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古文学

一、文

魏晋文

王闿运　章炳麟　附黄侃　苏玄瑛

方民国之肇造也，一时言文章老宿者，首推湘潭王闿运云。

王闿运，字壬秋，又字壬父。生时，父梦神榜其门曰：“天开文运。”因以闿运为名。顾天性愚鲁，幼读书，日诵不及百言，又不能尽解。同塾者皆嗤之。师曰：“学而嗤于人，是可羞也。嗤于人而不奋，无宁已。”闿运闻而泣。退益刻励，昕所习者，不成诵不食，夕所诵者，不得解不寝。年十五，始明训故。十九补诸生，与武冈邓辅纶、邓绎等结兰陵词社，号湘中五子。二十通章句。二十四而言《礼》，作《仪礼演》十二篇。二十八达《春秋》。其治学初由《礼》始，考三代之制度，详品物之体用，然后通《春秋》微言，张公羊，申何休，今文家言于是大盛也。时则让清之季，学者承乾、嘉以来训诂章句之学，习注疏，为文章法郑玄、孔颖达，有解释，无纪述，重考证，略论辨，掇拾丛残，而不知修辞为何事，读者竟十行，辄隐几卧。而闿运不谓是，因慨然曰：“文者，圣之所托，礼之所寄，史赖之以信后世，人赖之以为语言。词不修，则意不达，意不达，则艺文废，俗且反乎混沌。况乎孳乳所积，皆仰观俯察之所得。字曰文，言其若在天之星象，在地之鸟兽蹄迹，必其灿著者也。今若此，文之道，或几乎息矣。”故其为文悉本之《诗》、《礼》、《春秋》，而溯庄、列，探贾、董，旁涉释乘，发为文章，乃萧散似魏晋间人，大抵组比工夫，隐而不现，浮枝既削，古艳自生。平湖张金镛方督学湖南，科试录遗才，得闿运卷，惊曰：“此奇才也，他日必以文雄天下。”急延见，称勉之，且曰：“湖岳英灵，郁久必发，其在子乎？”中咸丰癸丑举人，应礼部试，入都。肃顺柄政，待为上宾。一日，为草封事，文宗叹赏，问属草者为谁。肃顺对曰：“湖南举人王闿运。”上问何不令仕，曰：“此人非衣貂不肯仕。”上曰：“可以赏貂。”故事，翰林得衣貂。时闿运在公车，意不欲他途进也。既，文宗崩，孝钦皇后骤用事，诛肃顺。而闿运方客山东，得肃顺书招之，将入都，闻肃顺诛，临河而止，有《人日寄南昌高心夔伯足诗》曰：“当时意气各无伦，顾我曾为丞相宾。俄罗酒味犹在口，几回梦哭春华新。”即咏肃顺也，不胜华屋山丘之感。后数十年，闿运老矣，而主讲船山书院时，一夜朗诵此诗，说肃顺故事，曰：“人诋逆臣，我自府主。”泪涔涔下。某岁走京师，托言计偕，而实未与试，阴以卖文所获数千金，恤肃顺之家云。闿运诙谐善谑，独于朋友死生之际，风义不苟如此。肃顺既败，乃踉跄归，伏匿久不出。旋参两江总督曾国藩军事。国藩，闿运通家也。其初简屏仪从，延纳士人，重法以绳吏胥，严刑以殛奸宄，皆纳闿运议。闿运谓“国藩之文，欲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诸葛忠武、曹武王以入东汉，则顺而易”，而国藩不能用也。独谓闿运文有慧业，极称其《秋醒词序》。其辞曰：

戊午中秋既望之次夕，余以微倦，假寝以休。怀衿无温，憬焉而寤。方醒之际，意谓初夜，倾听已久，乃绝声闻。揽衣出房，星汉照我，北斗摇摇，庭院垂光。芳桂一枝，自然胜露；秋竹数茎，依其向月。青扉半开，知薄寒之已久。垩墙如练，映苔地以逾阴。象床低彩凤之帷，金缸续盘龙之焰。罗帱轻扬而已惊蚊宿，锁窗无听而坐闻虫语。湛湛之露，隔鸳瓦而犹凉。瑟瑟之风，送鸡声而俱远。辽落一声，旁皇三叹。岂象罔三求之后，将钧天七日之终？怃然自失，旋云有得矣。嗟乎！镜非辞照，真性在不照之间；川无停流，静因有不流之体。然则屡照足以疲镜，长流足以损川，推移之时，微乎其难测也。且齐有穿石之水，吴有风磨之铜。油不漏而炷焦，毫不坠而颖秃，积渐之势也。笋一旬而成竹，松百年而穿天，迟速之效也。人或以百年为促，而不知积损之已久。或以耄期为寿，而不知佚我之无多。是犹夏虫之疑冰，冬鹖之忌雪矣。一年已来，偶有斯觉，未觉之顷，相习为安。况同景异情，觉而仍梦，庸得不即机自警，依影冥心者哉。于斯时也，从静得感，从感生空，意御列风之是非，轩云而升降，接卢敖之汗漫，入李叟之有无，犹陈思之登鱼山，茂陵之叹敝屣也。俄而侍娃旋起，闺人已觉，一庭之内，群籁渐生，似华胥之顿还，若化城之忽返，是知安闺房者，苦人之扰天。栖空山者，必静而慕动。神仙纵可以学至，傥非智慧之士，所得而息机焉。居尘途而谈元寞，在金门而希隐遁，县车之愿徒设，拂衣之效无闻。与夫北山轩眉，终南捷仕，牛巢论禅代之事，武陵知汉晋之迁，亦有欣哀，未容相笑也。若出而思隐，将隐而思出乎？子思所以有素行之箴，许行所以有一瓢之累也。但幸契遐心，堪祛劳虑，信有为之如六，悟还真之用九。盖梦在百年之中，而愁居七情之外，由是澄心眇言，然脂和墨，聊赋其意，命曰《秋醒词》。浣笔冰盂，叩声霜磬。飞萤入户，引幽想以俱明；早雁拂河，闻秋吟而不去。人间风月之赏，别有会心；道场人天之音，切于常听也。

自诧以为生平妙文，无过此者。文章雍容，遨游群帅间。而是时，天下大乱，将帅各开幕府，招致才俊。曾国藩尤称好士。贱人或起家为布政，裸身来，归资巨万，士争自效。闿运独为客，不受事，往来军中，或旬月数日即归。后国藩益贵，宾客皆为弟子，闿运仍为客，尝至江宁谒国藩。国藩未报，遣使招饮。闿运笑曰：“相国以我为啜来乎？”即携装乘小舟去。国藩追谢之，则已归矣。撰《湘军志》，叙曾国藩之起湘军及戡平太平军本末。虽表扬功绩，而言外见意，于国藩且有微辞，不论其它。文辞高健，为唐后良史第一。惟骄将惮其笔伐，造作蜚语，谓得暮夜金，所纂有乖故实，购毁其板，欲得而甘心焉。然闿运自以为记事追太史公，趠不多让也。其记事之流传者，《湘军志》而外，有《录祺祥故事》，其辞曰：

恭忠王母，文宗慈母也，全太后以托康慈贵妃，贵妃舍其子而乳文宗，故与王如亲昆弟。即位之日，即命王入军机，恩礼有加，而册贵妃为太贵妃。王心慊焉，频以宜尊号太后为言。上默不应。会太妃疾，王日省视，帝亦省视，一日，太妃寑未，上问安至，宫监将告，上摇手令勿惊。妃见床前景，以为恭王，即问曰：“汝何尚在此？我所有，尽予汝矣。它性情不易知，勿生嫌疑也。”帝知其误，即呼额娘。太妃觉焉，回面一视，仍乡内卧不言。自此始有猜，而王不知也。又一日，上问安入。遇恭王自内而出。上问：“病如何？”王跪泣言：“以竺。意待封号以瞑。”上亶曰：“哦，哦。”王至军机，遂传旨令具册礼。所司以礼请，上不肯却奏，依而上尊号，遂愠王，令出军机，入上书房，而减杀太后丧仪，皆称遗诏减损之，自此远王同诸王矣。庚申之难，令王留守。至热河，帝疾，独军机诸臣在，王及醇王皆不侍。八月初，王具奏请省视。帝疾竺，以不能坐起，强起倚枕手批王奏曰：“相见徒增伤感，不必来觐。”其猜防如此。故肃顺拟遗诏，亦缘上意，不召王与顾命也。肃顺本郑王房，以功世为亲王，与袭郑王异母，以才敏得主知，自辅国将军为户部尚书，入军机，专断不让。怡王即世宗弟，亦以宠世王，袭王载垣与袭郑王端华皆依肃顺为用。初诏谒陵出都，实辟夷兵，而讳其行。行日之朝，犹有诏言“君死社稷”。独肃顺先具行装，备路赍。自都启行，供张无办，后妃不得食，惟以豆乳充饭，而肃顺有食担，供御酒肉。后御食有膳房，外臣不敢私进，孝贞、孝钦两后不知其由，以此切齿于肃顺。及之热河，循例进膳。孝贞又言：“流离羁旅，何用看席。请蠲之。”文宗曰：“汝言是也，当以告肃六。”明日，诏问云云，肃顺知上旨，则对以：“费亡几。若骤减膳，反令外惊疑。”上心喜所对，即诏后曰：“肃六云不可。”后益恶肃顺矣。已而大行，遗诏八臣受顾命如故事。孝贞诏顾命臣，以防雍阁为词，日进章疏，仍由内发，军机拟旨，上后览发，以小印为记。小印曰“同道堂”，不知何时人刻，汉玉为之。汉玉者，汗玉也，殉葬玉，皆假名汉。文宗初晏朝，后至御寝，问侍寝何人，升坐责数之。上既视朝，心念后未还，恐有变，即还寝，则宫监森然侍立，知后升坐，即戒毋报知皇后，潜步入，则后方上坐，侍妃跪前。后见上至，下迎，帝即坐后坐，跪者犹未敢起，后立帝旁。帝阳指跪者，问后：“此何人也？”后跪奏：“自祖宗以来，寝兴有定法。今帝以醉过辰不出朝，外间不知，皆以奴无教，故责问彼何以多劝上酒。”帝叹曰：“此自我过，彼何能劝我，且宜恕之。”后奉诏，因曰：“此主子宥汝。以后无论何处醉，惟汝自问。”帝惭，即索所佩，唯一玉印，解赐后以谢。“同道”章自此始，今乃以为信，而或说不知，安有传伪云。既而御史高延祜上请垂帘，本后意也。以示顾命臣。肃顺即言：“按制当立斩。”孝贞心怍焉，即曰：“我辈不用其言足矣，不必深求。”及票拟上，议斩。奏下，独留高折不发。于是军机三日不视事，孝贞问，则以对前折未尽下。于是孝贞涕泣，自起检奏予之，拟高摘为披甲奴。越日大临，后见醇王福晋而泣。醇王福晋，孝钦妹也，孝贞亦妹之，故相亲善，诉其事，曰：“欺我至此。我家独无人在乎？”福晋言：“七耶在此。”孝贞喜曰：“可令明晨入见。”及明，醇王入直庐前。肃顺问“何为”，对以“召见”。肃顺哂曰：“焉有此。”斥令退。王退，立外阶。俄宫监来窥直房，旋去，而军机至晏，竟不叫起。叫起者，召见分班，一见为一起，军机则皆同入为头起。此日不召头起，先召醇王。宫监来窥者三，终不见醇王至，三至，乃自语曰：“七耶何不来？”王在外闻之，即应曰：“待久矣。”来监亦曰：“待久矣。”遂引王入。肃顺在内坐，不能阻王，既对，孝贞诉如前，醇王曰：“此非恭王不办。”后即令往召恭王。醇王受命，驰还京。三日，与恭王至，军机前辈也，至则递牌入，谒梓宫，因见后。后诉如前，恭王对：“非还京不可。”后曰：“奈外国何？”王奏：“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后即令王传旨回銮，令肃顺护梓宫继发。既之京，即发诏罪状顾命八臣，俱拿问。怡、郑二王犹在直房，恭王出诏示之，皆相顾无语。王问：“遵旨否？”载垣曰：“焉有不遵。”王即拱之出，则以备车送宗人府。于是遣醇王迎提肃顺，即庐殿旁执诣刑部。肃顺骂曰：“坐被人算计，乃以累我。”临刑，骂不绝，卒以拦阻垂帘斩于市，而赐二王死。一时无识者谓之三凶。即诏旨亦不知垂帘之当斩也。先是改元祺祥，至是改同治。设三御坐，召见听政如常仪。名治肃党，以常酒食往来者当之。而恭之任事，委权督抚，朝政号为清明。颇采外论，擢用贤才，能特达者，不为遥制。然宫监婪索，亲王密迩，时有交接，辄加犒赉，则不足于用，而国制，王贝勒不亲出纳，奉给庄产，皆有典主者，率盗侵以自给，及入枢廷，需索尤繁，王恒忧之。福晋父，故总督也，颇习外事，则以提门包为充用常例。王试行之而财足用。于是府中赇赂公行，珍货猥积，流言颇闻，福晋亦患之而不能止矣。王既被亲用，每日朝，辄立谈移晷，宫监进茗饮。两宫必曰：“给六耶茶。”一日，召对颇久。王立御案前，举瓯将饮，忽悟此御茶也，仍还置故处。两宫哂焉。盖是日偶忘命茶。而孝钦御前监小安方有宠，多所宣索。王戒以：“国方艰难，宫中不宜求取。”小安不服，曰：“所取为何？”王一时不能答，即曰：“如瓶器杯盘，照例每月供一分，计存者已不少，何以更索？”小安曰：“往后不取矣。”明日进膳，则悉屏御磁，尽用村店粗恶者。孝钦讶问，以“六耶责言”对。孝钦愠曰：“乃约束及我日食耶？”于时蔡御史闻之，疏劾王贪恣。它日，诏王曰：“有人劾汝。”示以奏，王不谢，固问：“何人？”孝钦言：“蔡寿祺。”王失声曰：“蔡寿祺非好人。”于是后积前事，遂发怒，罪状恭亲王，有“暧昧不明，难深述”之语。朝论大惊疑。而外国使臣亦询军机事所由，用是得解。复召见，王痛哭谢罪，复直如初，以疑忌挤去者八人。军机有前后八仙，与前顾命者为对，皆以目恭王云。然恭王自是益谨。而安得海以擅出京师，诛于历城。李莲英继用事，烜赫过于小安，而谨饬慎密，竟终事孝钦。恭王亦以功名终，得谥曰贤，不遇祸败。然王大臣纳贿之风，及孝钦颇留意进献，皆自王倡之。五十年来，议和主战，终归于服从，亦孝钦之过虑也。恭王、孝钦皆有过人之敏知，而俱为财累，乃至德宗末年，天下惟论财货，及禅让亦以贿成，用兵惟先言饷，动至千百万，和款外债遂巨兆。举古今不闻之说，公言之而不怍，开辟以来未有之奇，盖又咸、同以来所不料者。以前史论之，战国、秦、楚之际，庶几肇兹。自非张四维，革浇风，吾乌知其所底哉。

盖作于国变以后，然婉而章，尽而不污，与《湘军志》同为逊朝大掌故文字也。既以肃党摈不用于时，大治群经，出所学以开教授。谓：“文章之道，词不追古，则意必循今。率意以言，违经益远。是以文饰者胥尚虚浮，驰骋者奋其私知。故知文随德异，宁独政与声通。欲验流风，尤资总集。但萧楼略选，仅存梗概；梅纪旁搜，未区门目。自馀挦摭，莫识津涯。蔽所稀闻，咻于众楚。”因辑《八代文粹》，广甄往籍，类分仍夫萧选，正副略仿李钞，要以截断众流，归之淳雅，并为述其本由，使必应于经义。四川总督丁宝桢钦其贤，延为成都尊经书院院长。至之日，则进诸生而告之曰：“治经要道，于《易》，必先知《易》字含数义，不当虚衍卦名。于《书》，必先断句读。于《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词，不足以颁学官，传后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明，然后治《春秋》。”又曰：“说经以识字为贵，而非《说文解字》之为贵。”又曰：“文不取裁于古，则亡法。文而毕摹乎古，则亡意。”“然欲取裁于古，当先渐渍乎古。先作论事理短篇，务使成章，取古人成作，处处临摹，如仿书然，一字一句，必求其似，如此者，家信、账记，皆可摹古，然后稍记事，先取今事与古事类者，比而作之，再取今事与古事远者，比而附之，终取今事为古所无者，改而文之，如是者，非十余年不成也。人病欲速。”遂教诸生以读《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及《文选》之法。诸生日有记，月有课，暇则习礼，若乡饮、投壶之类，三年皆彬彬进乎礼乐。厥后廖平治《公羊》、《谷梁》、《春秋》、《小戴记》，戴光治《书》，胡从简治《礼》，刘子雄、岳森通诸经，皆有师法，能不为阮氏《经解》所囿，号曰蜀学。既还，主长沙校经书院，移衡州船山书院，江西大学堂。弟子数千人，学者称为湘绮先生。

