社会条件所产生的新的主体人自身的发展和能力增强中去寻找，到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中去寻找。人的能力增强和个性发展对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就是在今天的发达国家和我国的现实发展中也已经清晰显现，并不是所谓的虚幻的乌托邦。

第三，在未来的社会，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需求将取代经济学而上升到主要地位。由于在未来的社会形态中经济关系不再占有统治地位，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凭借全面的社会系统要素，因而在解释社会发展的话语体系中经济范畴的地位将下降，社会范畴、文化范畴的地位将上升；解决由经济的稀缺性产生的社会问题将减少，而解决由社会和文化心理稀缺性和困惑产生的社会问题将增加，因此对非经济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需求，特别是对人文学发展的需求将增加。因此，“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局面将改观，而对非经济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研究需求将增加。

需要一再提醒的是，我们基于“三形态说”所做的这种理论描述，绝不是要在现实发展中忽视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地位，因为消除经济必然性制约的根本途径恰恰是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本身。对于这个道理，美国学者英格尔哈特的观点是有启示的，他认为从全球化的角度看，人类社会正经历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但这个转变是以雄厚的物质基础为前提的，“按事物的自然本性，成为后物质主义者的往往是那些生来享有全部物质财富的人，正是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们为什么走向了后物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