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由出生到三岁这段时间，我没有记忆，一些事情只能从家人的口述中得悉，有件事相当滑稽。
我出生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的一九四一年。
日本鬼子入侵，我们一家，父、母、姐姐、哥哥、我及奶妈六人逃难，从市中心一直跑到乡下躲避，情势之险恶有如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中所描绘，炸弹的碎片把人头削去，肚肠横流的画面举目皆是。
逃难没有东西吃，母亲身体也流不出乳汁，奶妈是养姐姐的，一直跟随着我们，变成了姑妈之类的家族成员，对八年后出生的我，已不负责当年的工作！
一路上，我到底靠什么活下去？后来我好奇，提出这个问题。
“吃蝴蝶粉呀！”奶妈说。
“什么叫蝴蝶粉？”我问，“是奶粉吗？”
奶妈解释：“当年奶粉还没发明，那是一种用白米磨成的粉末，英国制造。铁罐上印着一只蝴蝶，大家都叫它蝴蝶粉，舀一汤匙出来，用滚水泡开，大力搅拌，变成像糨糊一样的东西。”
“什么？”我说，“我是吃糨糊的？”
大家都笑了。
即刻又很自然地反应：“逃难的时候，哪来的木头烧滚水？”
母亲呆了一呆，笑着说：“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大家顾着逃命，都没吃东西，你也空肚。”
“好彩没饿死。”我拍拍胸口。
大家都跟着拍拍胸口：“好彩，好彩。”
“没遇着日本兵吗？”我问。
姐姐记得最清楚：“日本兵没遇到，但是头上的飞机不断飞过。”
“炸弹炸个不停吧？”我问。
“何止炸弹。”姐姐说，“飞机飞得很低，机关枪扫射，嗒，嗒，嗒，嗒。”
“大家怎么躲避？”我问。
“都跳进沟渠里呀！”姐姐说。
“我也跟着跳进去了？”我问。
“你连路也不会走，哪会跳？”姐姐说。
“那么，我在哪里？”
“妈妈背着你呀！”
“这就是我的问题了。”我急了起来，“妈背着我跳进沟渠里，我不是暴露在外面？”
脑中出现那么一连串的画面：
听到远处飞机的声音，众人一面跑一面回头看。飞机飞得愈来愈近，众人的脚步愈来愈快。背上的婴儿受到颠动，大声哭泣。炸弹投下，轰隆轰隆，椰林中弹，爆发巨火。震荡令逃难的人把头一缩，继续往前奔跑。
嗒，嗒，嗒，嗒，一排子弹扫了下来，逃在后面的人被子弹穿胸而过，血液飞溅。
家人见情势不妙，纷纷各自跳进沟渠（那沟渠也不是很深，不然不敢跳进去）。
第一架飞机当头飞过，以为没事，忽然又听到第二架飞机低飞的引擎声，转头一看，飞机双翼喷出闪电般的火光，嗒，嗒，嗒，又是一排子弹扫射下来，柏油路被打出一个个的洞洞，碎石飞扬。
路面上的婴儿，挥动着双手，张口大哭，嗒，嗒，嗒，嗒，炮火声淹没了哭啼声。
眼见又一枚炸弹由高空投下。
炸弹由远至近，发出尖尖的嘘嘘声。
说时迟，那时快，一棵路旁的巨树被炸中倒下，刚好倒在婴儿旁边。炸弹爆炸时炮壳横飞，一片片铁皮镶进了树干。
婴儿已经哭得疲倦，耳朵又被炮火震得听不到声音，周围椰林的火焰，变成橙黄色的海洋。炸弹的爆裂，是无数的烟花。那阵浓烟是各类动物的化身，中间有只巨鹰，飞来飞去，飞进一个很大的鸟巢。婴儿仔细一看，原来是妈妈蓬松的头发，他哈哈叽叽嘻嘻笑了出来。
惊魂甫定的父母，看到沟渠中流动的山泉，清澈可喜，就舀了一些来冲蝴蝶粉。冷水泡制，当然搞不出糨状，弄得一塌糊涂，喂将起来。婴儿有东西吃，也不管好坏狂吞，笑得更厉害了。
“完全不是那样的。”姐姐说，“后来的事，大家都吓得记不起来了。”
好生失望，故事那么说，才有趣嘛。
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后来我一生做人不太努力，也没有经过什么风浪，活到今天。
我有记忆时，是住在一家叫“大华戏院”的三楼。从客厅走出去，就看到银幕。