湘绮先生者，盖因闿运自署所居之楼而称也。闿运闲雅广达，饶文史之乐，蚤岁偕妻赁庑，殊逼仄不甚适，自署曰湘绮楼，诵谢仪曹诗曰：“高文一何绮，小儒安足为。”自以“好为文而不喜儒生，绮虽未能，是吾志也”，故以为名。然是时实未有楼也。后于长沙定王故台之旁，得三楹而居，有楼甚广，开窗即见湘水接天，山峦起伏，苍波无际，悠然景物，悉纳户牖。闿运于是大乐，欣得其所也，曰：“此真湘绮楼矣。”夫人蔡氏名生，亦知书，能诵《楚辞》以娱媚于闿运。先是闿运之少也，谒于蔡氏。有女贞不字，窥帘见以为丰裁独秀。其父微测其意，告于祖母，问曰：“湘潭王生尚有文才，惜太贫耳。”女默然久之，第曰：“贫亦何害。”祖母曰：“然则汝肯嫁若耶？”女益默然。父友丁取忠方善闿运，绳而媒焉。闿运少喜标置，不乐土风，未之许也。他日丁取忠乃言蔡女高傲，或劝勿媒，闿运遽曰：“女中安得高者？”请愿娉焉。问名之夕，梦通谒者红锦金书，唯媞字朗然，旦得庚帖，越二岁来归，故字以梦媞。既习礼容，尤矜风格，明眸广额，㐱发稠如。姻家黄尝大会族亲，满堂黻佩。或问谁为王嫂，黄母笑曰：“刘妇莱妻，一望识矣。”自以居贫，恒严取受，顷岁绝食，有馈金求闿运文者，笑曰：“当作则与，文可鬻耶？”已而闿运果却之，相视辗然。闿运居湘绮楼之一年，而太平军作难，曾国藩起湘军。闿运奋焉有用世之志，出参军谋，归读我书。邻园有鹤夜鸣，辄起徘徊，赋诗曰：“鹤唳华池边，气与空秋爽。平生志江海，低羽归尘鞅。”翛然有世外之致也。既兵久不解，疮痍遍地，白日闭城，但有师旅，干戈之光映月，而哭声盈野，变故陈沓。闿运乃絜妻避兵明冈，六年还城，则困甚。自言：“家无儋储，月供房税，靡菽水之福，有泉刀之苦。”乃身之广州，写所经涂，有《到广州与妇书》。其辞曰：

吾自度揭岭，日远故国。下滩乘泷，并值冬涸，川石露列，溪流清弱，泷船柔脆，篙师拙狞。自平石至乐昌，乃昔迁客涕泣惊怖之地。凡有六泷，郦道元所谓“崖壁干空，交柯晦景”者也。泷原由溱入洭。汉桂阳太守周昕疏凿巨石，始通舟楫，旧有祠祀昕，今惟祠祷韩愈。素湍激雪，风涛凛厉，估舟惊望，叹若天堑。然观其水势，浅陕殊甚，徒极奔溅之状，实无浩汹之奇。吾舟下泷时，触破来舫，移岸迁货，纤毫得济，非有江湖稽天之浸，风涛呼吸之危也，而众人矜惜衣装，婴于濡没，重载轻发，自取碎破，清水白石，遂受恶名。耳口相传，自为眩惑，致使衣带之水，与吕梁齐险。祷求谪臣而使君废祀，以愈生时，犹不自济，欲其为福，不亦难乎。由乐昌下，大舟，东至曲江，五岭之口也。县以曲红冈而名，江红声同，因改字矣。设府建关，控引吴楚，浮桥横江，以榷舟税，大艑巨舰，骈阗于此。韶石在其北，郦生所记二仙分憩之处也。自唐以前，传虞舜奏乐于此，及英德亦有尧山。道元引耆旧之言，云“尧行宫”。王韶之记亦谓“尧故亭”。又曰：“父老相传南巡登此。”然则禹迹以前，斯为内地。且金银轮王治四天下，唐虞二圣，岂局步于五岭乎？从英德至清远，经历三峡，即浈阳大庙中宿也。大庙介二峡之间，赵佗筑万人城，杨仆伐破寻狭，亦此岸地。然是陆地之要区也，江行之奇则在浈阳。道元云：“两岸杰秀，壁立亏天。”张子寿亦言：“晴书山阴，先秋水冷。”后人始开栈道，建峡山寺于上。悬崖长啸，江帆萧瑟，虽词客寻玩，淹流忘俗，而旁山剥落，翠秀靡依。以吾卧观，未为佳胜也。且南州炎德，草木恒青，藻丽山川，宜增幽映，而石壁竦仄，势若火燎，丹皮赭骨，寸茎不附，孰如蒸湘，岩树葱茏，松竹杉柏，陵冬鲜碧，故过岭以南，无可瞻悦。但此峡擅名既久，未跻绝壁，江山嘉会，步步异形，若登临俯观，或当有异。故周夔云：“碧澜之下，寸寸秋色，乳枝磬落，松风瑟缩。”得此石室，题为难到矣。《吴都赋》以闽禺楫师，习御长风。今老龙、河西等船，实为蠢陋，舟形彭亨，水手粗疏，每下篙竹，喧呼叫跳，足若蹄踣，号声惨烈，清旦黄昏，闻者骇悸。兼劫盗肆出，人人自危。下至三水，乃稍稍清旷。三水今县，《汉地志》所谓“洭水南至”，四会之地也。洭水自清远来曰浈江，牂牁水源流万里，自肇庆来，曰西江，晋康水自广宁来，曰绥江，均会昆都，故为县号。绥江至县，复分二派，同为一川，故昔言四会矣。冬水尽涸，舟楫无利，始以季冬六日至于广州。此州实四宅之南交，荆州之下徼。自汉迄今，繁富有名。往在他方，闻彼土人，说其物产，矜炫殊绝，云甲天下。及躬览风物，考之图志，要其土俗，可得而言焉。州为秦南海郡地。《山海经》所谓贲禺，郭景纯云：“今番禺也。”姚文式言：“城东南偏有水坑陵，此县人名之为番，城倚其上，在番山之隅也。”城始筑自越人公孙隅，号曰南武。楚威王时有五羊衔谷穗之瑞，乃增筑楚亭，城周十里，号五羊城。及任嚣、赵佗始成都会。吴步骘又廓番山之北。及宋，筑子城、瓮城，又增两翅以卫居民。明永嘉侯朱亮祖始连三城为一，即今省城制也。市廛逼窄，第宅坚陕，街衢垢秽，无洁清之容。民言侏，贪利好奢，自外中国，别为风气。地性蒸暖，易生疾疫，蚊蝇乘其昏运，蛇鼠充其毒食。瘴疠风淫，尤多盲女。昔人言之详矣。岛夷杂糅，诡服殊形，刀剑火枪，纵横于路。民无正业，习为博盗，白昼攫金，露刃连队，不知其非法也。俗取周兴嗣《千字文》，列字八十，分为一章，四分取一，任人射覆，凡出三钱，许射一条，由一至百千万，不限字数，全中，其利千倍，一钱之资，偿以十金。国人若狂，梦想颠倒，号曰白鸽标，此敛财之巧术也。意钱掷骰，割肉悬壶，藏钩恹牌，皆供赌输，愚者倾家，智者疲神，古博徒所未闻也。凡倡女冶容，多乐隐蔽，独此邦中，视同商贾，或连房比屋，如诸生斋舍之制，或联舟并舫，仿水师行营之法，卷发高尾，白足著屐，燕支涂颊，上连双眉，当门坐笑，任客择视。家以千计，人以万数，弦唱撮声，尽发音。远游之人，窈窕之性，入于其间，若抱虎狼，斯实男女之一厄乎。异物恒产，来自番舶，土人所甘，良亦奇诡。菜必生辛，羹必稠甜。若夫槟榔酸涩，蕉子甘烂，薯重十斤，芥高七尺，君迁小柿，新会大橙，不含霜雪，多复皱腐。腌橄榄以盐豉，取蚁粪为奇南，榕树不可爨，木棉不可絮，奇器巧制，则故贱其直，水火菽栗则尽昂其贾。陆生所记，“南越之境，五谷无味，百花不香”者，信非他方之所取也。冬至初过，桃荣梅落，余花生红，多不辩名，但有其质，聊无其姿，亦何取于长春乎？邦人市海鲜，别为厨馆，则有鲨鱼之翅，海蛇之皮，章举马甲，天蠔，咸蟹龙虾，雄鸭腊鹑，腥秽于市井，纷错于楼馆者，不可胜计。又俗好烧炙，物喜生割，操刀持叉，千百其徒，乞人待肉食而餐，宾筵以多杀为豪，婚礼烧猪，辄列数百。俗无羞耻，取妇以得女为奇。床笫之私，守宫之验，明告六亲，夸以为荣。知礼之家，亦复随俗。亦既觏止，我心则降，此尤可笑叹者也。通商之夷，何止百种。蟠踞城府，敖兀大官，屈心事之，惟恐不欢，况敢设备豫乎？外郡土客，仇杀未已，且不受官劝，谁能用武。乡村族居，多建炮台。县官催科，动必发兵，幸而战胜，惧乃纳税。省中录囚，日屠百人，皆无辜之穷老，受泉而代死。子卖其父，如犬羊然，轻命嗜货，三纲绝矣。蚤富则为大豪，夕贫则充盗魁。昔南汉刘，奢僭自雄，乐裸逐之戏，制烧煮之刑。今久渐皇风，犹为恶俗。若非猛厉廉正，贵士贱商，先教礼让，后禁淫盗，则伊川之野，不百年而为戎乎。尉佗文理以止斗，陈祖奋武而勤王，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吾乡游宦士大夫，多怀归思。亦有强壮，无瘴而夭。柳生夏凋，翁君冬亡，虽会冥数，诚可悲惧也。容兄以卑官居韶，十口饥寒，其妻与妾居，比肩钧敌，呼嫡子为儿，视所生如奴。山农新取南女，以为继妻。此女矜其华年，轻鄙老夫，动即叫骂，坐必偃蹇，同之南海，便蹇裳而去，独坐夷船，还其母家，虽冯敬通之悍妻，贾公闾之妒妇，以今方古，未足云奇。亦近世之新闻，女史之一鉴也。夫阴教不修，夫妻同过，但责女德，岂足云乎。想卿闻斯，达此谊也。吾好为远游，何必乐土。优游自如，身心无患。比读庄生之文，悟其元旨，知物论生于是非，生死累于形骸，颇欲逍遥，以化成亏，何觉哀乐之殊境，离合之异轨乎？惟恐淑子独处幽忧，聊书所经，以为笑噱。冬寒日轻，春物方妍，起坐眠食，勉当自慎，时复手书，以慰劳勤。

诵者谓“辞章之美，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先民有作，鲍照《大雷》差相拟也。诗才尤牢罩一世，各体皆高绝。而七言近体则早岁尤擅场者。其重悼师芳闿运女适钟，未逾年夭诗曰：

初月无端入玉棂，露痕如白又如青。不成眉样依明镜，遥想啼痕染素馨。自是长愁甘解脱，未应多慧误娉婷。文姬死后知音少，吟尽伤心只自听。

又《泰安岱祠》曰：

三重门阁敞清晖，碧殿丹墀对翠微。路入仙坛孤影静，气通天座百灵归。秦碑古藓青成字，汉柏神风绿晕衣。祠令奉高严祀久，不同诸岳倚岩扉。

《斗姥宫尼院》曰：

瑶阶翠柏不知霜，仙地宜分玉女房。镜里云霞烘月影，川中脂粉带天香。灵宫定有珠为蕊，尘世应知海未桑。朱鸟窗前几人到，等闲邪见莫思量。

《雪霁登玉皇顶》曰：

黄河如线海如杯，表里泱泱四望开。战国曾嫌天下小，登封常见圣人来。扶桑浴日光先照，匹练浮云首重回。一片空明尽冰雪，便疑身在九璜台。

雅健雄深，颇似陈卧子，有明七子之声调而去其庸肤，此其所以不可及也。顾其集中所存，无七言近体，盖晚年手订全稿时删去者。惟湘中旧刻本内有七言律绝二卷，曰《杜若集》、《夜雪集》。而七言古最著者，莫如所作《圆明园词》一篇，韵律调新，风情宛然，乃唐元稹之《连昌宫词》，不为高古，于《湘绮集》为变格，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而以监戒规讽终其篇，亦仿元稹《连昌宫词》之体也。网罗园故，序而行者，则署名长沙徐树钧焉。其词曰：

圆明园在京城西，出平则门三十里，畅春园北一里许，世宗皇帝藩邸赐园也。圣祖常游豫西郊，次于丹棱沜，乐其川原，因明武清侯李伟清华园旧址，筑畅春园。藩邸赐园故在其旁。雍正三年，乃大宫殿朝署之规，以避暑听政，前临西山，环以西湖。湖水发原玉泉山，曰山，度宫墙东，流入清河，《水经注》所谓“蓟县西湖，绿水澄淡，燕之旧池”者也。东流为洗马沟，东南合高梁之水，故鱼稻饶衍，陂泉交绮。高宗皇帝嗣位，海宇殷阗，八方无事，每岁缔构，专饰园居。大驾南巡，流览湖山风景之胜，图画以归，若海宁安澜园、江宁瞻园、钱塘小有天园、吴县狮子林，皆仿其制，增置园中，列景四十，以四字题扁者为一胜区，一区之内，斋馆无数。复东拓长春，西辟清漪，离宫别馆，月榭风亭，属之西山，所费不计亿万。园地多明权珰别业，或传崇祯末，诸奄皆以珍宝窟宅于兹，乾隆间浚池，发银数百万。每岁夏幸园中，冬初还宫。内廷大臣赐第相望，文武侍从并直园林，入直奏对，昕夕往来，络绎道路。历雍、乾、嘉、道，百余年于兹矣。文宗初，粤寇踞金陵，盗贼蜂起。上初即位，求直言，得胜保、曾国藩、袁甲三三臣，既以塞、程、徐、陆先朝重望，相继倾覆，始擢用前言事者，各畀重任。三臣支柱，贼不犯畿，然迭胜迭败，东南数省，蹂躏无完土，主上悯苍生之颠沛，慨左右之无人，九年冬，郊宿于斋宫，夜分痛哭，侍臣凄恻，大考翰詹，以宣室前席发题，忧心焦思，伤于祸乱，然后稍自抑解，寄于文酒，以宫中行止有节，尤喜园居，冬至入宫，初正即出。时园中传有四春之宠，皆汉女，分居亭馆，所谓杏花春、武陵春、牡丹春、海棠春者也。然上明于料兵，委权阃外，超次用人，海内称哲，而部院诸臣，无所磨厉，颇袭旧敝，晚得肃顺，敢言自任，故委以谋议。先是道光二十年，英吉黎夷船至广东香港，求通商不得，又以烧烟起衅，执政议和，予海关税银千八百万。英夷请立约，广督耆英与期十年，届期而徐广缙督两广。夷使至广州，拒不许入以受封爵。夷酋恨焉，志入广州。咸丰元年，英吉黎、佛朗西、米利坚各国，乘粤寇鸱张，中国多故，复以轮舶直入大沽口台。王僧格林沁托团练之名，焚其二船，尽击走之。夷人知大皇帝无意于战，特臣民之私愤，乃潜至海岸买马数千，募群盗为军，半年而成，再犯天津，称西洋马队。闻者恐栗。夷马步登岸，我未陈而敌骑长驱矣。十年六月十六日，上方园居，闻夷骑至通州，仓卒率后嫔幸热河。道路初无供帐，途出密云，御食豆乳、麦粥而已。十七日，英夷帅叩东便门，或有闭城者，闻炮而开。王公请和，和议将定。十九日，夷人至圆明园宫门，管园大臣文丰当门说止之。夷兵已去，文都统知奸民当起，环问守卫禁兵，一无在者，索马还内，投福海死。奸人乘时纵火，入宫劫掠，夷人从之，各园皆火，三昼夜不熄，非独我无官守诘问，夷帅亦不能知也。初英夷使臣巴夏里已拘刑部，和议成，以礼释囚，于是巴夏里与夷帅各陈兵仗，至礼部，订约五十七条，予以海关税银三千六百万，而夷人抵偿圆明园银二十万。十一年七月，文宗晏驾热河。今上即位，奉两宫皇太后还京，垂帘十载，巨寇削平，而夷人通商江海，往来贸易，设通商王大臣以接夷使。然常言某省士民毁天主教堂，某省不行其教，某省民教挑衅，日以难我，应之不暇，盖岌岌乎！华夷杂处，又忽忽十有一年，园居荒虚，鞠为茂草，西山大寺，夷妇深居。予旅京师，恻然不敢过也。同治十年春，同年王壬父重至辇下，追话旧游，张子雨珊亦以计偕来，约访故宫，因驻守参将廖承恩许为东道主，四月十日，命仆马，同过绣漪桥，寻清漪园遗迹，颓垣断瓦，零乱榛芜，官树苍苍，水鸣呜咽，由辇路登廓如亭，望万寿山，但见牧童樵子，往来林莽间。暮从昆明湖归，桥上铜犀卧荆棘中，犀背御铭，朗然可诵。明日访守园者，得董监，自言：“年七十余，自道光初入侍园中，今秩五品。”居福园门旁。导予等从瓦砾中循出，入贤良门而北，指勤政、光明、寿山、太和四殿遗址，至前湖，圆明寝殿五楹，后为奉三无私殿、九州清晏殿，各七楹，坏壁犹立，拾级可寻。董监言：“东为天地一家春，后居也。西为乐安和，诸妃嫔贵人居也。洞天深处，皇子居也。”清辉殿为文宗重建，与五福堂、镂月开云台、朗吟阁，皆不可复识。镂月开云者，即所谓牡丹春也。世宗为皇子，当花时，迎圣祖至赐园，而高宗年十二，以皇孙召侍左右。三天子福寿冠前古，集于一堂，高宗后制诗，常夸乐之。经其废基，裴回惄焉。东渡湖为苏堤、长春仙馆、藻园，又北为月地云居、舍卫城、日天琳宇、水木明瑟、濂溪乐处，仅约略指视所在。东北至香雪廊，阶前苇荻萧萧，废池可辨。复渡桥，循福海西行，为平湖秋月，水光溶溶，一泻千顷，望蓬岛瑶台，岛上殿宇，犹存数楹，惜无方舟，不达其下，流水潺湲，激石成响。董监示余，“此管园大臣文公死所也”。西北至双鹤斋，又西过窥月桥，登绮吟堂，经采芝径，折而东，仍出双鹤斋，园中残毁几遍，独存此为劫灰之余，乱草侵阶，窗棂宛在，尤动人禾黍悲尔。双鹤斋西，为溪月松风，翠柏苍藤，沿流覆道，斜日在林，有老宫人驱羊豕下来。东过碧柳书院，地跨池，东为金鳌，西为玉，坊楔犹存。又东去，皆败坏难寻，遂不复往，暮色沉沉，栖鸟乱飞，揖董监出福园门，还于廖宅。廖，澧州人，字枫亭，少从塞尚阿、僧格林沁军，亦能言行间事，感予来游，颇尽宾主之欢。既夕言归，则礼部放榜日也。雨珊既落第南去，余与壬父每相过从，言念园游，辄网网不自得。壬父又曰：“园之盛时，纯皇勒记，必殷殷踵事之戒。然仁宗始罢南幸，宣宗尤忧国贫，秋狝之礼，辍而不举。惟夫张弛之道，宜及嘉、道时补纯皇倦勤之功，而内外大臣，惟务慎节，监司宽厚，牧令昏庸，讳盗容奸以为安静，八卦妖徒，连兵十载，无生天主，教目滋繁，由游民轻法，刑废不用故也。江、淮行宫既皆斥卖，国之所患，岂在乏财。”又曰：“燕地经安、史戎马之迹，爰及辽、金，近沙漠之风矣。明太宗以燕王旧居，不务改宅，仍而至今，地利竭矣。又园居单外，非所以驻万乘，废而不居，盖亦时宜。”余曰：“然。前年御史德泰请按户亩鳞次捐输，复修园工。大臣以侈端将启，请旨切责，谪戍未行，忿悔自死。自此莫敢言园居者。而比年备办大昏，费已千万，结彩宫门，至十余万，公奏朝廷，动用钱粮。婚以成礼，岂在华饰？若前明户部司官得以谏争，余且建言矣。又余闻慈安太后在文宗时，有脱簪之谏，《关雎》、《车辖》之贤，中兴之由也。又园宫未焚前一岁，妖言传上坐寝殿，见白须老翁，自称园神，请辞而去，上梦中加神二品阶。明日至祠，谕祠之。未一稘而园毁，岂前定欤？子能诗者，达于政事，曷以风人之意，备繁霜云汉之采？”于是壬父为《圆明园词》一篇，而周学士、潘侍郎见之，并叹其伤心感人，笔墨通于情性。余以此诗可传后来，虑夫代远年逝，传闻失实，词中所述，罔有征者，乃为文以序之。同治十年立秋日，长沙徐树钓撰。

