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幺妹回家的路上，杨百川一言不发地走在前面。
百云踩着他斜长的影子，像个闹山麻雀一样叨叨不停，说上午考语文，没算好时间，最后十分钟写了三四百字，手都写酸了。
小姑娘皱着眉头，做出甩手的动作，却发现哥哥闷闷的，干脆也不讲话了。
为了不影响她考试，母亲撒了谎，说父亲是回乡下吃亲戚的结婚酒了，过几天就会回来。
但韩家书心里没底，这“过几天”究竟是几天。
百云信以为真，还气鼓鼓地讲：“哼，各人（自己）姑娘高考了，都不在家，哪有这样的老汉儿！”
事实上，她和父亲关系很好，小时候经常坐在父亲的腿上看书，和杨百川的父子关系完全不同。
兄妹沉默地走在被太阳晒得明晃晃的路上。杨百川忽然顿住脚步，等幺妹走上来，说：“作文题是啥子？”
百云努着嘴：“你啷个了？”
杨百川若无其事地说：“我能有啥子事。”
百云说：“就是说啥子……种树要十个人，毁树却只要一个人就行。毁树容易种树难，写一篇读后感。”
杨百川说：“也不难写。”
百云噘着嘴说：“哟哟哟，不愧是文学家。”
杨百川斜了她一眼，抬手轻轻拍向幺妹的脑袋：“就你话多！”却被小姑娘灵巧地躲开了。
杨百川脸上浮现出笑容，心里沁着暖意。他穿越前是独生子女，一直很羡慕那些有妹妹的人。没想到天上还真的降下来个幺妹。
母亲在厂里值白班。饭桌上摆着三菜一汤，青椒土豆丝、凉拌藤藤菜、烧白、冬瓜虾皮汤，用菜罩子扣着。天气热，菜都没凉。兄妹俩扒完饭，百川收碗洗碗，百云趿着塑料凉鞋回里屋睡午觉去了。
杨百川靠在沙发上，把《潮生》翻出来，又读了一遍。
他忽然想起念大学时，教当代文学的教授讲过，改革开放初期，老作家老干部们平反了，重新占据文坛，走的还是十七年文学的老路子，因为他们年轻时就是读、写《红岩》《红日》《红旗谱》这些作品成长起来的。
真正新鲜的东西还要等到八十年代中期才涌现。
《潮生》虽是老实巴交的现实主义，结尾也光明昂扬，但总归还是触及了当时的禁区。
他摆了摆头，打算把稿子扔进垃圾桶，但又十分不舍。不管怎么样，这也是自己的心血啊！
垃圾筒盖哐当一声，他忽然想到了柏林坝的陈秀芳。
要不找她看看？
她是文学青年，思想应该比周明远更开放一些。她或许能给出更有建设性的意见。
下午送幺妹去考场，出门的时候杨百川把洗好的床单被套捆成卷，用麻绳仔细地扎在自行车后座上。
百云坏笑说：“有情况哦~”
杨百川说：“有个铲铲！上回摔了一扑爬，浑身兮脏，在别人床上吊命，不该帮别人洗一下？”他也是拿这套说辞去应付母亲的。
百云就一个劲捂着嘴笑，不讲话。
把她送到地方，杨百川绕道去了一趟邮局，买了最新的《收获》《十月》《花城》《当代》，跨上自行车往车站驶去。
到柏林坝时日头已经偏西。杨百川还记得陈秀芳的住处。还没到地方就远远看到陈秀芳坐在坝子里看书，被一棵野猕猴桃树的树荫笼罩着，细碎的树影像小朵小朵的黄花。
杨百川把铃铛摇得叮铃响，远远地喊：“陈医生！”
陈秀芳仰起头来，脸上是健康的淡红色：“诶，你怎么来了？”
“把床单被套拿过来还你。”
杨百川把自行车支在坝子边，着急忙慌地解后座的麻绳，从帆布包里哗啦掉出本《当代》。
陈秀芳把手里的书倒扣在矮板凳上，连忙走上前去，弯腰把杂志捡起来，掸了掸灰：“你当真买了。”
杨百川笑嘻嘻地说：“上回，谢谢了！”
他用手臂夹住床单被套，边往屋子那边走，边从挎包里摸出另外几本杂志，递给陈秀芳。
屋里忽然传出另一个女人的声音。杨百川是在湖北念的大学，能听出来那普通话里夹杂着些微的湖北口音：“陈姐，谁啊？”
陈秀芳接过男人手里的东西，快步走到前面，钻进黑洞洞的屋门。
她的声音闷闷地飘出来：“酒厂的一个朋友，喏，他还买了这些杂志。”