大华戏院是一座很古老的建筑物，戏院外面有四幅画，设计完后请景德镇师傅烧好后拼上，每幅有四五十尺高，七八尺宽，画着京剧的人物。瓷砖从内地运到南洋，由内地工人一块块牢牢地砌上去。七八十年后，一片也不残缺剥脱，颜色鲜艳，表面光亮，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品。
家父蔡文玄，跟着邵仁枚、邵逸夫两兄弟来南洋发展电影事业，除主管电影的发行之外，还当大华戏院的经理，所以我们的家被安顿其中。
妈妈做买卖，姐姐、哥哥上学，奶妈忙着做家务，剩下我，每天看电影，放映多少场看多少场，反正小孩子对重复又重复的事，不感厌倦。
那是一个专门做来监察戏院一切的包厢，下面望上，像个阳台。从那里，可以看到一楼和二楼的观众席，包厢有如一个大贝壳，边上有条铁栏杆，我不够高，家人搬了一张椅子给我半蹲半跪着看戏。
你知道小孩子是静不下的，有时我会在黑暗之中爬上去抱住栏杆，看电影看到疲倦了我就那么睡着，要是一下不小心就会摔下去，也就拜拜了。
每天看的多数是上海的一些旧片，日本军入侵，也有些日本片，其中有一部是讲一个兵士逃亡的，记得很清楚。后来重看，才发现叫《晓之脱走》，是由池部良和李香兰主演的黑白片，川喜多监制，他那时权利很大，军阀管不到他，他很大胆地拍了一些带有少许反战意识的戏。
至于电影中的主题曲，则是李香兰唱的《卖糖歌》，歌词和旋律我还能背出来。
那时候，我三岁……
生日那天，家人做了些甜面。潮州家庭有那么一个传统，生日要吃用糖煮汤汁的面，相当难吃，面本来应该吃咸的嘛。
甜面之外，还有一个煮得全熟的鸡蛋。用张写春联的红纸，趁鸡蛋还湿的时候在壳上磨一磨，就染红了。
那时候要吃到一个鸡蛋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所以那颗鸡蛋要小心翼翼、慢慢地欣赏。先剥了蛋壳，盐也不蘸，保持原味，一小口一小口嚼蛋白。
忽然，警报响了，飞机来轰炸。来的是英国飞机，投下的是英国炸弹。当时沦陷，又是战争结束的前一年，英国空军飞来反攻。
爸、妈、姐姐、哥哥和奶妈赶紧拉我去防空壕逃避，我哪舍得留在最后才吃的蛋黄！
黄澄澄的蛋黄，像睁着眼睛望着我，要求不要抛弃它，我一急，一手抓住，往口中送。我那么一卡，呛住了喉咙，一面跑一面大口喘气，差点憋死。
从此，一生人，看到蛋黄就怕，再也不碰。
之后，对那段时间，只有零零星星的回忆。
姐姐很乖，书读得好。哥哥顽皮透顶，一次回家给爸妈骂，上毛笔字课时，忘记带水，就用小便去磨墨——他人老实，自己告诉大家的。
哥哥又喜欢剪报纸，一有空就把报纸中所有的广告都剪下来，盘着腿，坐在地下剪，一不小心，剪到小鸡鸡，血流得满地，长大后也不用割包皮了。
还有一次，哥哥追一只猫，追到阁楼，踏进脆薄的天花板，整个人跌下来，昏倒了。爸妈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好一个抓手一个抓脚，把他摇来摇去，摇醒了。
一天，家里出现一个日本兵，穿着长靴，拿了一件日本浴衣和水果白桃罐头来当礼物。后来据爸爸说，他是个军医，又深好中国文学，打听到父亲是个诗人，专程来拜访。
那人看着我，从裤袋中抓出一把糖给我吃，外层白颜色，还可口，里面包的东西又黄又绿，味道古怪。
长大后，由爸爸补充，得知这个军医看到南洋女子都怕晒太阳，致力研究出一种药，吃了令皮肤的黑色素消除，原来他是拿我当白老鼠。
他每次来，和家父在纸上笔谈。汉字大家熟悉，我在旁边看，他又给我糖吃。说也奇怪，当今想起，我一生皮肤一直洁白，脸还带红，就算在沙滩上拍戏，黑了一两天，又转白了，不知道是否这药真的有效。
有一天一家人吃晚饭，吃到一半，飞机又来轰炸，说时迟那时快，还没来得及逃跑，一枚大炸弹轰隆一声出现在我们头顶，给天花板夹住，我还清清楚楚看到弹头。好在弹头里的撞针失灵，不然爆炸开来，一家大小都没命。
父亲打电话给那军医，他派工兵来把炸弹拆除搬走。爸爸要求工兵把炸弹的翼部锯开留下，后来又留了一片圆玻璃，当成餐桌，以志不死之难。
那军医送的衣服，没人穿，因为一碰就烂。我们拿来玩，像纸一样，可以用手指一片片撕开，天下再也没有那么坏的布料。皆因日本穷兵黩武，已到灭亡前夕，所有物资都短缺。军医再次来访，说是最后一次见面，父亲送他一双皮鞋，他把长靴脱下来当礼物。他走后，我穿着靴，直插入腿，到了胯下，是个好玩具，至今不忘。