宜春苑中萤火飞，建章长乐柳十围。离宫从来奉游豫，皇居那复在郊圻。旧池澄绿流燕蓟，洗马高梁游牧地。北藩本镇故元都，西山自拥兴王气。九衢尘起暗连天，辰极星移北斗边。沟洫填淤成斥卤，宫廷映带觅泉原。渟泓稍见丹棱沜，陂陀先起畅春园。畅春风光秀南苑，蜺旌凤盖长游宴。地灵不惜山湖，天题更创圆明殿。圆明始赐在潜龙，因为邸第作郊宫。十八篱门随曲涧，七楹正殿倚乔松。轩堂四十皆依水，山石参差尽亚风。甘泉避暑因留跸，长杨扈从且弢弓。纯皇缵业当全盛，江海无波待游幸。行所留连赏四园，画师写放开双境。谁道江南风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当时只拟成灵囿，小费何曾数露台。殷勤无逸箴骄念，岂意元皇失恭俭。秋狝俄闻罢木兰，妖氛暗已传离坎。吏治陵迟民困痡，长鲸跋浪海波枯。始惊计吏忧财赋，欲卖行宫助转输。沉吟五十年前事，厝火薪边燃已至。扬竿敢欲犯阿房，探丸早见诛文吏。此时先帝见忧患，诏选三臣出视师。宣室无人侍前席，郊坛有恨哭遗黎。年年辇路看春草，处处伤心对花鸟。玉女投壶强笑歌，金杯掷酒连昏晓。四时景物爱郊居，玄冬入内望春初。袅袅四春随凤辇，沉沉五夜递铜鱼。内装颇学崔家髻，讽谏频除姜后珥。玉路旋悲车毂鸣，金銮莫问残镫事。鼎湖弓剑恨空还，郊垒风烟一炬间。玉泉悲咽昆明塞，惟有铜犀守荆棘。青芝岫里狐夜啼，绣漪桥下鱼空泣。何人老监福园门，曾缀朝班奉至尊。昔日喧阗厌朝贵，于今寂寞喜游人。游人朝贵殊喧寂，偶来无复金闺客。贤良门闭有残砖，光明殿毁寻颓壁。文宗新构清辉堂，为近前湖纳晓光。妖梦林神辞二品，自注曰：咸丰九年，文宗一日独坐若瞑，见白须老人跪前，上问何人。对曰：守园神。问何所言。云将辞差使耳。问汝多年无过，何为而去。对以弹压不住，得去为幸。上曰：汝嫌官小耳，可假二品阶。未一年而乱作矣。佛城舍卫散诸方。湖中蒲稗依依长，阶前蒿艾萧萧响。枯树重抽盗作薪，游鳞暂跃惊逢纲。别有开云镂月台，太平三圣昔同来。宁知乱竹侵苔出，不见春花泣露开。平湖西去轩亭在，题壁银钩连到。金梯步步度莲花，绿窗处处留蠃黛。当时仓卒动铃驼，守宫上直余嫔娥。芦茄短吹随秋月，豆粥长饥望热河。上东门开胡雏过，正有王公班道左。敌兵未爇雍门荻，牧童已见骊山火。自注曰：夷人入京，遂至宫园，见陈设巨丽，相戒勿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及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应怜蓬岛一孤臣，欲持高洁比灵均。丞相避兵生取节，徒人拒寇死当门。即令福海冤如海，谁信神州尚有神。百年成毁何匆促，四海荒残如在目。丹城紫禁犹可归，岂闻江燕巢林木。废宇倾基君好看，艰危始识中兴难。已惩御史言修复，休遣中官织锦纨。锦纨枉竭江南赋，鸳文龙爪新还故。总饶结彩大宫门，何如旧日西湖路。西湖地薄比郇瑕，武清暂住已倾家。惟应鱼稻资民利，莫教莺柳斗宫花。词臣讵解论都赋，挽辂难移幸雒车。相如徒有上林颂，不遇良时空自嗟。

盖同治十年所作。诗出，辇下争写。大学士周祖培、侍郎潘祖荫见之，并叹为伤心感人也。独普定姚大荣议之曰：“杜子美《曲江行》、白乐天《长恨歌》、元微之《连昌宫词》，皆歌咏天宝遗事，大率据事直书，细微曲折，罗缕尽致。惟《长恨歌》托言汉皇，杨家有女，养在深闺，稍从曲笔。然文宗诵《曲江行》，辄思复升平故事，命浚曲江池，营宫殿于四岸以状之。宣宗吊白居易诗，有‘童子解吟《长恨曲》’之句，文人之荣极矣。元相遭逢尤奇。其《连昌宫词》流播禁掖，妃嫔近习皆诵之，目为元才子。中官崔潭峻录以奉御，穆宗大悦，遽召见，迭加拔擢，遂参政事。可见唐时公论犹重，是非昭著，天子不得曲护其私，而名流诗歌，并得于君父之前，指陈既往以警将来，尚有古代陈诗观风之遗。余自少喜诵元白诗歌，《连昌宫词》尤读之烂熟。窃疑所述宫殿景物，历历如绘，当是曾经目击，恐得诸人言者，不能如是亲切也，顾乃托于宫边老人之言以生文。及观郑宾光《津阳门诗序》，述其开成中，下帷石瓮僧院，甚闻宫中陈迹云云。甚闻者，巨细备悉之寓词。盖有不仅耳闻而兼得之目验者，及其裁刻为诗，则又托诸旅邸主翁口授，与元相同一用意，岂故蹈前人窠臼耶？盖皆有所避忌，而懔然于刑名之不敢干也。按唐《卫禁律》：‘阑入宫门者徒二年，殿门，徒二年半，守卫不觉，减二等，主帅又减一等，故纵者各与同罪。’当二家作诗时，连昌、华清二宫旷闭已久，虽循例守卫，而颓废之余，纠察从宽，典守者自不必龂龂与游人为难，而徇隐疏纵，容或有之。盖人情于名胜之区，往往神游目想，冀得亲尝其境以为快。况先朝离宫，陈迹故事，熟在人口，垂诸记载，艳溢心目，苟机会可乘，混迹得入，较之他项冒不韪触禁令者，情殊可原。虽纠察不及，而播为诗歌，则须衷法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此二家诗词，所以必托诸人言，而未见自承亲见之微意也。昔宋崇宁中，崔德符以擅入景华御苑，为主者劾奏罢职，事载《容斋随笔》。光绪丙申，合肥李文忠公奉使俄罗斯，回国入觐颐和园行宫覆命，便道至圆明园游观，为所司纠举干谴。盖御苑非公园之比，主帅守卫，无许人出入特权，往游者即不自为计，独不为主帅守卫计乎？曩阅乔重禧《陔南池馆遗稿》有《敬瞻避暑山庄前后七十二景恭纪诗》，甫展卷，即诧其未娴禁令，不啻自具枷杖供招。今湘绮此词，亦未检点及此，而彼周学士、潘侍郎乃翕然称之。嗟乎！礼、刑相为表里，士大夫不知律，即不知礼，亦实不恤国体，又何怪其后外部溺职，不严引律条以拒绝外人游观之请乎。且湘绮方慨然于游民轻法，刑废不用，抑思士大夫为民表率，尚自弁髦刑章，又何责乎小民？此甚关文章体要，非其他小疵可比。嗟乎！有唐诗人之不可及，岂徒以其诗哉。即以诗论：首二句‘宜春’、‘建章’、‘长乐’并用，似涉填凑，合下二句离宫云云，意殊凡近。起势平弱，入后便难振奇。中间‘山石参差尽亚风’，句法出自老杜，然杜系题画，风鼓洪涛，山木自偃，转似洪涛在上，山木在下，画中风色，确有此状，故云‘山木尽亚洪涛风’。若山石是不动物，云何亚风，此等死句，殊难索解。然尚系小疵，其巨谬则在不考事实，就所见闻，一断以心，而为莫须有之案证。既作诗，虑故实不详，传闻或失，复自序之，而托名于同游之主事徐树钧。第诗以纪事，叙以明诗，如二者皆非纪实，则不足征信。且纪事之文，最重年月日，年月日一不分明，则事实可臆造，必启虚诬颠倒之弊。庚申之役，衅起换约。先是咸丰八年戊午四月，英、法、俄、美四国以兵轮至天津议款。英、法联兵攻陷大沽炮台，挟兵要抚。文宗命大学士桂良等至天津查办，津民遮谒道左。初，发匪北窜，扰及畿南诸地，津郡团练御贼有功，至是乃请率民团助官军拒敌。桂相不允，慰遣之。嗣津民与洋人斗殴，有英使行营参赞李国太在场帮助。李国太者，广东嘉应州人，世通番，为英人爪牙。津民恶之，纠众生禽，谋杀之。桂相恐误和局，设法解散，释李国太回船，此咸丰八年五月事也。文宗以津沽密迩宸垣，海防紧要，特命蒙王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驻津督办海防事宜。九年己未五月各国至津换约。英人背约，闯入大沽口，且用炮炸裂我截港铁锁，僧邸饬防军击之，英众歼焉。《中西纪事》所谓大沽前后之役，是也。而序以为咸丰元年，僧邸托团练之名击走之，夷人知大皇帝无意于战，特臣民之私愤云云，盖误以津团剿匪，暨禽李国太之事，并为一谈。而不知文宗历年宵旰忧勤，选将筹防，意在决战，其和乃不得已耳。十年庚申六月，英法大举北犯，二十六日，闯入大沽口，陷骑兵防营，七月五日，袭踞北岸炮台，提督乐善战死，初七日，陷天津，畿辅大震，遂有驾幸木兰，举行秋狝之议。八月初一日，洋兵逼通州，文宗命怡亲王载垣驰往议款。英使额罗金遣其参赞巴夏里督带散众数十人来会。巴夏里狂悖无理，或告洋人有异志。怡邸密商僧邸，以计禽巴酋及其众二十六人，解送京师。兵端复起。初七日，洋兵长驱而北。僧邸及大学士瑞祺、副都统胜保迎击，皆败。僧邸不及具折，马上书片纸飞奏御园，请暂幸热河，遂定北狩之计。初八日寅卯间，文宗诣安佑宫行礼，启跸。六宫及诸王从焉。《东华录》及《中西纪事》所载年月日皆同。《中西纪事》于此役皆据当时公牍纂辑，故悉与奏案合，而序乃以为十年六月十六日，与上所述咸丰元年事直接，于此役本末，尚在云雾之中，而又传述脱节，信笔舞文，议论可以自为，岂年月日与事实亦可以自为乎？至洋军攻海淀焚御园及景山、昆明湖一带，先后凡二次。初次在八月二十二、二十四等日，二次在九月初四等日湘绮以为六月十九日，大缪，皆因巴夏里被释出狱，挟被捕及虐杀其从者十三人之恨捕击及监毙人数，《中西纪事》不详。兹据日本冈本监辅《万国史记》，意图泄忿，乃为此不道之行。先是有建议杀巴夏里者，幸而未杀，若果杀之，则英人仇我愈甚，岂仅焚掠淀园而已乎？吾淀园之焚，由巴夏里积怨深怒所致。设当时操纵得宜，抑或命有学问阅历之汉大臣主持其事，不拘辱巴酋，并致死其从人，则圆明园至今犹在，何至后来别筑颐和园，糜尽天下膏血，府怨召衅，以贾无穷之祸哉。谋国者不慎于一日，其祸必及于百年，非偶然也世多以淀园之焚为仁和龚孝珙奇计，不然，英兵将且屠都城，此特孝珙妄言，不衷事实。而湘绮于事实不屑屑讨论，其柱意只谓朝廷不当有郊外游观之乐，若徒侈游观，必失民心，民心既失，必乘机构乱。淀园之焚，由奸民纵火，洋兵乃从之，置巴酋修怨之师不讲，只归狱于园居过侈以垂炯戒，岂非言之成理，而隔膜太甚。譬诸村媪出入侯门，虽复醉卧泉石，指陈亭馆，颂德陈箴，均违事实，无当刍荛之采也。夫愚民迫于饥寒，乘乱劫掠，诚所不免。至于御园，在当时有恭邸及桂相率禁旅驻守，事棘时，僧、瑞二军并移往偕守，何物奸民，敢揭竿倡乱乎庚子义和拳之乱，奸民聚众杀人放火无算，然不敢扰及官署或公所。至于御园，尤其不敢。庚子之乱，甚于庚申，以后证前，其诬立辨！不斥洋酋挟屡胜之威，纵火焚掠，而归罪于孱弱之贫民，何其不衷于事实乎《万国史记》云：英法联军闻清兵据圆明园，进攻又走之，蹂躏宫殿，掠夺宝货。自是此案公论！传曰：‘俗语不实，流为丹青。’其湘绮之谓欤。”然闿运此诗，模范唐贤，踵武梅村，淫思古意，流播辇下，传写纸贵，观其窃比相如，恨不遇时，自负亦不浅矣。然所自憙者尤在五言古。宗尚庾、鲍，上窥建安，华藻丽密，词气苍劲，自诧不作唐以后诗。盖其沉酣于汉魏、六朝者至深，杂之古人集中，真莫能辩也。诃之者则云：“惟莫能辩，故不必自成湘绮之诗矣。”然闿运则自以尽古人之美，熔铸以出。其教人亦从摹拟入手，以为：“诗则有家数，易摹拟，其难在于变化，于全篇模拟中，能自运一两句，久之可一两联，久之可一两行，则自成家数矣。”有《诗法一首示黄生》。其辞曰：