杨百川走到猕猴桃树下，低头看向那本倒扣的书，《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把书捡起来，翻到扉页，是1956年出版的。
他目光正在书页里扫动，耳边忽地传来一串脚步声，抬头时见到一个年轻的女孩镶嵌在门框里，半边身子隐在暗处，露在光里的半张脸黝黑光滑，嘴角挂着一丝浅浅的笑，很像某些电影里的镜头。
陈秀芳的声音由远及近：“他叫杨百川。”当那张长着粉刺的脸庞从黑暗里浮现出来时，她的声音也畅通无阻地传入耳朵：“这是张虹，老家在江城，在石蟆插队。”
过了一会儿，陈秀芳端着一根矮板凳过来，用袖口揩了揩表面的灰，递给杨百川。
男人从裤兜里摸出叠成豆腐块的稿纸，在膝盖上展平了，递给陈秀芳，说：“我写了一篇小说……”
陈秀芳一听，脸上的表情舒展了，把《安娜卡列尼娜》扣在自己的膝头上，接过稿纸。
杨百川百无聊赖地扬起脑袋，这才发现小院紧挨着生产队的堰塘，红蜻蜓和豆娘在绿藻间乱窜。
塘边搭着几排丝瓜架，藤条已枯，孤零零吊着一条留做种的老丝瓜。
约莫过了三根烟的功夫，杨百川听到耳边传来女人的声音：“不错，但是好像还差点东西。”
“我们厂报的副主编觉得我写得太危险了。”
陈秀芳沉吟片时，说：“他说得有道理。你这个题材，确实有点敏感……但是，几年后的事情，又有谁能预料呢？现在这个时代，日新月异，说不定明天投机倒把罪就被取消了。毕竟在奴隶社会初期，商业活动就已经存在了。”
她没有继续说下去，点到为止，只是摆了一个客观事实。
杨百川知道后世的事，钦佩陈秀芳目光长远。
“再说，我们和他们的差别就在这里。他们是从五十年代过来的，而我们是年轻人，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还没落笔就被捆住手脚，像什么话？”
陈秀芳话里夹着歌词，听得杨百川一乐，同时又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
穿越过来的杨百川，从小接受的是听话教育，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长大了，听老板的话，听领导的话。
但眼下不同。在那个年代，是要让世界听年轻人的话。
杨百川说：“你刚刚说的，还差点东西是什么意思？”
陈秀芳说：“还不够危险……”
杨百川一怔：“什么意思？”
陈秀芳站起身，走进屋子，过了一会儿拿着一支钢笔出来，在稿纸上画了道波浪线：“不是说题材。你的表现手法、叙事技巧，和三十年前的文章没什么两样。”
陈秀芳的思维十分超前，越聊，杨百川心里越是佩服。
叙事技巧的转向，是八十年代中期先锋文学的特征。
彼时涌现了诸如马原、孙甘露、洪峰、格非、苏童、余华等先锋小说家，他们聚焦于叙事实验与形式创新，打破了传统的小说结构，运用“叙事圈套”、“碎片化”等手法，淡化情节与现实逻辑，以荒诞、先锋的姿态重构文学表达。
他们的小说虽然让人看不懂，也没什么故事性，有时逻辑也是残缺的，但也带来了许多耳目一新的东西，为日后中国文学的发展贡献了新的可能。
杨百川也读过《冈底斯的诱惑》《褐色鸟群》等先锋小说的代表作，虽看得云里雾里，但也能摸到点儿脉，让他模仿着写，不成问题。
但他认为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一下超越时代这么多，读者怕是没法接受。
不久以后他就会明白，自己穿越前写的书接连扑街，就是因为把读者想得太不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