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杨百川才晓得，那个男人的全名是余启东，是《渝州文艺》的主编。
在那天的改稿会上，余启东的发言虽然掷地有声，模样也胸有成竹，实则是少数派。
除了《红岩》杂志的主编王绝外，其余几个老领导都对《一个人的中国》持批评态度。
王绝脾气暴躁，没争几句就上了火，脸红颈胀的，后来唰地站起来，说要出去抽杆烟，便走了。
这场争吵才收了场。
接下来就是青年作家的自由发言环节。
由于几个老领导吵得不可开交，会场里气压很低，一时没人敢起身发言。
过了约莫一袋烟的工夫，突然有个扎麻花辫的女同志站起来。杨百川一愣，认出是上次诗会上批评两个摇滚青年的女人。
不出杨百川所料，这婆娘翻来覆去就那些话，什么资产jj毒草啦，什么文艺黑线啦，一顶接一顶大帽子往杨百川的脑门上扣。
杨百川听着女人响亮激动的声音在会场回荡，恍惚间好似又向前穿越了十年……
偶尔觑她一眼，见她死死地瞪着自己，眼如二筒，满是怒气，脸涨得通红，仿佛《红灯记》里的李铁梅。
女人坐下时，杨百川正要起身反驳，却见会场另一头立起个纤细的身影，穿件朴素的白衬衫，头发扎着利落马尾，正是张虹。
杨百川心里有点得意，浑身放松地坐回到板凳上，等着张虹反驳那婆娘。
张虹手里攥着发言笔记，瞥了眼杨百川，说：“我认可杨益岩老师的看法，下面补充些别的缺陷。”
杨百川心里一颤，难以置信地瞪着张虹。
什……什么意思？
那女人冷冷地瞥了他一眼，又低头看自己的稿子。
“第一，这篇小说让我想到‘英雄迟暮’的叙事原型。
古往今来不少作家写过这个主题，无不是感慨时光如流，并表达对英雄不再的惋惜。所谓‘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这篇小说的作者兴许是想搞点新花样，故意写英雄被社会欺压，且这种欺压一贯如此，没有因社会解放而改变。这显然是对建设成果的污蔑。
另外，小说里有一个重要的意象，‘派克笔’。这是陈德顺在台儿庄战役时从鬼子身上搜来的，一直揣在身上。这其实是私人化的象征。
他从参军到返乡、流浪、被战友安排工作，始终是孤老无依、被动接受帮助的形象，缺乏主动投身集体建设的意识和行动，没有革命主体性。作者把这样的角色作为主人公，是消解集体精神。”
杨百川腾地站起来，惊觉张虹竟比刚才那婆娘更会扣帽子。
张虹又瞄他一眼，随即将目光转向台上领导，俨然一副汇报的模样：“第三，小说写主人公在60年代通过战友关系获得酒厂门卫岗，这显然是在污蔑公平分配、反对特权的社会zy价值观，是在否定组织原则。”
杨百川望着她的侧脸，修长的脖颈散发着淡淡白光，此刻在他眼里却像一段毫无人味的白骨。
张虹却再也没有向他投去目光。
张虹啊，你为什么要这样……
按理说，青年作家发言的环节，台上领导也是不能插话的。
余启东却坐不住了，放下扇子，神色肃然地讲：“刚才这位姑娘说的第二点不错，结合了小说的具体意象，有点文本细读的意思，但还不够。各位在给别人评价时注意要细致些，别笼统地扣帽子。”
这话只肯定了张虹提到的“派克笔”，等于四两拨千斤否定了她其他的观点。
这时，一个男青年站起来，先做了自我介绍，原来是上次那个抱着扫帚摇头晃脑的牛红旗。
只见他穿了件熨烫过的衬衣，连领口的扣子也扣得整整齐齐，长发扎在后脑勺，光滑的前额在灯泡下发亮，打扮得有大人的模样。
他笑眯眯地环视四周：“我跟两位女同学的观点不太一样。她们都是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的。我呢，想尝试从人性的角度看这篇《一个人的中国》。”