诗有六义，其四为兴。兴者，因事发端，托物寓义，随时成咏，始于虞廷喜起及《琴操》诸篇，四、五、七言无定，而不分篇章，异于风、雅，亦以自发情性，与人无干，虽足风上化下，而非为人作，或亦写情赋景，要取自适，与风、雅绝异，与骚赋同名。明以来论诗者动称《三百篇》，非其类也。太白能诗者，而其说曰：“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太白四言如《独漉篇》，其靡殆甚，岂古法乎？无亦以大言欺人，托于《三百篇》。而不知五言出于虞时，在《三百篇》千年前乎？汉人四言乃是箴铭一类，有韵之文耳，非诗也。嵇康四言则诚妙矣。然是从五言出，盖五言之靡者也。七言出于《离骚》，开合从衡，可谓靡矣，而其气足以振靡，故与五言亦分两途，非出于五言也。今欲作诗，但有两派：一五言，一七言。五律则五言之别派，七律亦五律之加增。五绝七绝，乃真兴体，五言法门，皆从此权舆。既成五言一体，法门乃出，要之只苏、李两派。苏诗宽和，枚乘、曹植、陆机宗之。李诗清劲，刘桢、左思、阮籍宗之。曹操、蔡琰，则李之别派。潘岳、颜延之，苏之支流。陶、谢俱出自阮，陶诗真率，谢诗超艳。自是以外，皆小名家矣。山水凋缋，未若宫体，故自宋以后，散为有句无章之作，虽似极靡，而实兴体，是古之式也。李唐既兴，陈、张复起，融合苏、李以为五言，李、杜继之，与王、孟竞爽。有唐名家，乃有储、高、岑、韦、孟郊诸作，皆不失古法，自写性情。才气所溢，多在七言。歌行突过六朝，直接二曹，则宋之问、刘希夷道其法门，王维、王昌龄、高、岑开其堂奥，李颀兼乎众妙，李、杜极其变态。阎朝隐、顾况、卢仝、刘义，推宕排阖，韩愈之所羡也。二李贺、商隐、温岐、段成式，雕章琢句，樊宗师之所羡也。元微之赋《望云骓》，从横往来，神似子美，故非乐天之所及。张、王乐府，效法白傅，亦推于《新丰》、《上阳》诸篇乎？退之尚诘诎，则近乎戏矣。宋人披昌，其流弊也。诗法既穷，无可生新。物极必反，始兴明派，专事模拟，但能近体，若作五言，不能自运。不失古格而出新意，其魏源、邓辅纶乎？两君并出邵阳，殆地灵也。零陵作者，三百年来，前有船山，后有魏、邓，鄙人资之，殆兼其长。比何、李、李、王，譬之楚人学齐语，能为庄岳土谭耳。此诗之派别，自汉至今之雅音也。今则从容尔雅，自然同声，天下作者，无复鄙音庸调，虽工拙不同，而趣向已一，斯则风会使然，不由人力矣。诗既分和劲两派，作者随其所近，自臻极诣，当其下笔，先在选词，斐然成章，然后可裁。诗者，持也，持其志，无暴其气，掩其情，无露其词。直书己意，始于唐人，宋贤继之，遂成倾泻。歌行犹可粗率，五言岂容屠沽。无如往而复之情，岂动天地鬼神之听！故曰“先王作乐，后哲为诗”，观《乐记》之言，即知诗之体用。功成作乐，学成作诗，诗之终也。十三舞勺，能言作诗，诗之始也。乐必依声，诗必法古，自然之理也。欲己有作，必先有蓄，名篇佳制，手披口吟，非沉浸于中，必不能炳著于外。故余遇学诗人，从不劝进，以其功苦也。古人之诗，尽美尽善矣。典刑不远，又何加焉。但有一戒，必不可学元遗山及湘绮楼。遗山初无功力，而欲成大家，取古人之词意而杂糅之，不古不唐，不宋不元，学之必乱。余则尽法古人之美，一一而放之，熔铸而出之，功成未至而谬拟之，必弱必，则不成章矣。故诗有家数，犹书有家样，不可不知也。甲寅五月，书以示黄生铁臣。

盖议论偏至如此。性诡诞，牢落不偶意，壹以谐谑出之。至京师，恭王奕慕其名，造问政，闿运曰：“国之治也，有人存焉。今少荃之洋务，佩蘅之政事，人才可睹矣，何治之足图哉。”少荃者，直隶总督李鸿章，佩蘅者，大学士宝鋆，一世所推伟人长德也，而闿运讥之如此。奕曰：“是处士之徒为大言者。”遂不复请谒。然闿运则自以为贤。其乡人左宗棠总督甘陕，方拓土西域，朝论倚重。而闿运与之书，怪其不以贤人见师，谓：“天下之大，见王公大人众矣，皆无能求贤者。今世真能求贤者，闿运是也。而又在下贱，不与世事，性懒求进，力不能推荐豪杰，以此知天下必不治也。”又尝谒两江总督曾国荃，诒以诗有“若论上将功多少，试问长江水浅深”。诵者问是何义谛，闿运曰：“汝意云何？”曰：“归功水师。”闿运笑曰：“否。此乃见景生情也。是时曾馈余五十金，余报之以诗，身在江船，对水赋此耳。”宣统之世，岑春萱抚湘，以闿运老儒，上所著书，赐翰林院检讨，乡试重逢，晋侍读。至辛亥革除，士大夫争剪发，西冠西服，而闿运不改装。会八十寿辰，湖南都督谭延闿具大礼服往贺。闿运则红顶花翎，衣袍袭褂，拖辫发而出。延闿不得已屈膝焉。既坐，闿运谓之曰：“子毋诧。吾胡服垂辫，子西装髡首，皆外国制也，有何文野？若能优孟衣冠，乃真睹汉官威仪矣。”相与一笑。总统袁世凯致聘问。复书谓：“今之弊政在议院，而根由起于学堂。盖椎埋暴戾，不害治安。华士辩言，乃移风俗。其宗旨不过弋名求利，其流极乃至无忌惮。此迂生所以甘跧伏而闭距也。”持论不根，好恶拂人，大率如此。世尤盛传其民国总统之联曰：“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谀之者曰：“此所谓戏笑怒骂皆成文章者也。”闿运则弥以自喜，以民国三年入都，就职国史馆馆长。过新华门，忽仰视太息曰：“何题此不祥字耶？”同行者大骇而询之。曰：“吾老眼花，额上所题，得非‘新莽门’三字乎？”闻者不敢譍也。同馆者问公集中前后《忆梅曲》、《紫芝歌》何为而作，闿运曰：“昔年十八九时，在长沙与左氏女相爱，欲娶之。左女亦誓非我不嫁，乃格于其母，不得。后左女抑郁死。此三诗及《采芬女子墓志》、《吊旧赋》，皆为伊人作者。”因戏言：“此事不足为外人道，恐笑我八十老翁犹有童心也。”一日谒国务卿徐世昌，袖出一匾额曰：“余以此赠公可乎？”展视，则“清风徐来”四字也。世昌为之轩渠不置。旋归，越一年卒，年八十五。所著有《周易说》、《尚书笺》、《尚书大传补注》、《诗经补笺》、《礼经笺》、《小戴记笺》、《周官笺》、《春秋公羊笺》、《春秋例表》、《论语训》、《湘军志》，注《墨子》、《庄子》、《列子》，正诸史艺文，纂《春秋遗传》。门弟子辑其诗文笺启为《湘绮楼集》，凡若干卷。晚年文章稍颓丧，而气矜之隆不减。所作《华山游记》，假郦善长《水经注》征证以记山游，自诩结构之奇，直千年来未尝见也。然闿运晚年惓惓逊朝，致讥民国，而不知其张《公羊》以言改制，为今文学者固其壁垒，即不啻为革命家言导其前茅，此固闿运所不及料也。大抵晚清学者，有言《公羊》改制而嫌革命者，王闿运是也。亦有斥言《公羊》改制而革命非所嫌，则章炳麟是也。章炳麟稍后出，治经持古文，言《周官》、《左氏》，不言《公羊》，所学与闿运违异，而论文乃喜闿运，致以为闿运能尽雅者，则以闿运文萧散似魏、晋，而炳麟衡文右魏、晋，有同契也。