在战争的阴影下，家父虽有戏院经理一职，但物质短缺，生活还是艰苦的，父母兼两份事做，一家人才能糊口。爸爸是文人，要做买卖，想了一个馊主意，说去卖蚊帐。这种货哪有客要？几天就收档了。
还是女人的生存本领高，妈妈早上到一个叫榜鹅的乡下小学教书，顺便在树林中摘下免费野生杧果，回家后用甜醋浸了，晚上拿去卖，也赚不少钱。
每夜受露水煎熬，母亲患上了哮喘病，半夜咳得不能入眠。我和妈妈一起睡，这哮喘当然也传染了给我。她咳我也咳，咳得不能躺卧，起身坐着才稍微缓和。
父亲在国内当教师时，有位学生叫林润镐，后来也跟着来到南洋。他一直尊师重道，我们当他是一家人，从小镐兄镐兄地称呼他。镐兄是位通天晓，看见马来朋友抽一种烟，咳嗽停了，睡觉安宁，就买了烟教妈妈抽。
记得很清楚，那是连火柴也买不到的年代，我们母子躲在卖不掉的蚊帐中，点了一盏油灯。油灯外有个透明的玻璃罩，罩口被烟熏黑，之前由我负责，把纸头的香烟盒剪成一条条，用它来点烟。
妈妈吸了一口，我在旁边二手烟也吸了几口。说也奇怪，果然两人都睡得香酣。
长大后，到世界各国流浪，一闻同伴的烟味，非常熟悉，原来当年抽的是大麻。
忽然有一天，鞭炮声大作，原来是抗战胜利了。
母亲做买卖赚的钱，时常借给亲戚和朋友救急，这时他们都拿了一沓沓簇新的钞票来奉还。这些银纸是日本军印的，将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上面印着一棵香蕉树，挂着一大串果实。华人称此票为香蕉纸。一打败日本人，钞票都废掉了，这时他们才用来还钱，妈妈唯有苦笑。
一大箱的香蕉纸，被当作玩具。哥哥和我，横放一张，直摆一页，左叠右折，愈来愈多，起先像风琴，后来变成一条纸龙。那时又没有什么《大富翁》之类的游戏，也玩得不亦乐乎。
有个亲戚，拿了几条东西，像当今的Mars（玛氏）朱古力，用锡纸包住，当债还。妈妈问他是什么。
“鸦片呀！可以卖很多钱的。”亲戚说。
家母在国内是新一代青年，最痛恨鸦片带给中国人民的毒害，即刻拿去烧掉。
燃烧时发出很奇异又很香浓的味道，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马路上，一辆辆英国兵驾的货车，载着垂头丧气的日本战俘。群众看到了，都挥着双手，大骂：“马鹿野郎（Baka Yaro-Baka Yaro）！”
我们也随之从大华戏院搬家，新址是一个叫“大世界”的娱乐场，地方大得不得了，里面有戏院、舞厅、店铺、体育场，按照上海的模式建的。父亲被派去“大世界”当经理，我们的新家，就在娱乐场里面。
“大世界”一住六七年，家中环境渐好，母亲又机灵，跟着一位我们称为统道叔的老朋买股票，又投资马来西亚的橡胶园，有点储蓄。家父反而“工字不出头”，薪水仅仅够家用罢了。
双亲花了一大笔钱，在新加坡后巷实笼岗六条石买了一个家，地址记得清楚，是No.47，Lowland Road（低地路）。
搬新家的那种兴奋的心情，是很难用笔墨形容的，一切是那么新鲜，那么愉快。
那是一座大屋，犹太人建的，两层楼。大人搬家具，小孩子开窗，数一数，有一百七十多扉。
由一个铁闸走进去，经过一段泥路，才到家。花园很大，种满果树，旁边有个士敏土[1]铺成的羽毛球场，是我们最高兴看到的。
隔篱是座庙，和尚很喜欢听“丽的呼声”，每天一早就从小箱子传来一首约翰·施特劳斯的《溜冰圆舞曲》。
庙前是一个马来人的村庄，椰子林中，有名副其实的马来鸡到处奔跑，鸡腿瘦到极点。
在这里我度过思春期，直到我出国留学。这段时间头脑已成熟，记忆的事情很多，但是记录起来又恐怕变成虚构的，只有留着当另一部小说用，现在写的当成一些背景资料。
生活在异乡时，往往梦回。那片椰林、那间犹太人的屋子、花园中的红毛丹树、奶妈的逝去，等等等等，醒来，枕湿。
小时，最大的乐趣是等待星期天。一早，爸爸、妈妈、姐姐、哥哥和我，及手中抱着的弟弟，一家六口穿了整齐干净的衣服，乘了的士，由我们住的大世界游乐场，直赴后港五条石阿叔的家。
