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序言》理论逻辑的历史边界

为了回答上面设定的问题，我们首先考察一下马克思在《序言》中提出的“一般原则”同“三形态说”中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契合关系。为此我们从马克思《序言》写作的具体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谈起。

1．《序言》写作的社会背景

公认为马克思创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第一部成熟之作，是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基础上于1845～1846年同恩格斯一起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但马克思、恩格斯在生前并没有出版过完整的版本。马克思在《序言》中回顾这本书的写作目的时说，当时的写作目的主要是“自己弄清问题”。其书主要是从哲学角度做的研究。恩格斯后来在提到该书的写作时曾说：“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

马克思在完成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清算任务之后，他的学术兴趣由哲学转向了政治经济学，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研究工作。资本主义社会即市民社会同以往的社会形态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经济形态，以生产资本为基础的经济领域成为独立的领域，经济关系、物物联系成为社会的基础并支配其他社会领域，因而马克思认为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在于政治经济学，“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马克思在英国伦敦拟订了包括《资本论》在内的庞大写作计划，《序言》就是他在研究过程中“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

通过对上面《序言》写作背景的简述，我们更加明确的是，正如马克思所申明的那样，《序言》的研究结论是通过对“市民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研究得出的“总的结果”。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剩余价值生产为动机的社会，物质生产和交换价值的最大化是资本主义关系体系的特征。经济关系即市场关系对其他社会领域发生着支配性作用。比如，早期一些西方学者就指出，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来看，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经济和政权的分离”，“国家财政收入依赖于它本身并不能直接控制的资本的稳定（Valor Sation）和积累过程”。对于当今的美国社会，西方传媒也给出了一个很恰当的比喻，一艘巨轮，真正决定船的航向的不是船长（总统），而是坐等头舱的人（大财团）。所以在今天的美国，不管哪个总统上台，他的经济政策都不会太离谱。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说过：“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从经济和社会的关系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建立，最根本地体现在雇佣劳动制度上，工人只有接受雇主控制的有报酬的职业，使其成为资本扩张的工具，才能维持生存，因而工人的生活和自身都是受制于经济关系的。至于在精神文化生活领域就更受盈利目的控制了。所以《序言》通过对市民社会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属性，就连对马克思的《序言》持批判态度的西方学者也充分肯定了这一点，比如吉登斯认为马克思在《序言》中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分析，对于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类型的资本主义具有特别的参考价值”。

但问题是，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否完全适合于“三形态说”的“第一阶段”。对于“第一阶段”即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马克思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曾划分为几个不同类型的社会形态，但从“三形态说”看，则同属于“人的依赖关系”社会形态内的自然经济的几个历史时代，与从“人的依赖关系”向“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态演进并不直接对应，在马克思看来“第一阶段”内部诸形态的区别要小于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区别。

2．《序言》写作时的学术背景

为了搞清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回顾一下马克思写作《序言》时的学术背景。在马克思写作《序言》的年代，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地质学刚刚处于起步不久的阶段，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也只局限于有文字记载的西欧社会的历史，最早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所以马克思能接触的研究资料比较有限，对人类的早期社会，尚未能形成“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概念。比如，由于对原始社会了解不够，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于人类社会存在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问题做了如下表述：“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演进的，而这种对立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又是各不相同的”，只是后来恩格斯在看到新的资料后才做了修正。1888年他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语做注释时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依据西欧的历史，把人类社会形态演进图式概括为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共产主义所有制；而由于接触到印度农村公社和东方社会的资料，他又在《序言》中把亚细亚生产方式排在第一位。在马克思的认识中，亚细亚生产方式属于最早的原始社会，而实际上亚细亚所有制，并不是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部落所有制的人类社会开端的原始社会。直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接触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以后，才系统地把握了原始社会的特征。到了晚年，马克思又发现了俄国“农村公社”这种古代原生社会形态的最后形式，即集体占有制形式，在致查苏利奇的信中，其提出了俄国存在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多元发展的可能性。这些都表明，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对自己的研究也是不断做出修正的。

还要指出，在《序言》中马克思把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形成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及变迁动力的认识、通过逻辑演绎推导之前的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形式，并不完全是基于历史批判的经验基础。按照这种表述，人类社会在客观上形成了自始至终由经济关系居主导地位的、线性的“经济决定论”的进化过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表述上的失误，也同马克思自己的其他研究之间形成一种张力。比如，几乎在发表《序言》的同时，马克思还起草了为写作《资本论》做准备的笔记，这就是《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该著作中专门有一节是考察“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一旦依据历史资料对资本主义前诸种社会形态进行具体考察，得出的分析结论就不同于《序言》的逻辑推论。这些表述归纳起来就是：在资本主义以前诸种原始的“古代世界”的社会形式中，生产是同“自然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和经济活动屈居于自然共同体的社会关系之下，经济领域并没从自然共同体中分离出来，特别是马克思在晚年，通过阅读摩尔根、巴霍芬、科瓦列夫斯基等人的著作后，更加肯定了原始社会形态的非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性质。

资本主义在人类史上第一次建立的资本/雇佣劳动关系，是以社会形态的瓦解与断裂为基础的，以往的社会形态也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也有商品交换活动。以中国为例，虽然到宋代市场交易活动已经相当发达，但并不占主导地位，也没形成完备的经济形态，完备的经济形态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才具有成熟性。因此，资本主义同以往其他社会形式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其他社会类型之间的差异，对于这种差异，涂尔干用“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滕尼斯曾用“共同体”和“社会”的概念加以区分。