章炳麟，原名绛，字太炎，浙江余杭人也。清末，尝及事经师德清俞樾，又尝问业于定海黄以周，谨守古学，以治《左氏春秋》见知于两湖总督张之洞。之洞自负在当日督抚中，恢廓有意量，能汲引天下士。见炳麟所为左氏书，故谓有大才，可治事。其幕客侯官陈衍又力为言。之洞曰：“此君信才士，然文字谲怪。”衍曰：“终是能读书人。”因属其乡人钱恂罗致，索得炳麟上海，而炳麟方与新会梁启超、顺德麦孟华哄。启超、孟华皆南海康有为弟子，以其师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舌锋所及，目光炯炯如岩下电，闻者慑而崇信之。独炳麟面呵之，以为此病狂语，何值一笑。而好之者乃如蛣蜣转丸，则不得不大声疾呼，直攻其妄。尝谓：“邓析、少正卯、卢杞、吕惠卿辈，咄此康瓠，皆未能为之奴隶。若钟伯敬、李卓吾狂悖恣肆，造言不经，乃真似之。”私议及此，属垣漏言，启超之徒衔次骨矣。启超门人曰梁作霖者，愤欲殴炳麟，昌言其众曰：“昔在粤中，有某孝廉诋康氏，于广坐殴之。今复殴章某者，足以自信其学矣。”炳麟呵曰：“噫嘻。长素有若数辈，其遂如仲尼得由，恶言不入于耳耶？”持不下。恂至，则携之赴鄂。炳麟意气益盛，喜为高睨大谭，与之洞幕客朱某言革命，朱以告武昌守梁鼎芬，鼎芬将悬而榜之。炳麟闻，仓皇逃走，之上海，遗书别陈衍，告其事，且曰“之洞非英雄”也。亡何，以序巴县邹容《革命军》一书，偕逮系西狱，罚作，乃究心释典，治因明有所入，谓容曰：“学此可以解三年之忧矣。”盖因明之学，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之途，与平生古学相似，易于契机也。既出狱，东走日本。尝寓小石川，集留学国人二十许，为讲书，因以干食，每日面包两餐而已，或馈以鱼肉，则亦恣啖，一餐而尽，不为隔宿计也。开讲之前一日，共议讲何书，有人言讲《白虎通》为佳，炳麟默然而罢。众不晓所以。一人归语友，友曰：“是其中多公羊家言，非所愿。盍以许慎《五经异议》请？”翌日，其人如言。炳麟即欣然登座，敷演不倦。既多涉猎西籍，以新知附益旧学，日益闳肆。而治《说文》尤精，尝翻阅大徐本数十过，一旦解悟，的然见语言文字本原，以音韵为骨干，于是初为《文始》。而经典专崇古文，记传删定大义，往往可知。由是所见与笺疏琐碎者殊矣。顾好盛气攻辨，言革命而不赞共和，治古学而兼称宋儒，放言高论而不喜与人为同。时论多诋秦剬制，而炳麟不然，曰：“人主独贵者，其政平。不独贵则阶级起。秦皇负扆以断天下，而子弟为庶人，所任将相李斯、蒙恬，皆功臣良吏也。后宫之属，椒房之嬖，未有一人得自遂者。富人如巴寡妇筑台怀清，然亦诛灭名族，不使并兼。夫其卓绝在上，不与士民等夷者，独天子一人耳。天子以秉政劳民贵。帝族无功，何以得有位号？授之以政而不达，兴之以爵而不衡，诚宜下替与布衣黔首等。夫贵擅于一人，故百姓病之者寡，其余荡荡平于浣准矣。明制贵其宗室，孽子诸王虽不与政柄，而公卿为伏谒。耳孙疏属皆气禀于县官。秦皇无是也。汉世游侠兼并养威于下，而上不限名田以成其厚。武帝以降，国之辅拂不任二府，而外戚窃其柄。秦皇无是也。要以著之图法者，庆赏不遗匹夫，诛罚不避肺腑，斯为直耳。秦制本商鞅，其君亦世世守法，要其用意，使君民不相爱，块然循于法律之中。秦皇固世受其术，虽独制，必以持法为齐。藉令秦皇长世，易代以后，扶苏嗣之，虽四三皇、六五帝，不足比隆也。何有后世繁文饰礼之政乎？”时论方崇汉党锢，而炳麟不然，曰：“党锢之名自汉始，迄唐、宋、明皆有党人。原其用心，本以渴慕利禄之心，务求速化，一朝摈斥，率自附于屈原、韩愈之徒，盖魏公子牟有云‘身在江湖之上，心在魏阙之下’，庄周述之以为热中之戒，而是族反举此以为美谈。观葛洪《抱朴子外篇·汉过篇》曰：‘历览前载，逮乎近代，俗微道敝，莫剧汉末也。’然又云：‘懒看文书，望空下名者，谓之业大志高。结党合誉，行与口违者，谓之以文会友。’则党锢诸公皆在所讥矣。《刺骄篇》曰：‘闻之汉末诸无行自相品藻次第，群骄慢傲，不入道检者，为都魁雄伯，四通八达，皆背叛礼教，而从肆邪僻，讪毁真正，中伤非党，口习丑言，身行敝事。凡所云为，使人不忍论也。'《名实篇》曰：‘闻汉末之世，灵、献之时，品藻乖滥，英逸穷滞，饕餮得志，名不准实，贾不本物，以其通者为贤，塞者为愚。’则知党人之口，变乱黑白，甚于青蝇。其视阉尹，亦齐楚伯仲之间耳。若郑康成以山东大师，传授经术，未尝问王朝治乱之事，名在党中，实由株连所及，此本不得以党人论者。若夫汝南许劭有臧否人伦之鉴，而与其兄许靖不协，摈之马磨，则知朋党相倾，不足以协人望，久矣。郭林宗以在野之士，昵迩公卿，虽不应征辟，终不出于浮华竞名之域。是以葛洪正之曰：‘圣者忧世，周流四方，犹为退士所见讥弹。林宗才非应期，器不绝伦，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风易俗，入不能挥毫属笔，祖述六艺，行炫自耀，亦既过差，收名赫赫，受饶颇多。然卒进无补于治乱，退无迹于竹帛，街谈巷议以为辩，讪上谤政以为高。时俗贵之歙然，犹郭解、原涉见趋于曩时也。’虽然，党人之所以自高者，率在危言激论，而亦藉文学以自华。今之新党，于古人固不相逮，若夫夸者死权，行险侥幸以求一官一秩，则自古而有之。明之党人，名为与逆奄相抗。然自江陵新郑之时，朝士已分省自植。以熊廷弼之长于兵略而不附东林，则邹元标、魏大中辈必欲置之死地，其私心有可见者。会魏忠贤用事，廷弼、东林同时俱尽，海内党人不得不解仇相助。忠贤既诛，而分省之事复亟。乃者东林之汪文言，复社之张溥，皆以善行贿赂，为党人所依赖。此汉、唐、宋之党人所不为者。若其内行点污，瞑瞒声色，则又前世清流之所未有。张溥喜服房中之药，见于医师喻昌书中。如瞿式耜之忠纯而犹有内实五姬，临命桂林，欲与妾诀，为张同敞所引止，况复延儒、谦益之流乎？明思文帝有言：‘北都覆于东林，南京亡于马、阮，厥罪维均。’信哉，党人之死权而忘国事也。今之新党，与古人絜长则相异，与古人比短则相同。自弘历殁而党人绝，百年之间，朝野士庶寂然宁息，国政军实堕于暗昧。洪王起于金田，虏始震动，旋踵亦灭。外有皙人之祸，北露、西欧交征诸夏。迄于载湉嗣位，丑声起于禁掖之间。李鸿章拥兵于外，朝士哗然，皆谓其有异志。梁鼎芬以劾李鸿章罢官，朱一新以言李莲英废黜，天下冤之。则新党之萌芽始作。甲午辽东之役，丧师靡财，疆场日蹙。台湾之割，旅顺之割，青岛之割，威海之割，接踵而至。大酋垂拱于上，失其帝天之尊，而宫掖亦时有诟谇。康有为乘七次上书之烈，内资翁同龢之力，外藉张之洞之援，设强学、保国诸会以号召天下。当是时，有郑孝胥、陈三立之徒，以诗歌、目录闻于世，而汤寿潜善持论，为吏有声，世比之陈仲弓，数子者，名为通达时事，并相和会。嘉应黄遵宪与有为交最深，元和江标以掇拾中外末流之学，视学湖南，熊希龄辈和之于下，皆更相驱驰为一朋。有为既用事，欲收物望，树杨锐、刘光第于军机，以宫闱相挤之故，复结二妃。时文廷式既废，亦扼腕欲自发舒。其外则有俞明震者，与陈三立父子有连，尝佐唐景崧称副总统于台湾，世人称其忠义，与有为亦相引为重。而诸贵游为京朝官者，各往往参错其间。新党自此立矣。惟谭嗣同、杨深秀为卓厉敢死。林旭素佻达，先逮捕一夕，知有变，哭于教士李佳白之堂。杨锐者，颇圆猾知利害，既入军机，知其事不可久。时张之洞子为其父祝寿京师，门生故吏皆往拜。锐举酒不能饮，徐语人曰：‘今上与太后不协，变法事大，祸且不测。吾属处枢要，死无日矣。’吾尝问其人曰：‘锐之任此，固为富贵而已。既睹危机，复不能去，何也？’其人答曰：‘康党任事时，天下望之如登天。仕宦者争欲馈遗，或不可得。锐新与政事，馈献者踵相接，今日一袍料，明日一马褂料，今日一狐桶，明日一草上霜桶，是以恋之不能去也。’呜呼！使林旭、杨锐辈皆赤心变法无他志，颐和之围，或亦有人尽力，徒以萦情利禄，贪著赠贿，使人深知其隐，彼既非为国事，则谁肯为之效死者。有为既败，杨、刘死。张之洞、梁鼎芬始与有为抵拒，其党人亦稍稍引去，而江标以连蹇死。惟黄遵宪终始依之。倾侧扰攘，至于庚子汉口之役，有为以其事属唐才常。才常素不习外交，有为之徒龙泽厚为道地。其后才常权日盛，凡事不使泽厚知，又日狎妓饮燕不已。泽厚愤发，争之不可得，乃导文廷式至武昌发其事。才常死，其军需在上海，共事窃之以走。有为再败，则同党始有告密于诸藩，自戕其气类者。然新党之萌芽，本非自有为作，挟其竞名死利之心，而有为所为，足以达其所望，则和之，不足以达，则去之，足以阻其所望则畔之。故有为虽失助，而新党自若。综观十余年之人物，其著者或能文章，矜气节，而下者或苟贱不廉，与市侩伍，所志不出交游声色之间。人心不同固如其面，吾亦不敢同类而共非之，特其竞名死利则一也。幸其用事日浅，秽行不彰，不然而康氏事成，诸新党相继柄政，吾知必无叶向高、高攀龙辈，而人为谦益，家效延儒，可无待蓍蔡而决矣。猥俗之论，多以晚明方比后汉，此未得其情。后汉可慕，尽在《独行》、《逸民》诸传及夫雅俗孝廉之士而已。其党锢不足矜，然则孝弟通于神明，忠信行于蛮貊，居处齐难，坐起恭敬，道途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此后汉贤儒所立著于乡里，而本之师法教化者也。晚明风烈，独有直臣。直臣可式，独有杨继盛，余琐琐皆党人矣。义色形于在公，流湎彰于退食，骨鲠闻于王路，庸行阙于草茅，而世以归厚，则过矣。”时论咸薄宋程、朱，而炳麟不然，曰：“戴震生清雍正末，见其诏令谪人不以法律，顾摭取洛、闽儒言以相稽，觇伺隐微，罪及燕语。九服非不宽也，而逊之以丛棘，令士民摇手触禁，其伤已多。震自幼为贾贩，转运千里，复具知民生隐曲，而上无一言之惠，故发愤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专务平恕，为臣民诉上天，明死于法可救，死于理即不可救。又谓衽席之间，米盐之事，古先王以是相民，而后人视之猥鄙。其中坚之言尽是也。究极其义，及于性命之本，情欲之流，为数万言。夫言欲不可绝，欲当即为理者，斯固莅政之言，非饬身之典矣。辞有枝叶，乃往往轶出阈外，以诋洛、闽。纪昀攘臂扔之，以非清净洁身之士，而长流污之行。挽世或盗其言以崇饰滔淫，今又文致西来之说，教天下奢，以菜食衣为耻，为廉节士所非。诚明震意，诸窾言岂得托哉。洛、闽所言，本以饰身，不以䇐政，震所诃又非也。凡行己欲陵而长民欲恕。陵之至者，止于释迦，其次若伯夷、陈仲，持以阅世，则《关雎》为淫哇，《鹿鸣》为流湎，《文王》、《大明》为盗言矣。不如是，人不与鸟兽绝。洛、闽诸儒躬行虽短，其言颇欲放物一二，而不足以长民。长民者使人人得职，筿荡其性，国以富强。上之于下，如大小羊羜相而已，本不可自别于鸟兽也。徒以礼义厉民犹难，况遏其欲。民唯有欲，故刑赏可用，向若以此行已，则终身在鹑鹊之域也。洛、闽之学，明以来稍敝蠹。及清为佞人假借，世益视之轻。然刁苞、应伪、张履祥之徒，修之田舍，其德无点。至今草野有习是者，虽陋犹少虚诈，属之以事体而无食言，寄之以财贿，幸而无失期会，无妄出入，虽娽娽无奇节，亦以周用。往者程、朱既废，古籍又不恒讽诵，行谊已薄，然野士犹不骀荡逾轨。自顷谈者以邹、鲁比德蛮俚，谓颜回乞儿，孙卿屠家公，老聃木偶行尸，古籍复尽不诵，十稔之间，虽总角之僮、鼓箧之子，已狂狡不自摄矣。世人颇以东国师任王学，国以富强，此复不论其世。东国者，初脱封建，人习武事，又地狭而性抟固，治王学固胜，纵治程、朱之言，犹自振也。夫其民志强忍，足以持久，故藉王学足以粉墨之。中国民散性偷久矣，虽为王学，奚所当匡敝救衰。且夫本王学以任事者，不牵文法，动而有功，素非可以长世也。观自文成以后，徐阶复习其术以仆严嵩，辅主数年，而政理昏惰，子姓恣轶，又未能去嵩绝远。此则其术足以猝起制人，不足以定天保、仆大命明矣。其飞箝制伏之术，便习之则可以为大佞，校其利害之数，而程、朱寡过矣。古之所谓成人者，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其本要将在斯也。”时论方蔑道德，奖革命，而炳麟不然，曰：“今与邦人诸友同处革命之世，偕为革命之人，而自顾道德，犹无以愈于陈胜、吴广。纵令瘏其口，焦其唇，破碎其齿颊，日以革命号于天下，其卒将何所济。道德者不必甚深言之，但使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可矣。虽然，吾闻古之言道德者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今之言道德者曰：‘公德不逾闲，私德出入可也。’道德果有大小、公私之别乎？于小且私者，苟有所出入矣，于大且公者而欲其不逾闲，此乃迫于约束，非自然为之也。政府既立，法律既成，其人知大且公者之逾闲，则必不免于刑戮，其小且私者，虽出入而无所害，是故一举一废，应于外界而为之耳。政府未立，法律未成，小且私者之出入，刑戮所不及也，大且公者之逾闲，亦刑戮所不及也。如此，则恣其情性，顺其意欲，一切破败而毁弃之，此必然之势也。吾辈所处革命之世，此政府未立，法律未成之世也，方得一芥不与、一芥不取者，而后可与任天下之重。若曰：‘有狙诈如陈平、倾险如贾诩者，吾亦可以因而任之。’此自政府建立后事，非今日事也。今世之言革命者，则非直以陈平、贾诩为重宝，而方欲自效陈平、贾诩之所为，若以此为倜傥非常者。悲夫悲夫。方今中国之所短，不在智谋而在贞信，不在权术而在公廉。其所需求，乃与汉时绝异。楚汉之际，风尚淳朴，人无诈虞，革命之雄，起于吹箫编曲。汉祖所任用者，一自萧何、曹参，其下至于王陵、周勃、樊哙、夏侯婴之徒，大抵木彊少文，不识利害。彼项王以勇悍仁强之德，与汉氏争天下，其所用皆廉节士。两道德相若也，则必求一不道德者而后可以获胜，此魏无知所以斥尾生、孝己为无用，而陈平乃见宝于汉廷矣。季汉风节，上轶商、周。魏武虽任刑法，所用将士愍不畏死，而帷幄之中参豫机要者，钟、陈、二荀，皆刚方皎白士也。有道德者既多，亦必求一不道德者而后可以获胜，故贾诩亦贵于霸朝矣。其所以贵者，以其时倾险狙诈之才，不可多得而贵之也。……风教陵夷，机械日构，至于今日，求一质直如萧、曹，清白如钟、陈、二荀，奋厉如王陵、周勃、樊哙、夏侯婴者，则不可得，而陈平、贾诩所在有之。尽天下而以诈相倾，甲之诈也，乙能知之，乙之诈也，甲又知之，其诈亦即归于无用。甲与乙之诈也，丙与丁疑之，丙与丁之诈也，甲与乙又疑之，同在一族，而彼此互相猜防，则团体可以立散。是故人人皆不道德，则惟有道德者可以获胜。此无论政府之已立未立，法律之已成未成，而必以是为臬矣。今之习俗，以巧诈为贤能，以贞廉为迂拙，虽歃血莅盟，犹无所益。是故每立一会，每建一事，未闻其有始卒，其或稍畏清议而欲食其前言，则曰：‘吾之所为，乃有大于此者。’知祸患之将至，则藉口于远求学术，容身而去矣。见异己之必胜，则遁辞于大度包容，委事而逸矣。‘言必信，行必果，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若能则而行之，率履不越，则所谓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者，于是乎在。呜呼！端居读书之日，未更世事，每观管子所谓‘四维’，孔子所谓‘无信不立’者，固以是为席上之腐谈尔。经涉人事，忧患渐多，目之所睹，耳之所闻，坏植散群，四海皆是。追怀往诰，惕然在心，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时论方慕共和，称代议，而炳麟不然，曰：“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其上置贵族院，非承封建者弗为也。民主之国，虽代以元老，蜕化而形犹在。其在下院，《周礼》有外朝询庶民，虑非家至而人见之也，亦当选其得民者以叩帝阍，《春秋》卫灵公以伐晋，故遍访工商。讫汉世去封建犹近，故昭帝罢盐铁榷酤，则郡国贤良文学主之，皆略似国会。魏晋以降，其风始息，至今又千五六百岁，而议者欲逆反古初，合以泰西立宪之制，庸下者且沾沾规日本。不悟彼之去封建近，而我之去封建远，去封建远者民皆平等，去封建近者民有贵族、黎庶之分。与效立宪而使民有贵族、黎庶之分，不如王者一人秉权于上，规模廓落，则苛察不遍行，民犹得以纾其死。盖震旦亦无他长耳。旁睨邻国，与我为左右手者，印度以四姓阶级亡。西方诸国，上者藩侯，下者地主，平民皆不得与抗礼，其废君主立总统者，以贫富为名分，若天泽冠履然，彼其与印度兴亡虽异，以阶级限民则同。独震旦脱然免是。必欲闿置国会，规设议院，未足佐民，而先丧其平夷之美。他国未有议员时，实验未著，从人心所悬揣，谓其必优于昔。今则弊害已章，不能如向日所悬拟者。其被选不以功贤，有权力者能以势藉结人，大佞取给于口舌，哗众啸群，其言卓荦出畴辈，至行事乃绝异。家有阎妻，又往往以色蛊人，助夫眩惑。既与举者交欢，骋辩未终，令听者魂精颠沛，俄而使其良人上遂矣。美国之法，代议士在乡里，有私罪不得举告，其尊与帝国之君相似。猥鄙则如此，昌披则如彼，名曰国会，实为奸府。徒为有力者傅其羽翼，使得腊齐民。震旦尚不欲有一政皇，况欲有数十百议皇耶。民权不借代议以伸，而反因之扫地。他且勿论。君主之国，有代议则贵贱不相齿。民主之国，有代议则贫富不相齿。横于无阶级中增之阶级，使中国清风素气，因以摧伤，虽得宰制全球，犹弗为也。吾侪所志，在光复宗国而已，光复者，义所任、情所迫也。光复以后，复设共和政府，则不得已而为之也，非义所任、情所迫也。世人矜美、法二国以为美谈。今法之政治以贿赂成，美人亦多以苞苴致贵显。而为代议士者，营求入选，所费金无虑巨万，斯与行贿得官何异。举总统者又踊是。且众选者，诚民之同志哉。驰辩驾说以彰其名，人为之树旗表，使负版贩夫皆劝誉民，己愚无知，则以为诚贤。贤否之实，不定于民萌而操于小己，此犹出之内府，取之外府，求良田大宅者，持人短长而辞苛夺之名，使人署券以效其地也。既选，又树其同己者以为陪贰。下及茸骑驺伍，亡不易位，不考功实，不课疲能，而一于朋党。下者乃持大赂名琛，田之租赋，市之币余，适妻荐席，外妇奉匜以求得当。议官司直，交视而莫敢议其后。然则政制之可鄙厌，宁独专制，虽民主立宪，犹将拨而去之。藉令死者有知，当操金椎以趣冢墓，下见拿破仑、华盛顿，敲其头矣。”时论方举学校，废科举，而炳麟不然，曰：“昔汉时举博士，年五十始应科，今之世，有晨朝卒业，比暮已为父师者矣，而学官弟子，复以其业为足。循是以往，惧犹不如科举之世。何者？科举文辞至腐朽，得科举者犹自知不为成学，入官以后，尚往往理群籍，质通人，故书数之艺、六籍之故，史志之守、性命之学，不因以蠹败，或乃乘时间出，有愈于前。今终以学校之业为具，则画地不能进一武。老聃有言：‘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彼学校者岂不美于科举耶。犹曰未已，而在学者以奸政。学校诸生，非吏也，所习不尽刑名比详，虽习之，犹未从政，辍业不修，以奸当涂之善败，则士侵官而吏失守。士所欲恶，不尽当官成，又不与齐民同志，上不关督责之吏，下不编同列之民，独令诸生横与政事，恃夸者之私见以议废置，此朋党所以长。盖昔郑公孙侨不毁乡校者，期其私议横舍之国，以风闻者而理察之，不期其公议于廷。侨虽不毁，当是时，校士好议，忘其肄业，不嗣管弦之音而佻达于城阙，犹诗人所讥也。”自诩前识，其言往往而中。然世儒之于炳麟，徒赞其经子诂训之劬，而罕会体国经远之言，知赏窈眇密栗之文，未有能体伤心刻骨之意。世莫知炳麟，而炳麟纷纶今古，益与世为迕，剽剥儒、墨，虽老师宿学不能自解免焉。

炳麟论文，右魏晋而轻唐宋，于古今人少许多迕。顾盛推魏晋之论，谓汉与唐宋咸不足学，独魏晋为足学而最难学。述论式。其大指谓：“雅而不核，近于诵数，汉人之短也。廉而不节，近于强钳，肆而不制，近于流荡，清而不根，近于草野，唐宋之过也。有其利，无其病者，莫若魏晋。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效唐宋之持论者，利其齿牙，效汉之持论者，多其记诵，斯已给矣。效魏晋之持论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御人所口，必先豫之以学。”斯其盛推魏晋也。于清儒推汪中、李兆洛，并世推王闿运、吴汝纶、马其昶三人，此外虽其师俞樾之文亦致不满。因著《校文士》以见意曰：

近代学者率椎少文，文士亦多不学。兼是两者，惟阳湖之张生张惠言，又非其至者也。然学者不习通俗之文，而特雅驯可诵，视欧、曾、王、苏将过之。先戴戴震《句股割圜记》，吐言成典，近古之所未有。迩者黄以周以不文著，惟黄氏亦自谓钝于笔语，观其撰述，密栗醇厚，庶几贾、孔之遗章，何宋文之足道。戴君戴望在朴学家，号为能文，其成一家言者，则信善矣。造次笔札酬对之辞，顾反与宋文相似。故知世人所谓文者，非其最上，而椎少文之云，特以匪色不足，短于驰骤曲折云尔。惟俞先生俞樾文窳滥，不称其学，此则轶出于恒律者也。史家若章、邵二公章学诚、邵晋涵记事甚善，其持论亦在《文心》、《史通》间，然史家固无木讷寡文之诮，故不悉论。若通俗不学者，其文亦略有第次，善叙行事，能为碑版传状，韵语深厚，上攀班固、韩愈之轮，如曾国藩、张裕钊，斯其选也。规法宋人，而能止节淫滥，时以大言自卫，亦不敢过其情，如姚鼐、梅曾亮，则其次也。闻见杂博，喜自恣肆，其言近于纵横，视安石不足，而拟苏洵为有余，如恽敬辈，又其次也。自放尘埃之外，傲睨万物，而固陋不能持论，载其清静，亦使穷儒足以娱老，如吴敏树辈，又其次也。乃夫文质相扶，辞气异于通俗，上法东汉，下亦旁皇晋宋之间，而文士以为别裁异趣，如汪中、李兆洛之徒，则可谓彬彬者矣。魏源、龚自珍，则所谓伪体者也。源故不学，惟善说满洲故事，晚乃颠倒诗、书以钓名声，凌乱无序，小学尤疏谬，而栩栩自高，以为微言大义在是。其持论或中时弊，而往往近于怪迂。自珍承其外祖之学，又多交经术士，其识源流，通条理，非源之侪。然大抵剽窃成说而无心得，其以经为史，本之《文史通义》而加华辞，观其华，诚不如观其质者。若其文辞侧媚，自以取法晚周诸子，而佻达无骨体，视晚唐皮、陆且弗逮，以较近世，犹不如唐甄《潜书》之近实。而后生信其诳耀以为巨子，诚以舒纵易效，又多淫丽之辞，中其所嗜，故少年靡然乡风。自自珍之文贵于世，而文学涂地将尽，将汉种灭亡之妖耶。孔子云：“觚不觚。觚哉觚哉。”

大率衡论诸家，犹以为得失互见，而于后生崇信之龚自珍，极口诋排，致以为汉种灭亡之妖焉。世或不以为允也。既而入民国，炳麟故以文字张革命而有成功，誉望高，讲学推为大师，而持论逾峻厉。闽县林纾方以能文章治桐城家言，为士论所归，尤遭炳麟嫉诃。其《与人论文书》曰：