阿叔姓许，我们没有叫他许叔叔，只因他比我们的亲戚还亲。
车子经一警察局、一花园兼运动场和一个巴刹[2]，向左转进条碎石路，再过几间平房，就是阿叔的花园。我们按铃，恶犬汪汪，阿叔的几个儿子开门迎接。
花园占地一万多平方英尺[3]，屋子是它的十分之四，典型的南洋浮脚楼，最前端是个冇顶的阳台，摆着石桌石凳子。
笑盈盈的阿叔，有略微肥矮的身材，永不穿外衣，只穿一件三个珍珠纽扣的圆领薄汗衫和一条丝制的白色唐裤，围黑皮附着钱包的腰带。留了个寸头，一张很有福相的圆脸，留了一笔小髭，很慈祥地说：“来，先喝杯茶。”
由阳台进主宅的门楣上，挂着一幅横匾，写了几个毛笔字，签名并盖印。
第一次到阿叔家时拉爸爸的袖子，问道：“写些什么？”
爸爸回答：“这是周作人先生写给阿叔的，是他的这个家的名字。”
“家也有名字吗？周作人是谁？”我还是不明白。
“你以后多看书，就知他是谁了。”爸爸很有耐性地说，“也许，有一天，你会学他写东西也说不定。”
“但是，”我不罢休，“为什么这个周作人要写字给阿叔？”
“阿叔是一个做生意的商人，但是很喜欢看书，而且专门收集五四运动以后的书……”
“五四运动？”我问。
爸爸不管我，继续说：“中国文人多数没有钱。阿叔时常寄钱给他们，为了要感谢阿叔，他们就写些字相送。”
“文人很穷，为什么要学他们写东西？”我更糊涂了。
一年复一年，到花园嬉玩的时候渐少，学姐姐躲在书房里，谈冰心、张天翼和赵树理。
病中，捧着《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书籍真的有一种香味。
打从心中喜欢的还是翻译的《伊索寓言》《希腊神话集》等，继之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雨果的《悲惨世界》，接着是俄国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战争与和平》，最后连几大册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也生吞活剥。
阿叔的书架横木上贴着一行小字，“此书概不出借”，但是对我们姐弟，从来没摇过头。我们也自觉，尽量在第二个星期奉还，要是隔两个星期还没看完，便装病不敢到阿叔家里去。
转眼就要出国，准备琐碎东西忙得昏头昏脑，忘记向阿叔话别就乘船上路。
爸爸的家书中提到阿叔逝世。为生活奔波，我连流眼泪的时间也没有，心中有个问题：“阿叔的那些书呢？”
所藏的几万册都是原装第一版本书籍，加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大学的学报、刊物和各类杂志。五四运动以后出版的，应有尽有，而且还有许多是作家亲自签名赠送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出版的三种漫画月刊，也都收集。有些资料，我相信两岸未必那么齐全。
阿叔在南洋代理手揸花三星拔兰地（白兰地）、阿华田、白兰氏鸡精等洋货，他的店铺并没有什么装修，一个门面，楼上是仓库。
在一旁，他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面除了一个算盘之外，便是一副功夫茶具。薄利多销是他的原则。也许是因为染上文人的气质，他的经营方法已是落后，晚年代理权都落到较他更会谋利的商人手里。
病榻中，阿叔看着他那几个见到印刷品就掉头走的儿女，非常不放心地向爸爸提出和我同样的问题：“那些书呢？”
爸爸回答：“献给大学生的图书馆吧！”
阿叔点点头，含笑而逝。
注释：
[1] 即水泥或混凝土，早期对英语“Sement”的另一种音译。
[2] 意思是市场、集市。
[3] 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尺约等于0.3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