在前资本主义诸社会形式中，经济关系并没完全从社会领域中独立出来并获得支配性地位，这已为大量的社会人类学、历史学的研究所证明。英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于20世纪40年代早期撰写了名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作者在研究了大量人类学、历史学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近期历史和人类学研究的突出发现是，原则上，人类的经济是浸没（submerged）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他的行为动机并不在于维护占有物质财富的个人利益；而在于维护他的社会地位，他的社会权利，他的社会资产。只有当物质财物能够服务于这些目的时，他才会珍视它。不管是生产的过程还是分配的过程，都不曾与维系于财物占有的特定经济利益相联系……一个小型的狩猎或捕鱼的共同体中的这些社会利益，与一个巨大的专制社会中的相比，是非常不同的，但在以上每一种情况中，经济体系都是依靠非经济动机得以运转的”，在这些社会共同体中，“没有任何单独的和明确的以经济动机为基础的制度”，“直到西欧封建主义终结之时的所有经济体系的组织原则要么是互惠，要么是再分配，要么是家计，或者三者之间的某种组合”，“再分配反过来也倾向于将经济制度本身融入社会关系当中”，“经济体系，从原则上说，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物质货品的分配是通过非经济动机来保证的，如互惠、荣誉等等”，“货物和服务的交换通常发生在持续的伙伴关系之间，或者与明确的社会纽带相关，或者与多种多样的非经济事务相伴”。因此，波兰尼认为，研究前资本主义经济，要把经济作为社会“制度过程”来探讨。

波兰尼还论证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发展阶段，社会其他领域发生的变化并不完全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在欧洲封建社会，作为主要生产工具的犁被引入以后的上千年时间中，生产手段并没有多大改变，但在政治、智识、文学艺术上却发生很大变化，所以并不能用经济决定论加以解释。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某种类型的经济，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在任何时间段存活”。《序言》在对历史唯心主义的批判中强调，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全部人类社会的基础，这无疑是正确地把对社会历史的研究置于自然的必然性之上，因为人类只有不断地同外部自然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才能生存。但问题是经济关系在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情况，并不是前资本主义各社会阶级所共有的现象，这些社会形式也并不是完备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或这种形态的完备形式。

马克思在《序言》中对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到现代资本主义不同历史时期“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只做了“一般”表述，并没能像在后来致查苏利奇的信中那样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做出具体分析，这除了反映当时对前资本主义诸社会形态的资料掌握不足外，也可能同那个时代的学术风潮有关。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经济的社会形态有一个演进过程。马克思晚年在1881年写给查苏利奇的信中，把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分为两部分，即原始社会的“原生社会形态”和私有制出现以后的“次生社会形态”。“原生社会形态”不是经济形态，“次生社会形态”是向“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形态。“在古希腊、古罗马所建立的是社会经济形态的最初形式，经济（市场）关系在其中还不具有独立的作用，并与前经济（直接个人的）关系紧密交织在一起。物物联系、经济关系对所有落后关系的最终胜利，发生在社会经济形态的最后阶段——“资本主义阶段”。

在中国长期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业文明中，从经济和社会的关系来看，物质生产是嵌入以家庭人口生产为基础的伦理化关系之中的；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来看，经济关系是屈从于封建宗法等级政治的阶级关系的，构成了一种不同于奴隶制的剥削形式；而在社会共同体中，经济动机又是淹没在血缘关系之中的。这种情况即使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夕、尚未受到商品市场经济冲击的东北农村地区，也是可以看到的。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在黑龙江省肇东市昌五镇从事农村调查，看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农民自留地里种的蔬菜自食有余，又不作为商品出售时，那么邻里之间常常可以在无须告知主人的情况下去采摘，以互通有无；农民修房子或盖房子，采取的不是经济关系的“雇工”行为，而是邻里之间无酬劳的“帮工”形式。

在19世纪，当古典经济学、社会历史学、政治哲学以及一般社会学兴起之时，研究者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研究中提出的假说推广至全部人类社会。按波兰尼的说法，这已成了那个时期各学科不言而喻的“公理”和“集体无意识”，波兰尼把这种学术风潮归结为“19世纪的偏见”。马克思学说的重要来源之一是英国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亚当·斯密的学说。但斯密从近代政治哲学对于人性的理解出发，认为人类天然具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秉性”，依赖于市场的劳动自古以来就存在，因而形成了后来的“经济人”概念和相互交换的原始人模型。

在经济学的平台上，斯密发现了透视人类社会和历史变迁的全新的理论范式，这就是把经济和财产权类型作为划分不同阶段的标准，社会体制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生活条件与财产制度的直接产物，全部历史依据这个标准可以分为狩猎社会、游牧社会、农耕社会和商业社会四个阶段。通过引入这一历史性视角，斯密论证了现代市民社会关系的合理性……商业社会之所以是最好的社会，就在于它发乎于人的商业本性，是一种“自然的自由体制”。

斯密对人类历史的这种误读影响了19世纪欧洲许多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如斯宾塞、米塞斯、李普曼等，他们都试图把市场经济的法则奠基在人类的自然状态所具有的永恒特性上，并以此为假说解释人类的全部历史。我们都知道斯密的学说为后来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但在叙述方式上可能没有完全游离于“集体无意识”。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从理性渐进发展的角度解释历史的唯心主义社会观、“使黑格尔倒置过来”时，却沿袭了黑格尔逻辑表述的叙述方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世纪前后的欧洲思想家、理论家们从合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则解释为自古有之的人类社会永恒特性，并认为其与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具有的暂时性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对于把资本市场经济关系视为人类社会天然合理的“自然的自由体制”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了尖锐而又辛辣的批判。

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

从上面的批判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不过是现代版，历史版早就有了。正是从“终结论”出发，我们以“三形态说”为参照系，指出马克思《序言》表述上的某种缺失，指出《序言》理论逻辑适用的历史界限，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