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就到了联谊会闭幕的日子。
杨百川的《雾镇》已经基本改好。
这篇小说里，他把80年代先锋小说的那些实验技巧几乎全用上了。
比如说“元叙事”。
也就是在小说里植入各种各样的文本。
具体到《雾镇》中，在写模范知青的事迹时，杨百川故意模仿县报的官方腔调；写沙龙记忆呢，又偏向于口语化，带着方言，还故意弄出油墨晕染和删改的痕迹，让人分不清是真是假。
再比如，用多重人称来交织记忆。
第二人称写女知青返城后对往事的探寻，有点局外人的意思；第三人称写她被官方表彰和报导，将“被塑造”的自己和真实的自己区分开来；第一人称写沙龙里的秘密记忆，更有代入感地展现她内心隐秘的悸动和战战兢兢。
……
这使得《雾镇》看着花里胡哨的，犹如一团缠绕的蛛网。
读者需要一点点拨开那些迷惑人的弯弯绕绕，才能看到里面那个平平无奇的故事。说白了，就是一个知青在特殊年代里伪装自我与寻找自我的故事。
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杨百川才算真正体会到，以前课上老师说的先锋小说家“缺乏写故事的能力”是什么意思。
或许不是不会编故事，而是不知道怎么把精彩的故事和繁复的叙事技巧融合到一起。
可他也没打算删繁就简，把这些叙事花招给砍掉。即便这些东西未必对讲好一个故事有很大的帮助，甚至根本就是多余的，但他还是留着了。
他心里清楚，假如这篇小说能让世人看见，必然会被文学史视为80年代先锋小说的开山之作。
后续涌现的一批追随者，都能从中找到模仿《雾镇》的蛛丝马迹。
开山祖师爷不需要十全十美，只消有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和魄力就够了。
联谊会结束时，他没把《雾镇》交上去，因为他确信在偌大的渝城作协里，没几个人能看得懂。
杨百川只给李小棣看过。他估摸着，李小棣平时没少读外国文学，兴许能懂那些叙事技巧的奥妙和意图。
也的确如此。李小棣对这篇小说赞不绝口，说看似写的是知青故事，可表现手法新鲜得很，让人眼花缭乱，虽是新瓶装旧酒，但也别有一番味道。
他还讲：“这篇小说……让我想到前两年读过的一个阿根廷作家……”
杨百川心里暗赞，这李小棣还真有两把刷子，一眼就把先锋小说的祖师爷看出来了，连忙接话：“博尔赫斯！”
李小棣连连点头：“在《外国文艺》上看过，有一篇叫啥子……《小径分叉的花园》的，印象很深。”
李小棣有着敏锐的文学嗅觉。
事实上，《小径分叉的花园》正是格非《迷舟》模仿的对象。
两个故事都用“空缺”的技法搭建起迷宫似的文本结构。
所谓“空缺”，用大白话讲，就犹如拼图里故意少放几块，让故事不完整。
比如故意不交代主角为什么突然消失、某件事为什么莫名其妙发生（比如《迷舟》里萧的真实使命），或者留下一本没写完的日记、一封没头没尾的信件，等等。
如此，留出空白让读者自己琢磨，每个人都能按自己想法填补这些空白，让故事有更多的可能性，也更耐人寻味。
说得逼格更高一点，就是逼着读者自己在情节的空白和断裂处寻找意义，探讨存在于小说中的多重可能和人类认知的局限，展现对“真相不可抵达”的现代性沉思。
而这也是杨百川在《雾镇》中着力模仿的一点：以旧物（信和小说残稿）触发记忆分裂，形成两条平行的人生小径。
又通过像俄罗斯套娃一样，把现实与残稿、记忆与报道套在一起，让人分不清虚构和现实，思索哪条记忆才是真的。
杨百川把《雾镇》工工整整地誊抄了一遍，交给李小棣，让他带回蓉城去参赛。
散会那天，他送李小棣到车站月台。分别前，李小棣从挎包里掏出钢笔，又撕下稿纸的一角，写下一串地址和电话号码。
杨百川背着挎包，拎着塞满换洗衣裳的蛇皮袋，挤上了开往临江县的绿皮火车。
家里没人，饭桌上有一碟凉透了的苞谷粑。他撂下蛇皮袋，捡一个塞进嘴里，往邮局冲去。
他打算把《潮生》投出去。
他已经照着《十月》主编的批注改了一遍，又让李小棣和余启东帮忙把关，完善了几个小细节，基本可以做到万无一失了。
走在路上时，心里热碌碌的，揣着一种莫名的期待，就好像不是去投稿的，而是去取稿费单的。
在后世，《十月》杂志的稿费很高，可达千字五百到一千块钱，一个短篇能拿七八千甚至一万。
而在这个年代，各个杂志的稿费都是统一定价，1980年是每千字3-10元，1984年涨到6-20元，1990年又涨到10-40元。
90年代以后，市场化浪潮兴起，为了争夺名家稿件和优质稿源，各杂志社才纷纷突破了固定的稿酬标准。
但就算是以1980年的千字3-10元的标准来看，一个短篇的稿费也抵得上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工资了！
所有稿子都有了着落，杨百川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
他走了一趟采购科，跟科长打个招呼，说自己回来上班了。
值班的同事都闲得很，不是打盹就是看报，杨百川晃了一圈就溜了。
其实在他们科室，一年就忙那么几次，都跟制曲或者粮食收获有关。
前阵子忙，是因为春播的高粱熟了，到了收获的季节，再加上中秋前两三个月得加大生产、储备酒曲。两项凑在一块儿，算是他一年里最忙的时候。
忙过那阵子就好了，所以能消失十天半月去参加联谊会，也能出趟远门，送幺妹杨百云去汉大报道。
夏天剩下的日子里，他常泡在县里的新华书店。
倒不是因为有多爱看书，而是写小说总得肚里有货。他虽然是中文系的毕业生，但没读过的书也不少，眼下得赶紧补补课。
另一方面，也是想去探探文学市场的行情。
在没有互联网的年月里，新华书店是人们获取精神食粮的主要途径之一。货架上堆满了新近出版的书，最让杨百川感兴趣的，还是从外国翻译进来的那些。
81年那阵儿，文学翻译像是开了闸的洪水。西方现代主义、存在主义、拉美文学的经典作品，经过系统的翻译涌进国内。
后世那些文坛的大佬，写的小说里多少都带点外国经典的影子。说句不负责的话，在那个年代，也许就是比谁更早读到外国作品，然后模仿过来，就能在文坛上站稳脚跟。
尽管在杨百川穿越前，外国文学的大部分经典都能买到，但他总觉得那阵儿更闹热些，有些因为版权问题没能长期流通的书，后世只能在二手书摊上碰运气，或者从旧书网站上高价购得。
还有专门的架子摞着新到的杂志，门类齐全，有《十月》《收获》《诗刊》这样的全国性杂志，也有《红岩》《渝州文艺》这些地方上的刊物。
很多年后，当杨百川名满天下，这个新华书店会成为他的纪念展的一部分。
源源不断的小学生到此来参观，被老师和家长要求从杨作家的事迹里学到发奋读书的精神。
但那时候，蜷在书店水泥地上翻书的杨百川想得很简单，他只是想写出点不一样的东西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