来书疑仆持论褒大先梁而捐置徐、庾以下，又称中唐韩、吕、刘、柳诸家，次及宋世宋祁、司马光等，然上不取季唐，下不与吴蜀六士谓欧阳、曾、王、苏，若两取容于姚、李二流者。仆闻之，“修辞立其诚”也，自诸辞赋以外，华而近组则灭质，辩而妄断则失情，远于立诚之齐者，斯皆下情所欲弃捐，固不在奇偶数。徒论辞气，太上则雅，其次犹贵俗耳主意。俗者谓土地所生习《地官·大司徒》注，婚姻丧纪，旧所行也《天官·太宰》注，非猥鄙之谓。孙卿云：“有雅儒者，有俗儒者。”李斯云：“随俗雅化。”夫以俗为缦白，雅乃继起以施章采，故文质不相畔。世有辞言袭常而不善故训，不綦文理，不致隆高者，然亦自有友纪。佻儇侧媚之辞薄之，则必在绳之外矣。是能俗者也。先梁杂记，则随俗而善，文尽雅，陈已稍替，及南北掍合，其质大浇。故有常语尽雅，毕才技以造瑰辞，犹几不及俗者，唐世颜师古、许敬宗之伦是也。致文则雅，燕闲短语，有所记述题署，且下于俗数等，近世阮元、李兆洛之伦是也。且北朝更丧乱久，文章衰息，浸已绌于江左。魏收、邢子才刻意尚文，以任、沈为大师，终不近。会江左文体亦变，徐陵通聘，而王褒、庾信北陷，北人承其蜚色，其质素丑，外自文以妖冶，貌益不衷。传曰：“白而白，黑而黑。”夫贲，有何好乎？陵夷至于唐世，常文蒙杂，而短书媟慢，中间亦数改化。稍稍复古以有韩、吕、刘、柳，自任虽夸，顾其意岂诚薄齐、梁耶？有所欿于徐、庾，而深悼北人之效法者，失其轶丽，而只党莽，不就报章，欲因素功以为绚乎？自知虽规陆机，摹傅亮，终已不能得其什一，故便旋以趋彼耳。北方流势本拥肿也，削而砻之，大分不出后汉，碑诔尤近，造辞窜句，犹兼晋、宋赋颂之流。宋世能似续者，其言稍约，亦独祁、光诸子。今夫韩、吕、刘、柳所为，自以为古文辞，纵材薄不能攀姬汉，其愈隋唐末流猥文固远。宋世吴蜀六士，志不师古，乃自以当时决科献书之文为体，是岂可并哉？曩尝与足下言：“仆重汪中，未尝薄姚鼐、张惠言。”姚、张所法，上不过唐宋，视吴蜀六士为谨。原注云：夸言稍少，此近代所长。若恽敬之恣、龚自珍之懁，则不可同论。仆视此虽不与宋祁、司马光等，要之，文能循俗，后生以是为法，犹有坛宇，不下堕于猥言酿辞，兹所以无废也。并世所见：王闿运能尽雅，其次吴汝纶以下，有桐城马其昶，为能尽俗。原注云：萧穆犹未能尽俗。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虽饬，气体比于制举，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纾视复又弥下，辞无涓选，精采杂污，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夫欲物其体势，视若蔽尘，笑若龋齿，行若曲肩，自以为妍，而只益其丑也。与蒲松龄相次，自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司马迁、班固之言。”原注云：纾弟子记师言，援吴汝纶言以为重。汝纶既没，其言有无不可知。观汝纶所为文辞，不应与纾同其谬妄，或由性不绝人，好为奖饰之言乎？若然者，既不能雅，又不能俗，则复不得比于吴蜀六士矣。仆固不欲两取容于姚、李，而恶夫假托以相争者，杨子曰：“见弓之张弛而不失其良，曰檠之而已矣。”夫先梁与中唐者，势有张弛，岂其为良异哉？使奇偶之言，文章之议，日竞于世，失其所以檠，而诡雅异俗者据之，斯亦非足下之所惧耶？

盖斥严复、林纾为诡雅异俗云，而诃林纾尤甚。又以林纾小说为世俗称道，于是明述作之意，又署后曰：

小说者，列在九流十家，不可妄作。上者宋钘著书，上说下教，其意犹与黄老相似，晚世已失其守。其次曲道人物、风俗、学术、方伎，史官所不能志，诸子所不能录者。比于拾遗，故可尚也宋人笔记尚多如此，犹有江左遗意。其下或及神怪，时有目睹，不乃得之风听，而不刻意构画其事，其辞坦迤，淡乎若无味，恬然若无事者，《搜神记》、《幽明录》之伦，亦以可贵。唐人始造意为巫蛊、媟之言，晚世宗之，亦自以小说名，固非其实。夫蒲松龄、林纾之书，得以小说名者，亦犹大全、讲义诸书，傅于六艺儒家也。

炳麟词意刻急，大率视此。惟炳麟之所贬绝者，特林纾耳，未尝贬绝桐城家言也。人问：“桐城义法何其隘耶？”曰：“此在今日，亦为有用，何者？明季猥杂佻脱之文，雾塞一世，方氏起而廓清之。自是以后，异喙已息，可以不言流派矣。乃至今日，而明末之风复作。报章小说，人奉为宗，幸其流派未亡，粗存纲纪。学者守此，不至堕入下流，故可取也。若谛言之，文足达意，远于鄙倍，可也，有物有则，雅驯近古，是亦足矣。”然则炳麟之所贬绝者，固非桐城而林纾也。顾林纾不平于炳麟之斥绝，往往引桐城家以自障焉。错具林纾篇中。

炳麟论文，谓当以文字为主，不当以彣彰为主，而文之为名，包举一切著于竹帛而言，故有成句读之文，有不成句读之文，而成句读者，复有有韵、无韵之别，无韵文中，当有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六科，而欲以书志疏证之法，施之于一切文辞。命其形质，则谓之文。状其华美，则谓之。凡者必皆成文，而成文者不必皆。援经据典，述《文学论略》一篇，博辨强证，洋洋万余言，兹以繁不能具录，仅节约其旨曰：

《论衡·超奇篇》云：“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又曰：“州郡有忧，有如唐子高、谷子云之吏，出身尽思，竭笔牍之力，烦忧适有不解者哉。”又曰：“长生死后，州郡遭忧，无举奏之吏，以故事结不解，征诣相属。文轨不尊，笔疏不续也，岂无忧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又曰：“若司马子长、刘子政之徒，累积篇第，文以万数，其过子云、子高远矣。然而因成前纪，无胸中之造。若夫陆贾、董仲舒论说世事，由意而出，不假于外，然而浅露易见。观读之者犹曰传记。阳城子长作《乐经》，杨子云作《太玄经》，造论助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桓君山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彼子长、子云说论之徒，君山为甲。自君山以来，皆善鸿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据此所说，所谓文者，皆以作奏记为主。自是以上，乃有鸿儒。鸿儒之文，若司马子长、刘子政所著，则为历史，陆、董、阳城、杨四子所著，则为经说，君山所著，则为诸子。是历史、经说、诸子三者，彼方目以最上之文，非如后人摈此于文学之外，而沾沾焉惟以华辞为文，或以论说、记序、碑志、传状为文也。或言：“学说、文辞之所以异者，学说在开人之思想，文辞在动人之感情，虽亦互有出入，而大致不能逾此。”此亦一偏之见也。就彼所说，则除学说而外，一切有韵、无韵之文，皆得称为文辞，而一以激发感情为主，则其误亦已甚矣。无韵文中，专尚激发感情者，惟杂文、小说耳。历史之中，目录、学案，则于思想有关，而于感情无涉，其他叙事之文，固有足动感情者，然本非以是为主。盖叙事者，在得其事之真相耳。其事有足动感情与不动感情之异，故其文亦有足动感情与不动感情之异。若强事而就辞，则所谓削足适履者也。至于姓氏之书，列入史科，此则无关思想，亦无关于感情者也。公牍之中，诏诰奏议，亦有能动感情者，然考绩升调之诏，支销举劾之书，则于感情固无所预，其取动感情者，惟为特别事端，非其标准在此也。诉讼之词状，录供之爰书，当官之履历，经商之引帖，此足动感情乎，抑不足动感情乎？典章之中，思想、感情，皆无所预。若评论典章，与寻求其原理者，此则诸子之法家，当在学说，非彼所谓文辞矣。然则无韵之文，除学说外，有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五科，而三科皆不以能动感情为主。惟杂文、小说则以是为标准耳。有韵之文，诚以能动感情为主矣，然则蓍龟彖象之文，体皆韵语，命曰占繇，《周易》而外，见于左氏者多。乃如杨子之《太玄》，焦赣之《易林》，东方朔之《灵棋》，其文古雅有余，而于感情实无所动。其他诗赋、箴铭、哀诔、词曲之属，固以宣情达意为归，抑扬宛转，是其职也。虽然，儒家之赋，意存谏戒，若荀卿《成相》一篇，固无能动感情之用。毛公传《诗》，独标兴体，所谓兴者，即能动感情之谓，则知比、赋二式，宜不以此为限。传称：“登高能赋，谓之德音。”然则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若相如之《子虚》，扬雄之《羽猎》、《甘泉》，左思之《三都》，郭璞、木华之《江》、《海》，奥博翔实，极赋家之能事矣，其感情动耶否耶？其专赋一物者，若荀卿之《蚕赋》、《箴赋》，王延寿之《王孙赋》，祢衡之《鹦鹉赋》，侔色揣称，曲尽形相，读者感情亦未动也。今之言诗，与古稍异，故诗、赋分为二事。汉世《郊祀》、《房中》之歌，沉博绝丽，而庄敬之情，览者曾不为动，盖其感人之处，固在被之管弦，非局于词句也。若夫《柏梁》联句，语皆有韵，后世遵之，自为一体，今试绎其辞，惟是夫子自道，而《上林令》诗则以“桃李橘桕枇杷梨”七字垛积成言，无异《急就篇》中文句。若以《柏梁》诗为不善，则固诗人所尊奉也。若以《柏梁》诗为善，则无可动人之感情也。然则谓文辞之妙，惟在能动感情者，在韵文已不能限，而况无韵之文乎？彼专以杂文、小说之能事，概一切文辞者，是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或云壮美，或云优美，学究点文之法，村妇评曲之辞，庸陋鄙俚，无足挂齿，而以是为论文之轨，不亦过乎？吾今为一语曰：一切文辞，体裁各异，以激发感情为要者，箴铭、哀诔、诗赋、词曲、杂文、小说之类是也。以浚发思想为要者，学说是也。以确尽事状为要者，历史是也。以比类知原为要者，典章是也。以便俗致用为要者，公牍是也。以本隐之显为要者，占繇是也。其体各异，故其工拙亦因之而异，其为文辞则一也。夫以学说与文辞对立者，其失在惟以彰为文，而不以文字为文，故学说之不者，则捍然摈之于文辞之外。惟《论衡》所说，略成条理，先举奏记为质，则不遗公牍矣。次举叙事、经说、诸子为言，则不遗历史与学说矣。有韵为文，人所共晓，故略而不论，杂文汉时未备，故亦不著。不言小说，或其意存鄙夷。不列典章，由其文有缺累。此则不能无失者也。虽然，王氏所说，虽较诸家为胜，亦但知有句读文，而不知无句读文，此则不明文学之原矣。吾今当为众说：古者书籍得名，由其所用之竹木而起，此可见语言、文学，功用各殊，是文学之所以称文学也。且如经之得称谓其常也，传之得称，谓其转也，论之得称，谓其伦也，此皆后儒训说，未必睹其本真。欲知称经、称传、称论之由，则经者，编丝缀属之谓也，是故六经而外，复有纬书，义亦同此，如佛经称素怛缆亦云修多罗，素怛缆者，直译为线，译意为经，盖彼贝叶成书，故不得不用线联贯，此以竹简成书，亦不得不编丝缀属，其必举此为号者，异于百名以下，专用版牍者耳。盖经本官书，故《吴语》有“挟经秉枹”之说，韦昭解：经，兵书也。此说未确也，岂有临阵而读兵书者？盖尺籍伍符之属，临阵携之，取便检点。字既繁多，故用策而不用版也。传者，专之假借也，《论语》“传不习乎”，是其明证。《说文》训专为六寸簿，簿则手版，古谓之忽令作笏，书思对命，以备忽忘，故引伸为书籍记事之称。书籍名簿，亦名为专。专之得名，以其体短有异于经。郑康成《论语》云：“《春秋》二尺六寸，《孝经》一尺二寸，《论语》八寸。”则知专之简策，当更短于《论语》所谓八寸者也。《汉书·艺文志》言：刘向校中古文《尚书》，有一简二十五字者，而服虔注《左氏传》则云：古文篆书一简八字，盖二十五字者二尺四寸之经也，八字者六寸之传也。古官书皆长二尺四寸，故云二尺四寸之律，举成数言，则曰三尺法。经亦官书，故长如之，其非经律则称短书，皆见《论衡》。论者古只作仑，比竹成册，各就次第，是之谓仑。箫亦编竹为之，是故龠字，从仑，引申则乐音之有秩序者，亦称为仑，“于论鼓钟”是也。言说之有秩序者，亦称为仑，“坐而论道”是也。推寻本义，实是仑字。《论语》为师弟问答，而亦略记旧闻，散为各条，次编成帙，故曰仑语。要之，经者，绳线贯联之称，传者，簿书记事之称，论者，比竹成册之称，各从其质以为之名，亦犹古言方策，汉言尺牍，今言札记也。虽古之言肄业者《左氏传》：臣以为肄业及之也，亦谓肄版而已。《释器》云：“大版谓之业。”所习之书，各有篇第，而习者移书其文于版，故云肄业，《管子·宙合篇》云：“退身不舍端，修业不息版。”以此证之，则肄业之为肄版明矣学业之名，由此引伸，与事业、功业异义。据此诸证，或简或牍，皆从其质为名，此所以别文字于言语也。其所以必为之别者，何也？文字初兴，本以代言为职，而其功用有胜于言者。盖言语之用，仅可成线，喻如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故一事一义得相联贯者，言语司之，及夫万类坌集，棼不可理，言语之用有所不周，于是委之文字。文字之用，可以成图，故表谱图画之术兴焉。凡排比铺张，不可口说者，文字司之。及夫立体建形，向背同现，文字之用又有不周，于是委之仪象。仪象之用，可以成体，故铸铜雕木之术兴焉。凡望高测深，不可图表者，仪象司之。然则文字本以代言，而其用则有独至，凡无句读之文，皆文字所专属者也。文之代言者，必有兴会神味。文之不代言者，则不必有兴会神味。不代言者，文字所擅场也。故论文学者，不得以感情为主。今分无句读文为图画、表谱、簿录、算草四科。而有句读文则分有韵、无韵，有韵文者：赋颂、哀诔、箴铭、占繇、古今体诗、词曲，无韵文者：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也。其中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又当区为各类。以此分析，则经典亦当散入各科。如《周易》者，占繇科也。如《诗》者，赋颂科也。如《周礼》者，典章科之官礼类也。如《仪礼》者，典章科之仪注类也。如《礼记》者，典章科之仪注类《曲礼》、《内则》、《投壶》、《公冠》诸篇皆是，书志类《祭法》、《明堂》、《月令》诸篇皆是，学说科之诸子类《中庸》、《礼运》、《三朝》诸篇皆是，疏证类《昏义》、《冠义》、《乡饮酒义》诸篇皆是，历史科之记传类如《五帝德》篇是也。《春秋》者，历史科之编年类，《世本》则表谱科，《国语》则历史科之国别史类，二传则学说科之疏证类也。《论语》、《孝经》者，学说科之诸子类也。《尔雅》、《说文》者，学说科之疏证类也。至于正史一书之中，分科各异：如纪传，则历史科之纪传类也，书志，则典章科之书志类也，年表，则表谱科也，若百官公卿表，则又典章科之官礼也，宰相世系表，则又历史科之姓氏书类也，于书志中，有《艺文》、《经籍》等志，则又历史科之目录类也。文人所作总集、别集之属，大抵多在杂文科中，而碑志，则历史科之款识类，传状，则历史科之行状类、别传类也，若《翰苑集》，则公牍科之奏议类也，若《顺宗实录》，则历史科之纪传类也。凡自成一家之书，名为诸子。然《别录》、《七略》，兵书、方技、数术，皆为独立，不入诸子略中。晋荀勖《簿录中经》分为四部，而兵书、数术，遂与诸子合符。梁阮孝绪作《七录》，子、兵为一，而技术复在其外。隋《经籍志》始以兵家、天文家、历数家、医方家尽入诸子。自今以后，科学渐兴，则诸子所包，其数将不可计，儒家、道家，同为哲学，墨家、阴阳家，同为宗教，似亦不须分立矣。此与历史、公牍、典章、小说诸科，皆相涉入，惟于杂文则远耳。其次或自成一家，或依附旧籍，而皆以实事求是为归者，则通名为疏证。上自经说，下至近世之札记，此皆疏证类也。其最古者，若《尚书》有《太誓》故（见《周语》），《管子》有《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明法解》，《韩非》有《解老》、《喻老》，此亦疏证类也。而近人别集，如戴震、钱大昕、段玉裁、阮元辈，其间杂文甚少，而关于考证者多，是亦疏证类也。此类与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诸科，则皆相涉入者也。其有商度文史，自成一家者，名曰平议，若荀勖之《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之《文章志》，傅亮之《续文章志》，《隋书》皆列入《史部·簿录篇》中，皆为近似，而后人则于别集、总集而外，又立一文史类，搜集此种，录入其中，则名实相去远矣。今之史评，若《史通》是也。今之文评，若《文心雕龙》是也。其关于款识者，若《金石要例》是也，其关于古今体诗者，若《诗品》是也。其通评文史者，若《文史通义》是也。此则与无句读文、有句读文皆相涉入者也。故凡有句读文，以典章为最善，而学说科之疏证类，亦往往附居其列，文皆质实而远浮华，辞尚直截而无蕴藉，此于无句读文最为邻近。魏晋以后，珍说丛兴，文渐离质，作史者能为纪传而不能为表谱、书志。今观陈寿之《三国志》，范晔之《后汉书》，姚思廉之《梁书》、《陈书》，令狐德棻之《周书》，李百药之《北齐书》，李延寿之《南史》、《北史》，惟存纪传，而表志绝焉惟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魏收《魏书》有志。若《续汉书》之志，则司马彪作，非范晔所能作也。《隋书》成于官撰，纪传与志分任纂修，盖作纪传者亦不能作志也，《晋书》亦官撰，故得有志。江淹所以叹作史之难，莫难于作志也。中唐以后，三传束阁，降及北宋，论锋横起，好为浮荡恣肆之辞，不惟其实，故疏证之学渐疏。刘攽、刘奉世、洪适、洪迈、娄机、吴曾、王应麟之徒，虽能考证丛残，持之有故，言之不能成理，属文者便于荒陋，反以疏证为支离，此文辞所以日趋浮伪也。虽然，既已谓之文辞，则书志必不容与表谱、簿录，同其繁碎，疏证必不容与表谱、簿录，同其冗杂。故书志之要，必在训辞翔雅，若《汉志》、《隋志》、《通典》之文则得矣。宋、元、明《志》、《通考》、《续通考》辈，非其任也。疏证之要，必在条理分明，若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引之、金榜、黄以周之文，则得矣。余萧客、王昶、洪亮吉辈，非其任也。以典章科之书志，学说科之疏证，施之于一切文辞，除小说外，凡叙事者尚其直叙，不尚其比况，若云“血流标杵”，或云“积干曳甲与熊耳山齐”，其文虽工，而为偭规改错矣。凡议论者尚其明示，而不尚其代名，若云“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或云“足历王庭，垂饵虎口”，其文虽工，而为雕刻曼辞矣。乃若叠韵双声，连字连义，用为形容者，惟于韵文为宜。无韵之文，亦非所适。所以者何？韵文以声调节奏为本，故形容不患其多。无韵之文便与此异。前世作者用之符命，是为合格，其他诸篇，傥见则可，过多则不适矣。相如、子云湛深于古文奇字，《移檄》、《解嘲》之属，用此亦多，后人当师其奇字，不当师其形容语也。乃如举地称官，皆从时制，虽当异族秉政，而亦无可诡更，所谓“名从主人”也。近世为文例者，只以此为金石刻画之程式，其实杂文亦尔。特历史、公牍诸科，需此尤切耳。夫解文者，以典章学说之法，施之历史、公牍，复以施之杂文，此所以安置妥帖也。不解文者，以小说之法施之杂文，复以施之历史、公牍，此所以骫骳不妥也。或曰：“子前言一切文辞体裁各异，故其工拙亦因之而异，今乃欲以书志、疏证之法施之于文辞，不自相刺缪耶？”答曰：“前者所说，以工拙言也。今者所说，以雅俗言也。工拙系乎才调，雅俗者存乎轨则。轨则之不知，虽有才调而无足贵，是故俗而工者，毋宁雅而拙也。雅有消极、积极之分。消极之雅，清而无物，欧、曾、方、姚之文是也。积极之雅，闳而能肆，扬、班、张、韩之文是也。虽然，俗而工者，毋宁雅而拙，故方、姚之才虽驽，犹足以傲今人也。吾观日本之论文者，多以兴会神味为主，曾不论其雅俗，或其取法泰西，上追希腊，以美之一字横梗结噎于胸中，故其说若是耶？彼论欧洲之文，则自可耳，而复持此以论汉文。吾汉人之不知文者，又取其言以相矜式，则未知汉文之所以为汉文也。日本人所读汉籍，仅中唐以后之书耳。魏晋、盛唐之遗文，已多废阁，至于周、秦、两汉，则称道者绝少，虽或略观大意，训诂文义，一切未知，由其不通小学耳。夫中唐文人，惟韩、柳、皇甫、独孤、吕、李诸公为胜。自宋以后，文学日衰，以至今日。彼方取其最衰之文，比较综合以为文章之极致，是乌足以为法乎？”或曰：“子之持论，似明世七子所言，专以唐为封域，而蔑视宋后诸公，宁非一偏之论耶？”答曰：“七子之弊，不在宗唐而祧宋也，亦不在效法秦汉也，在其不解文义而以吞剥为能，不辨雅俗而以工拙为准。吾则不然，先求训诂，句分字析而后敢造词也；先辨体裁，引绳切墨而后敢放言也。此所以异于明之七子也。”或曰：“子谓不辨雅俗，则工拙可以不论。前者已云：‘以便俗致用为要者，公牍是也。’彼公牍者，复何雅之足言乎？”答曰：“所谓雅者，谓其文能合格。公牍既以便俗，则上准格令，下适时语，无屈奇之称号，无表象之言词，斯为雅矣。《汉书·艺文志》曰：‘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勿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是则古之公牍以用古语为雅。今之公牍，以用今语为雅。或用军门、观察、守、令、丞、倅以代本名，斯所谓屈奇之称号也。或用‘水落石出’、‘剜肉补疮’以代本义，斯所谓表象之言词也。其余批判之文，多用四六，昔在宋世，已有龙筋凤髓之书，近世宰官相率崇效，以文掩事，猥渎万端。此弊不除，此公牍所以不雅也。公牍之文，与所谓高文典册者，其积极之雅不同，其消极之雅则一，要在质直而已，安有所谓便俗致用者，即无雅之可言乎？非独公牍然也，小说之文，与他文稍异矣，然亦有其雅者，《史记·滑稽列传》、《汉书·东方朔传》，此皆小说所本，而汉《艺文志》之称小说，则云‘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是所谓询于刍荛者也，故如邯郸淳之《笑林》、刘义庆之《世说》，多当时实事也。其有意构造者，则如《汉志》所载小说诸家，多兼黄老，而其后亦兼鬼神，若《搜神记》、《幽明录》者，非小说之正宗矣。然犹不以谲怪恢奇相尚，虽云‘致远恐泥’，而无淫污流漫之文，是在小说，犹不失为雅也。自明以来，文人夸毗，惟怀婚姻，自诩风流，廉耻道丧，于是有《秘辛杂事》、《飞燕外传》诸作，浸淫至今，而其流不可遏矣。反古复始，故亦有其雅者。近世小说，其为街谈巷语，若《水浒传》、《儒林外史》，其为神怪幽秘，若《阅微草堂》五种，此皆无害为雅者。若以古艳相矜，以明媚自喜，则无不沦入恶道。故知小说自有雅俗，非有俗无雅也。公牍、小说，尚可言雅，况典章、学说、历史、杂文乎？若不知世有无句读文，则必不知文之贵者，在乎书志、疏证。若不知书志、疏证之法，可施于一切文辞，则必以因物骋辞，情灵无拥，为文辞之根极。宕而失原，惟知工拙，不知雅俗，此文辞所以日弊也。”

