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澳大利亚教师教育发展轨迹分析

澳大利亚的教师教育与该国的历史一样年轻。它缘起于18世纪囚犯及其新生代教育的需要，其后走过了一个蜿蜒曲折的发展过程。

在19世纪的澳大利亚，大部分准教师基本上仍无法获得最基本的职前培训。殖民政府所推崇的小学教师学徒制体系只是一种紧急的应对措施。很多新教师被派遣到办学规模很小的农村小学。在那里，一所小学只有一位教师，而且事实上也没有任何正式教师。

随着澳大利亚国家高等院校体系的建立与发展，要求中等学校的教师必须接受四年的职前培训课程。这与小学教师只需要接受一年或两年的职前培训课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原因是当时澳大利亚教师教育界认为小学教师没有必要接受如此高层次的大学教育。

从1850—1950年澳大利亚这100年的教师教育发展史中，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培训方面，进步都非常缓慢。20世纪中期，是澳大利亚教师教育转变的临界时期。从1950年以后的30年，教师教育专业学生数量不断上升，对师资培训机构的资助也显著提高，澳大利亚的教师教育自1950年后至20世纪80年代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澳大利亚教师教育开始走向大学化，其教师教育的水准又跃上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总体上看，从殖民地时期由英国流放的罪犯充当教师，直至当前中小学的高质量师资队伍，澳大利亚教师教育凸显了其起点低、发展快的典型特点。其中有不少值得我们关注的特色。

其一是教师教育的因“生”而变性。这里所谓的“生”指的是教育对象的情况。该国在英国人登陆前本已存在教育，但那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只是一种日常生活中尤其在劳动中随机进行的教育。因此，并不存在对现代意义上教师的需求。然而随着英国殖民者的登陆，大批英国罪犯的接踵而至，培养现代教师以执教现代学校，对罪犯们的子女，也即新生代澳大利亚人进行正规的高质量的教育，便无可避免地摆到了人们的面前。澳大利亚的教师教育正是在适应这一崭新的教育对象需求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倘若不是大批英国罪犯后代的出现以及他们急需教师执教，澳大利亚的教师教育就不可能无缘无故地自发产生。事实上，澳大利亚教师教育的发展也不得不归因于该国教育对象情势的变化。正是因为需要受教育儿童人数的不断增加和人们对学校教育质量期望的提升，才使得导生制与短期培训班这些培养师资的形式得以在19世纪初叶的澳大利亚引入，使得师范学校、师范学院在19世纪中后期成立，并最终走上大学化之路。

其二是教师教育的社会关联性。该国教师教育的发展，从19世纪的萌芽、初创，到20世纪的演化、成型和改革发展，除了有教育对象因素的作用外，更重要的还在于该国社会发展进程对教师教育的推动。从导生制与短期培训班的出现，到初级师范学校与州立师范学院的建立无不如此。倘若澳大利亚社会大众没有这方面强烈的呼声，也没有澳大利亚社会经济发展及其所提供的经费资助，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澳大利亚教师教育发展之路并不平坦甚至有些蜿蜒曲折、步履蹒跚，也同澳大利亚整个社会的发展情况密切相关。该国19世纪末，师范学院因经费问题难以为继，纷纷关闭，便是该国19世纪90年代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所致。20世纪后又渐次获得重建与恢复，主要原因之一同样在于该国此时经济发展开始复苏。20世纪30年代后，澳大利亚教师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停滞的时期，不仅教师教育课程多年一面，没有发展，而且教育理念也趋于保守，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此一时期战乱纷起，人们无暇顾及教师教育创新，甚至满足于现状维持等有关。

其三是教师教育发展高端化的历史必然性。澳大利亚的教师教育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无到有，从低端到高端不断提升的过程。如今，其教师教育已经大学化，教生制、师范学校乃至师范学院在澳大利亚都已经成为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发展既是社会大众对中小学教育高期望的产物，也是教师教育内在规律使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中小学教育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中小学有更高水准的师资队伍，以使培养出来的学生既能适应当前社会的就业需要，又有适应去大学深造、充分发展自身潜能的需要；既是社会所需的人才，又是社会所需的公民。这就给教师教育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它唯有走大学化之路，充分利用现代大学本科生院、教育学院和研究生院并存，研究性与师范性兼具的优势，来实施教师教育这一系统工程，才有可能培养出为中小学所需要的高水准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