他攥着稿纸，边说边离开座位，在会场的空地里走来走去，一副演说家的架势：
“大家都盯着小说有没有复现社会现实、还原时代细节，我倒觉得，应该抛开这些。
文学是对人类普遍生存境遇、情感结构与精神困境的深度探讨，而其中的所有事件，都只是承载人性的载体。”
杨百川原先以为，牛红旗站起来为自己说话，只是为了跟那个“李铁梅”作对，没想到还真有两把刷子。
“李铁梅”霍地站起来，嗓音尖锐：“照你这么说，只要能写出人性的深度，不管怎么胡编乱造历史都行？”
牛红旗坦然地摆了摆手，有条不紊地讲：“第一，刚才杨同学说过，他写的事都有真实原型；
第二，历史虚无主义当然承载不了真实的人性。只有真正的历史才够厚重，才能承载。”
“李铁梅”打响鼻似的哼了一声：“他说有原型就有原型啦？”
牛红旗不再看她，扫视一圈众人，与杨百川目光相接时，眸子里带着笑意：“各位，我举个例子。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大伙都看过吧？
《理水》将背景设定在大禹治水时期，那些文化山上的学者却操着‘OK’、‘莎士比亚’的现代语言，这暴露出知识分子的空谈和虚伪，映射了30年代学界脱离现实的毛病。
这里，大禹治水这个历史事件退为背景，知识分子的迂腐和人性中的犬儒主义才是鲁迅先生关注的核心。”
“李铁梅”说：“你是说这些是真正的历史？”
牛红旗呵呵一笑：“你是说鲁迅先生是历史虚无主义？”
他无心给“李铁梅”扣大帽子，只是开个玩笑，那婆娘脸上却闪过一丝惊慌。
牛红旗接着讲：“《故事新编》属于寓言的范畴，和我们今天讨论的小说还不太一样。不过这篇小说也能看作是某种社会寓言。
再者，鲁迅先生抓住了30年代学界的真实氛围，就像考古一样将那个时代的整块土方切了下来，放到大禹的时代里，不可否认这也是一种历史的真实。”
“李铁梅”悻悻地坐回座位，牛红旗也没继续驳斥，而是调转话头，举了另一个例子。
“刚刚那位女同学，”他将目光投向张虹，“有个点说得特别好。‘英雄迟暮’、‘英雄末路’，确实很多作家都处理过。但你说作家们都只是在感慨时光流逝，这点我就不太赞同了。
巧了，《故事新编》里也有讲这个的小说。《奔月》改写后羿射日的神话，写的就是英雄的生存焦虑。
当功绩成为过去，英雄陷入‘被遗忘’的处境，遭遇朋友的背叛、爱人的冷漠，他应该如何自处？
《奔月》本质是对‘现代个体孤独’的寓言化书写。鲁迅先生剥掉了神话的神圣外衣，将其转化为凡人的精神困境。在这一点上看，这位杨同学和鲁迅先生是有共通之处的。”
杨百川仿佛被说中了心事，把自己缩进座椅里。
自己不就是那个后羿么，被张虹背刺了……
但这种黯然很快被一种钦佩的情绪所取代。
没想到牛红旗吊儿郎当的模样下，竟有颗聪明的脑袋，还有这么丰厚的学识和理论。
牛红旗回到座位时，正好输出完自己的所有观点。台上忽然炸起一串稀稀拉拉的掌声。
只见余启东站了起来，满脸欣慰地冲着牛红旗鼓掌。
台下沉默几秒，随后掌声就像涨水天的长江似的漫上来。看来有不少人都认可《一个人的中国》，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而不敢说出来。
待掌声退去，台上的余启东朗声道：“百川，这篇小说给我们《渝州文艺》了，下一期头版头条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