炳麟生平论文之旨大略具是矣。然未及文之所由生也。炳麟以为文生于名，名生于形，修辞必原本小学，而自以造辞先求故训，穷理能为玄言，高出时辈，不欲为伍。《与邓实书》曰：

昨闻上海有人定近世文人笔语为五十家，以仆纡厕其列。仆之文辞为雅俗所知者，盖论事数首而已，斯皆浅露，其辞取足便俗，无当于文苑。向作《訄书》，文实宏雅，箧中所藏，视此者亦数十首，盖博而有约，文不掩质，以是为文章职墨，流俗或未之好也。定文者，以仆与谭复生、黄公度耦。二子志行，顾亦有可观者，然学术既疏，其文辞又少检格。复生气体骏利，以少习俪语，不能远师晋、宋，喜用雕琢，而失粹，轻侠之病，往往相属。公度喜言经世，其体则同甫、贵与之侪，上距敬舆，下搉水心，犹不相逮。仆虽朴陋，未敢与二子比肩也。近世文士王壬秋，可谓游于其藩，犹多掩袭声华，未能独往。康长素时有善言，而稍谲奇自恣。仆亦不欲与二贤参俪。谓宜刊削鄙文，无令猥厕，大衍之数，虚一不用，亦何伤于蓍卦哉？故非欲掎摭利病，泛僄时彦以自崇也。以为文生于名，名生于形，形之所限者分，名之所稽者理，分理明察，谓之知文。小学既废，则单篇摦落。玄言日微，故俪语华靡。不揣其本而肇其末，人自以为卿、云，家相誉以潘、陆，何品藻之容易乎？仆以下姿，智小谋大，谓文学之业，穷于天监，简文变古，志在桑中，徐、庾承其流化，澹雅之风，于兹沫矣。燕、许诸公，方欲上攀秦汉，逮及韩、刘、吕、权、独孤、皇甫诸家，劣能自振。晚唐出以谲诡，两宋济以浮夸，斯皆不足邵也。将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虽容甫、申耆，犹曰“采浮华，弃忠信”尔。皋文、涤生尚有谖言，虑非修辞立诚之道。夫忽略名实，则不足以说典礼。浮辞未翦，则不足以穷远致。言能经国，绌于笾豆有司之守。德音孔胶，不达形骸知虑之表。故篇章无计簿之用，文辩非穷理之器。彼二短者，仆自以为绝焉。所以块居独处，不欲寄群彦之数者也。夫代文救僿，莫若以忠，撰录文辞，谅非急务，然彼之为是，亦云好尚所至而已。遂事既不可谏，仆之私著，出内在我，宜告以鄙怀，无令署录，玉石、朱紫，庶其有分。

炳麟故意高自标置，并世文人，独称王闿运能尽雅。或问如何能雅？曰：“抒所欲言，成章以达，而汰其虚字，不厕笔端，则尽雅矣。”为文章尤喜以古字易今字，曰：“六书本义，废置已夙，经籍仍用，通借为多，舍借用真，兹为复始。”然尽雅而不便俗。后生小子读其文者，罕能竟焉。徒震其高名，相为矜耀而已。

炳麟论文，薄宋六士，而言诗又不取宋诗，作《辨诗》。其大指以为“宋世诗势已尽，故其吟咏情性，多在燕乐。今词又失其声律，而诗尨奇愈甚。考征之士，睹一器，说一事，则纪之五言，陈数首尾，比于马医歌括。及曾国藩自以为功，诵法江西诸家，矜其奇诡，天下鹜逐，古诗多诘诎不可诵，近体乃与杯珓谶辞相等。江湖之士，艳而称之，以为至美。盖自《商颂》以来，歌诗失纪，未有如今日者也。物极则变，今宜取近体一切断之，古诗断自简文以上，唐有陈、张、杜、李之徒，稍稍删节其要，足以继风雅，尽正变”，以故生平为诗不作近体，五言古最多。蚤岁亡命日本，因咏东夷诗以讥之，其第一首曰：

昔年十四五，迷不知东西。曾闻“太平人，仁者在九夷。陇首余糇粮，道路无拾遗”。少壮更百忧，负绁来此畿。车骑信精妍，艨艟与天齐。穷兵事北狄，三载熸其师。将率得通侯，材官眊山鸡。帑藏竟涂地，算赋及孤儿。天骄岂能久，愁苦来无沂。偷盗遂转盛。妃匹如随麋。家家怀美疢，骭间生疡微。乃知信虚言，多与情实违。

诵者叹为实录。然炳麟为诗，拟古之迹太甚，往往意以词夺，卒不可通晓，盖与文章同病云。刊有《春秋左氏传读叙录》、《刘子政左氏说》、《文始》、《新方言》、《小学答问》、《说文部首韵语》、《庄子解故》、《管子余义》、《齐物论说》、《齐物论释》、《国故论衡》、《检论》、《太炎文录》、《菿汉微言》凡四十八卷，曰《章氏丛书》，而《菿汉微言》最晚出。及国民军之再起也，孙传芳抚有苏、浙、皖、赣四省之众，剬制江以南，割地自封，国民军将致讨焉。而炳麟则藉辞于联俄容共，诟厉国民军以为不道，大放厥辞，孙传芳亦以自张其垒而卒无救于败。于是孙传芳走，炳麟隐，杜门却客，有晤论学，则怃然曰：“论学不在多言，要于为人。昔吾好为《菿汉微言》，阐于微而未显诸用，核于学而未敦乎仁，博溺心，文灭质，虽多亦奚以为。欲著《菿汉昌言》以竟吾指也。”生平有“章疯子”之目，而弥为诡诞，题署多名，初本名炳麟，后私淑昆山顾亭林氏，而易名绛，于是字曰太炎，以亭林名绛，又名炎武也，既则自以治汉学，而所服膺者在刘歆，辄署“刘子骏之绍述者”。迨研《大乘起信论》，每作梵文叙言，后题“佛灭度后二千三百八十三年，震旦优婆塞章绛序”，或署“震旦白衣章炳麟序”。至袁世凯盗国之日，疑炳麟不为己用，幽之北京之龙泉寺。逻卒在门，从游者皆不得见，至以为苦。而世凯亦知炳麟徒书生好大言，实无它，意颇怜之，移之钱粮胡同，稍弛其禁，然仍不得出，则慨然曰：“余惟待死矣。”与其弟子黄侃书，则署“待死人章某”也。既以国民党用事而摈于世，无所发愤，会前大总统黎元洪死，则挽以联曰：“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绥寇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同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弦外之音，令人惊异，而下署“中华民国遗民章炳麟挽”也。继而孙总理奉安新都，寄挽一联曰：“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以总理前停榇北平碧云寺，旧传出魏阉建也，则又公然诽谤，拟不于伦，诵之者哗曰：“此真疯子矣。”弟子数百人，钱玄同、黄侃最著。而玄同中途畔去，独侃称高足也。

黄侃，字秀刚，号运甓，别号病禅，一作病蝉，湖北蕲春人。炳麟逃难日本，与侃遇，侃数称道《毛诗传》、《说文解字》，自言受父四川按察使黄君云鹄，为儿时书笘诵之以更《千字文》，遂受学炳麟称弟子。读书多神悟，尤善音韵，文辞澹雅，上法晋宋。炳麟亟称焉。尝著《梦谒母坟图题记》，炳麟尤所赏异。辞曰：

乘拨逆蕲水而上，可百三十里，溪水清泊，平望，有水自东来会，是为白水，其右有市，名曰包茅，对溪孤山，孽然高举，峭不可上，则螭堆也。山麓精庐，云洗心阁，寒泉步徛，所在深窈。渡此以上，堤绵半里，松桧棽映，中有豫章，缭以周垣，扶疏四布，干可十围，与溪西一树相直，悉是三百年物。堤内广陂，扶渠满中，小渚二三，杂植槐柽。循池东走，得黄氏祠墓，前直螭堆，若树重表。黄氏始自江西，占籍此地，有信甫是其初祖，乡人谣俗以人表地，及其自署，乃云螭堆黄氏。盖山水清邃，错以腴壤，良宜聚族而居者矣。先人相宅，在山之阴。前有三丘，相属，右为章丘，亡母周孺人墓在焉，面西背东，水出其北，白石为茔，碑崇三尺，陇首长松，高可二丈，下覆冢兆，有如羽盖，升虚反望，便见吾家。墓下田舍庳隘，藉以守冢，山田数亩，有圃有池，其前溪袤十里，琁环可睹，侠溪远阜，青苍㨖天。临溪一面，重峻削，与螭堆齐。自尔向下，堤皆树柳，墓前单椒，斗入溪胁，堤则尽矣。先时卜葬，神灵听从，意母之潜魂，眷怀旧地，茕茕孤子，可以朝夕顾守斯坟。曾不几时，违患远游，既流窜东夷，恐遂不得反乡里，上先人冢墓。一旦溘死，复不能依母泉下。宵中魂梦，恒来是丘，既寤悲伤，至于昒旦，因请沙门曼公绘为是图，粗存较略，藉用寄思，但望之匪遥，远则万里，诗曰：“岂不怀归，畏此罪罟。”每念斯言，所以零涕沾衣者也。黄侃题记。

侃入民国，历北京大学、武昌师范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文科教授。徒以生性孤僻，士论不与。而文章尔雅，晋宋之遗，则固足以绳徽于炳麟者也。顾有炳麟同时交好，不称弟子，而造辞傀丽，依于炳麟，以言译事者，苏玄瑛也。然玄瑛志洁而行芳，超然尘埃之表，可以仪刑浇世，则轶乎炳麟矣。

苏玄瑛，字子穀，号曼殊，即所称沙门曼公为黄侃绘《梦谒母坟图》者，小字三郎，始名宗之助，其先日本人也。王父忠郎，父宗郎，母河合氏，生数月而父殁，母子茕茕靡所依，而河合氏综览季世，渐入浇漓，思携所生托根上国，会粤人香山苏某商于日本，因归焉，遂籍香山而父苏某。苏某固香山甲族，在国内已娶妻生子矣。至是得玄瑛母子，并挈之归国，时玄瑛方五岁也。居三年，河合氏不见容于苏妇，走归日本。玄瑛依假父独留，顾苏妇惎玄瑛甚，族人亦以玄瑛异类，群摈斥之。假父无如何，则分资遣就外傅于香港，从西班牙罗弼氏、庄湘处士治欧罗巴文，庄湘奇赏焉。学二载而假父亦殁。乃归于苏，则苏妇遇玄瑛益虐。年十二，遂为沙门，始从慧龙寺主持赞初大师披剃于广州长寿寺，法名博经，号曰曼殊。旋入博罗，坐关三月，诣雷峰海云寺，具足三坛大戒，嗣受曹洞衣钵，任知藏于南楼古刹。亡何，以师命归广州，值新学方张，争言毁寺，而长寿寺亦被其厄，玄瑛则特笔记之曰：“不意长寿寺已被新学暴徒，毁为墟寺，法器无存。”乃东渡日本，依河合氏，居神奈川，顾自居中国人而乐重其风土。学泰西美术于上野二年，学政治于早稻田三年，皆无成。清使汪大燮以使馆公费助之学陆军八阅月，卒不屑竟学，则思为远游，发抒其意志，得故师庄湘资助，整装之暹罗，随乔悉磨长老究心梵章二年。初玄瑛以汉土梵文作法，久无专书，其存于龙藏者，惟唐智广所撰《悉昙字记》一卷，然音韵既多龃龉，至于语格一切未详，盖徒供持咒之用而已。尝欲有志造述而未果也。至是乔悉磨长老勖以成书，而见西人撰述《梵文典》，条例彰明，与慈恩所述八转六释等法，正相符会，因成《梵文典》八卷，章炳麟为序焉。遂尽通梵、汉暨欧罗巴诸国典籍。尝谓：“世界文字简丽相俱者，莫若梵文，而梵文之典丽闳雅，莫如《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二章，为长篇叙事诗，虽吾震旦《孔雀东南飞》、《北征》、《南山》诸什，亦不足比其闳美。考二诗之作，在吾震旦商时，此土向无译本，惟《华严疏钞》中述其名称，有云《波罗多书》、《罗摩延书》，谓出马鸣菩萨手，文固旷劫难逢，特玄奘当日以其无关正教，而不之译也。然二诗于欧土早有译本，《婆罗多书》以梵士哆君所译为当。”更援《婆罗多书》以证“支那”之音非“秦”转，其大指谓：“中夏国号曰‘支那’，有谓为‘秦’字转音者，欧洲学人皆具是想，而不知其非然也。尝闻天竺遗老之言曰：‘粤昔民间耕种，恃血指，后见中夏人将来犁耝之属，民咸骇叹，始知效法，从此命中夏人曰‘支那’。‘支那’者，华言巧慧也。是名亦见《摩诃婆罗多》书，前此有王名婆罗多，其时有大战，后始统一印度，遂有此作，王言：‘尝亲统大军，行止北境，文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云云，考婆罗多朝在西纪前千四百年，正震旦商时，当时印人慕我文化，称智巧耳。证得音非‘秦’转矣。”旋至上海，从陈独秀、章士钊游，为《国民日报》翻译，译法人嚣俄书，名曰《惨社会》，刊诸报端，盖独秀之所删润也。时玄瑛虽博学而不工为文章，造辞多乖律令，而独秀殷勤牖迪，不啻师之于弟子焉，而于是玄瑛中国文学之天才始浚发也。

已而玄瑛赴苏州，任吴中公学教授。继渡湘水，登衡岳以吊三闾大夫，主讲实业、崇正、明德、经正诸学校。授课以外，终日杜户。忽一日，手筇杖着僧服而出，云将游衡山，则飘然去矣。寻重游暹罗之盘谷，时让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玄瑛年二十矣。明年甲辰，主讲盘谷青年学会，旋赴锡兰，注锡菩提寺。暹罗古称扶南，锡兰则法显《佛国记》所谓师子国也，遂作法显《佛国记》、惠生《使西域记地名今释及旅程图》。乙巳之南京，会池州杨文会仁山方创秪桓精舍，招玄瑛及李晓墩为讲师。而玄瑛则大喜过望，与友人书曰：“瑛于此亦时得闻仁老谈经，欣幸无量。仁老八十余龄，道体坚固，声音宏亮，今日谨保我佛余光，如崦嵫落日者，惟仁老一人而已。”德国柏林大学教授法兰居士者，适来游，遇玄瑛谭及英人近译《大乘起信论》，以为破碎过甚。玄瑛喟然叹曰：“译事固难，况译以英文，首尾负竭，不称其意，滋无论矣。又其卷端谓马鸣此论，同符景教，是乌足以语大乘者哉。”法兰属玄瑛为购《法苑珠林》，版久蠹蚀，无以应其求也，因语法兰曰：“震旦万事蘦坠，岂复如昔时所称天国，亦将为印度、巴比伦、埃及、希腊之继耳。”感喟身世，发呕血疾东归，随河合氏居迳子樱山，侍母之余，唯好啸傲山林。一日夜月照积雪，泛舟中禅寺湖，歌拜轮《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抗音与流水相应，盖哀中国之不竞而以拜轮身世自况。舟子惶骇，疑其痴也。亦以其间从章炳麟学为诗焉。丙午辑《文学因缘》二卷成，自为序。之芜湖，主讲皖江中学，识怀宁邓绳侯，已复之南京，主讲陆军中学，识丹徒赵声，旋以病起胸鬲，遄归将母，与黄侃同译拜轮诗，而意趣所寄，尤在《去国行》、《大海》、《哀希腊》三篇，则玄瑛与黄侃草创之，而章炳麟润色以成篇者也。玄瑛重系之赞曰：“善哉。拜轮以诗人去国之忧，寄之吟咏，谋人家国，功成不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夫诗歌之美，在乎气体，译之所不能概。然其情思幻眇，抑亦十方同感，如予旧译《颎颎志墙靡》、《去燕》、《冬日》、《答美人赠束发带诗》数章，可为证已。”所称《答美人赠束发带诗》者，亦拜轮之作也，凡六章，章四句，辞曰：

何以结绸缪？文纰持作绲。曾用系卷发，贵与仙蜕伦。

系着衣里，魂魄还相牵。共命到百岁，殉我归重泉。

朱唇一相就，汋液皆芬香。相就不几时，何如此意长。

以此俟偕老，见当念旧时。情如根荄，句萌无绝期。

㐱发乃如铣，波文映珍鬄。首一何佼，举世无与易。

锦带约䰉发，郎若炎精敫。赤道无云，光景何鲜晫。

欧诗之译，自玄瑛始，而出以五言，辞必典则，仿佛晋宋，不为鄙倍，斯可谓王闿运、章炳麟之同调也已。至《去燕》者，英人师梨诗也。玄瑛常言：“英人诗句，以师梨最奇诡而兼疏丽，盖合中土义山、长吉而熔冶之者。”乃译以五言四章，章四句，辞曰：

燕子归何处，无人与别离。女行谁见，谁为感差池？

女行未分明，蹀躞复何为。春声无与私，尼南欲语谁。

游魂亦如是，蜕形共驱驰。将翱复将翔，随女天之涯。

翻飞何所至，尘寰总未知。女行谅自适，独我弃如遗。

玄瑛有师梨诗一册，称为西方美人之贻，甚宝贵之。炳麟题其端曰：“师梨所作诗，于西方最为妍丽，犹此土有义山也，其赠者亦女子，展转迻被，为曼殊阇黎所得，或因是悬想提维与佛弟难陀同辙。于曼殊为祸为福，未可知也。”师梨与拜轮咸以诗人多愁善感，又年少美风仪，蛾眉曼睩之流，多倾心焉。而玄瑛以飘泊流徙之躯，东西南北，随人袅其情丝，瓣香所在，意以自况身世，各题以一绝曰：

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轮。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题拜轮诗》

谁赠师梨一曲歌，可怜心事正蹉跎。琅玕欲报从何报，梦里依稀认眼波。《题师梨集》

诗人寄托，别有怀抱，每谓：“拜轮犹中土李白，天才也。师梨犹中土李贺，鬼才也。”然拜轮豪放，师梨凄艳，而玄瑛字拟句放，译以五古，晦而不婉，哑而不亮，衡其气体，似伤原格。其译拜轮《星耶峰耶俱无生》一章，则几不成语矣。不特于译学三事，皆未周匝也。所自为诗，又不为译诗之奥古，而以七绝最为工。然亦仅足备司空表圣所云“窈窕深谷，时见美人”一格，而往往有故作虚神，其实无远味者。散文萧闲有致，小品弥佳，而长篇皆冗弱，无结构，无意境，无情趣，笔舌散漫，所谓隽人而非大才也。徒以抗心希古，依于炳麟，沾溉所被，所译遂称高格。而后生睹其古体，相惊汉魏，又多淫丽之词，中于所嗜，推崇过当，异议亦起。然玄瑛词旨雅令，自称隽才。

丁未，为译学会译师，交游婆罗门忧国之士，愿捐所有旧藏梵本，与陈独秀、章炳麟议建梵文书藏，人无应者，卒不成。已而刘师培为《天义报》，倡无政府主义，邀玄瑛同居，刊其画于报端。师培妇何震则从玄瑛习绘事，号称女弟子，震为玄瑛辑刊书谱，玄瑛自有序，又思刊布所著《梵文典》，印度波罗罕学士暨炳麟、师培为序，独秀为题诗，震为题偈，顾咸未集事，仅于《天义报》刊其序跋诸作而已。别取《文学因缘》刊布之，亦仅成其半，戊申，刊《拜轮诗选》成，复广为《潮音》一书，即迻录《拜轮诗选序》弁其首。己酉，南巡星加坡，值庄湘处士及其女雪鸿于舟次。初，庄湘欲以雪鸿妻玄瑛。玄瑛垂泪曰：“吾证法身久，辱命奈何。”遂已。顾犹以文字寄情款，与友人书曰：“衲谓凡治一国文学，须精通其文字。昔瞿德逢人，必劝之治英文，此语专为拜轮之诗而发。夫以瞿德之才，岂未能译拜轮之诗，以非其本真耳。太白复生，不易吾言。此次南渡，舟中遇西班牙才女罗弼氏，亦以此说为当，即赠我西诗数册，每于榔风㭨雨之际，挑灯披卷，且思罗子，不能忘弭也。”时玄瑛方译《燕子笺传奇》为英吉利文，甫著稿而雪鸿约以相诒，刊行欧土，欲以志文字因缘。顾玄瑛好言译事而致难其词，以为未易。每称“译事之剧，莫难于诗，而欧土诗伯，无过拜轮、师梨。拜轮足以贯灵均、太白，师梨足以合义山、长吉，而沙士比、弥尔顿、田尼孙以及美之郎弗劳诸子，只可与杜甫争高下。此其所以为国家诗人，非所语于灵界诗翁也。近世学人均以为泰西文学精华，尽集林、严二氏故纸堆中。嗟夫！何吾国文风不竞之甚也。严氏诸译，我未经目。林氏说部，独《鲁滨孙飘流记》、《金塔剖尸记》二书，以少时曾读其原文，故售诵之，服其精能。余如《吟边燕语》、《不如归》，皆译自第二人之手，而林不解英文，可谓译自第三人之手，所以不及万一。甚矣！译事之难也。独辜鸿铭氏译《痴汉骑马歌》，可谓辞气相副。惜乎辜氏之无意文学也。至其中土之美，转移欧方，独诵庄湘师译《葬花诗》，词气凑泊，语无增减。若法译《离骚经》、《琵琶行》诸篇，雅丽远逊原作。夫文章构造，各自含英，有如吾粤木棉素馨，迁地弗为良。况歌诗之美，在乎节族长短之间，虑非译意所能尽也。文章之美，身毒为最，汉文次之，欧洲番书，瞠乎后矣。汉译佛经，自然缀合，无失彼此。盖梵、汉字体，俱甚茂密，而梵文八转十罗，微妙傀琦，斯梵章所以为天书也”。旋之爪哇，主讲㘃班中华会馆，庚戌，始游梵土，居中印度芒碣山寺，辛亥夏，归日本，诣王父墓所，会其远亲金阁寺僧飞锡为删定《潮音集》，与莲华寺主刊印流通，嘱玄瑛重证数言，玄瑛曰：“余离绝语言文字久矣。当入邓尉，力行正照，吾子其毋饶舌。”时玄瑛年二十有八也，复渡爪哇，得庄湘处士书，为序所译《燕子笺》，并论佛法，而玄瑛答书千余言，其中极论忏之非佛法，大指谓：“应赴之说，古未之闻。昔白起为秦将，坑长平降卒四十万，至梁武帝时，志公智者，提斯悲惨之事，用警独夫好杀之心，并示所以济拔之方。武帝遂集天下高僧，建水陆道场，凡七昼夜，一时名僧咸赴其请，应赴之法自此始。检诸内典，昔佛在世，为法施生，以法教化，一切有情，人间天上，莫不以五时八教，次第调停而成熟之，诸弟子亦各分化十方，恢弘其道。迨佛灭度后，阿难等结集《三藏》，流通法宝，至汉明帝时，佛法始入震旦，风流向盛，唐、宋以后，渐入浇漓，取为衣食之资，将作贩卖之具。嗟夫异哉。自既未度，焉能度人？譬如落井救人，二俱陷溺。且施者，与而不取之谓。今我以法与人，人以财与我，是谓贸易，云何称施。况本无法与人，徒资口给耶。纵有虔诚之功，不赎贪求之过。若复苟且将事以希利养，是谓盗施主物，又谓之负债用，律有明文，呵责非细。志公本是菩萨化身，能以圆音利物。唐持梵呗，无补秋毫，矧在今日凡僧，相去更何止万亿。田延云栖广作忏法，蔓延至今，徒误正修，以资利养，流毒沙门，其祸至烈。至于禅宗本无忏法，而亦相率崇效，非但无益于正教，而适为人鄙夷，思之宁无坠泪。”并著其说于《断鸿零雁记》，辞意悲慨，而出之大声疾呼，如闻狮子吼矣。

既闻汉土光复，而玄瑛亦以兴会飙举，航海来归，遂之上海。临时大总统孙文亦香山人也，初亡命日本，以与玄瑛乡里雅故，海内才智之士，望风慕义者，鳞萃辐凑，人人愿从玄瑛游，自以为相见晚。玄瑛翱翔其间，若庄光之于南阳故人焉。及是南都建国，诸公者皆乘时得位，争欲致玄瑛。玄瑛冥鸿物外，谓：“山僧日醉卓氏炉前，则亦已耳，何遂要山僧坐绿呢大轿子，与红须碧眼人为伍耶？明末有童谣曰：‘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不图今日沪上所见亦复如是。”徒以禀性孤洁，悄然独往，不肯为翕翕热，每谓：“南雷有言：‘人而不甘寂寞，何事不可为。笼鸡有食汤刀近，野鹤无粮天地宽。’特为今之名士痛下箴砭耳。”时章炳麟方持节为东三省筹边使，意气洋洋，甚自得也。而玄瑛则语人曰：“此公兴致不浅，知不慧进言之缘未至，不欲见之矣。”然而炳麟则称之曰：“广东之士，儒有简朝亮，佛有苏玄瑛，可谓厉高节、抗浮云者矣。若黄节之徒，亦其次也，岂与录名党籍，矜为名高者同日语哉。”而玄瑛远矣。

玄瑛工愁善病，顾健饮啖，日食摩尔登糖三袋，谓是茶花女酷嗜之物，又尝一日饮冰五六斤，比晚不能动，人以为死，视之犹有气，明日仍饮冰如故，以是得腹疾。尤嗜吕宋雪茄烟，偶囊中金尽，无所得资，则碎所饰义齿金质者，持以易烟。其他行事都类此。人目为痴。然谈言微中，玄瑛不痴也。尝过张园，有女如云，竞为欧妆以相炫耀，因悲叹曰：“‘艳女皆妒色，静女独检踪。任礼耻任妆，嫁德不嫁容。君子易求聘，小人难自从。此志谁与谅，琴弦幽韵重。’此孟郊《静女吟》也。所见吾女国民，皆竞邪侈，新妆袨服，招摇过市，殊自得意，以为如此则文明矣，又奚望其有反朴还淳之日哉。衲敬语诸女同胞，此后勿徒效高乳细腰之俗，当以静女‘嫁德不嫁容，之语为镜台格言，则可耳。”又谓：“吾国今日女子殆无贞操，犹之吾国殆无国体之可言，此亦由于黄鱼学堂之害。女必贞而后自由。昔者王凝之妻，因逆旅主人之牵其臂，遂引斧自断其臂。今之女子何如？若夫女子留学，不如学毛儿戏。”或问黄鱼学堂何意。曰：“衲效吴中语耳。苏称女子大足者曰黄鱼。”又谓：“吾国多一出洋学生，则多一通番卖国之人。”又告友人曰：“吾在沪见各国面包远不及法兰西人所制者，惟牛肉、牛乳，劝君不宜多食。不观近日少年之人，多喜牛肉、牛乳，故其情性类牛，不可不慎也。吾发明一事，以中华腐乳涂面包，又何让外洋痴司牛油哉。”伤心之言，出以戏笑。言之无罪，闻者足戒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玄瑛者，可谓兼之矣。癸丑以还，袁世凯既擅政，翦灭异己，孙文、黄克强皆亡命出国，而玄瑛栖迟上海，顾侦者则指为黄克强之间也。玄瑛既躬更丧乱，乃垂涕曰：“嗟夫！四维不张，生民涂炭，宁有不亡国者。吾但奉承阿母慈祥颜色可耳。”造东归养疴。一日，之上海，与友人握手道故，形容憔悴甚，但言：“邑庙新辟商场极绚烂，顾求旧时担饧粥者弗可得，盖大商垄断之术工，而细氓生计尽矣。天下之所谓新政者，类如此耳。”玄瑛生平绝口论政事，独其悲天悯人之怀，流露于不自觉，有如此者。七年戊午，再之上海，卧病金神父路广慈医院数月，竟不起。卒年三十有五。少时假父为聘女曰雪梅，假父殁，女家绝玄瑛婚，雪梅侘傺死。既东渡，河合氏有姊，欲以女静子嫔玄瑛，卒谢之。顾美利加有肥女，重四百斤，胫大如汲水瓮，玄瑛视之，问：“求耦耶？安得肥重与君等者？”女曰：“吾故欲瘦人。”玄瑛曰：“吾体瘦，为君耦何如？”传者以为笑。玄瑛独行之士，不侪流俗，而遭逢身世，有难言之痛，间为小诗，多绮语，自言有《无题》三百首，索阅乃弗肯出，卒亦无见其稿者。尤工绘事，精妙奇特，自创新格。既交丹徒赵声，索为荒城饮马图，未譍。声起兵广州事败，呕血死。玄瑛则绘寄所好，焚之墓上。自是遂绝笔，不复作也。玄瑛既殁之十年，其友吴江柳弃疾亚子始搜其遗著，刊成《苏曼殊全集》凡七类，曰诗集、译诗集、文集、书札集、杂著集、译小说集，旁采博搜，加以考证，而于是玄瑛之文章，乃大白于天下也。玄瑛交游满四海，尤多贤豪长者，而一死一生，乃见交情，独藉弃疾以不朽其文章云。弃疾，字安如，别号亚子，江苏吴江人，盖南社之发起人也，别著于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