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
英格兰的崛起

第1章 奥兰治亲王威廉

非凡的奥兰治亲王自幼生活在严酷的环境中，他为了公众的利益而抢夺了岳父的不列颠王位。奥兰治亲王无父无子，不知爱为何物。他为了国家利益而结婚，由喜欢吼娃的祖母抚养成人，少时不快乐，身体也不好，青年时期受到历届荷兰委员会的控制，患有肺结核和哮喘，脚也有点跛。这样一个羸弱不堪的躯体，却燃烧着无情的怒火，给欧洲的风暴煽风点火，让周遭日益紧张的环境更是火上浇油。不到21岁的时候威廉便有了惊人之举，从此一直驰骋沙场，在荷兰和欧洲的政治角逐中苦苦经营了整整4年，他率领英格兰密谋集团与天主教国王詹姆斯二世分庭抗礼。

女人对他来说算不上什么。他长期冷落忠诚爱着自己的妻子。后来，随着统治走向尾声，他意识到玛丽王后对他在英格兰方面的政策帮助很大，于是对她产生了由衷的感激之情，就像感谢一位忠实的朋友或者辅佐国政的阁员一样。玛丽死后，他的悲伤倒是真情实意的。

在宗教方面，他无疑是加尔文派教徒；可他似乎并没有从加尔文教的金科玉律中获得心灵的慰藉。作为君主和军事统帅，他毫无宗教偏见。任何一个不可知论者都比不上他在哲学上的不偏不倚。对他来说，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或无神论者都是一样的。他畏惧并痛恨法国天主教，并非因为它鼓吹偶像崇拜，而是由于它是法国的教会。只要信奉天主教的军官能够用得上，他会毫不犹豫地启用他们。宗教问题只是他在纵横捭阖的政治合作中讨价还价的筹码。他在英格兰与爱尔兰敲起新教战鼓之时，对教皇发挥重要的影响，他与教皇的这种关系堪称古今头脑灵活的政治家的楷模。人们几乎认为，他似乎就是为了抵御法国及其“伟大的国王”的霸主地位才诞生的。

这样的成长方式、这样的使命，自然而然让威廉注定成为冷酷无情的人。1672年荷兰政治家德威特兄弟（the De Witts）遇害一事固然不关他的事，可他幸灾乐祸，从中获益，并且包庇凶手，替阴谋家养老送终。他曾经主动表示愿意帮助詹姆斯二世对付新教徒蒙莫思公爵，然而蒙莫思乘船离开荷兰避难所时他却不加阻拦。他一生最大的污点来自苏格兰。高地某部族的首领迟迟不肯归顺，威廉签发旨意，等待他们的是被灭族的命运。部队开往格伦科，“捣毁那个贼窝”。人们一提起这一事件就毛骨悚然，因为部族的宾主之道却换来了军队肆意的无耻背叛。王军和部族的人在山谷里朝夕相处数周，披着友谊的外衣享用部族人民粗茶淡饭的款待。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士兵们突然翻脸不认人，杀害了族人，当时还有一些人还在睡梦中以及未逃出茅舍。虽然这并不是来自国王的指令，但是威廉背上了难以洗清的骂名。

威廉虽然冷漠，本人却不残暴。他无暇顾及小仇小恨，一心对付路易十四。他英勇无惧，年轻时就开始带兵打仗，却不能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统帅，因为军事天才要具备战场预见性，而威廉丝毫没有。他无非为人果断，富有常识，而他的出身碰巧让他有了指挥作战的机会。外交领域才是他灵感迸发之地。在治国理政上，威廉表现出的精明、耐心和判断力无人能及。他结成的联盟，克服的困难，对时间因素或他人弱点的巧妙利用，拿捏分寸准确无误，区分轻重缓急的能力——这一切使他享有极高的威望。

他的头等大事是已经爆发的欧洲大战以及由他促成的大联盟。他把英格兰的冒险经历当作一段插曲，此举虽有必要，但使他感到厌烦，可为了大局又不得不为之。他从来没有喜欢过英格兰，也不关心国家的家务事，看到的全是英格兰的阴暗面。威廉看中的是英格兰的财富和其陆海军实力在欧洲大战中的作用，并亲自出马把英格兰争取在手中。英格兰的公务员们是他的盟友，为他的利益服务，他也对这些人论功行赏，但心底看不起这个民族，认为他们在素质和忠诚方面，都不如他的荷兰同胞。

一旦坐稳英格兰的王位，他就不假掩饰地鄙视英格兰。不足为奇的是，这种举止，特别是背后的那种情绪，引起了英格兰人强烈的反感，虽然他们服从必要的新权威，但英格兰人的骄傲不输欧洲任何一个民族。谁也不愿意成为被讨厌和轻视的对象，尤其是这种侮辱是不由自主、发自内心的。发动“光荣革命”并且严守革命目标的伟大贵族和议会党人，情不自禁地怀念查理二世宫中欢乐的气氛和斯文场面。威廉性格孤僻，吃饭狼吞虎咽，待人寡言无礼，轻视女性，厌恶伦敦，这些都引起上流社会的反感。妇女们称他为“荷兰矮熊”。英军也十分烦恼，官兵们想起这次革命的军事问题就心生一种耻辱感。他们不高兴看到荷兰人掌握所有重要的指挥权，一看到荷兰近卫军不停地在白厅和圣詹姆斯宫巡逻就痛心。更不能忍受的是，他们还把自己寒酸的蓝军装与此时已经放逐出伦敦的第一近卫军和科尔斯特里姆近卫军气派的猩红色军装相比较。在爱尔兰战争期间或法国入侵的威胁尚未解除之时，他们抑制着不满情绪；而在其他时候，他们则怒不可遏，爆发出来。英格兰人不满英军被派遣到欧洲大陆作战，并且一再要求威廉撤掉荷兰近卫军和荷兰宠臣。

* * *

1688年12月23日下午，奥兰治亲王得知，随着詹姆斯国王的逃跑，自己成了英格兰无可争议的主人，便马上展开渡海计划。他限令法国大使在24小时内离开不列颠岛，而让英格兰加入反法联盟。虽然中间有过一段间歇，但最终路易十四在战争中彻底丧失霸权地位。

不列颠联合一致，驱逐了詹姆斯国王，但现在没有了任何形式的合法政府。根据发动革命的政治家建议，亲王召开了非常议会。议会产生不久，便在宪法正当性问题上纠缠不休。曾经负责把威廉召到英格兰的全国无党派联盟，在建立稳定政府的重压下自然瓦解。宪法问题历经一番复杂谋略，这中间夹杂了种种个人野心和党派信条。查理国王的旧臣丹比伯爵看到这数周来的乱象心怀很大的希望。当年“五大臣小组”（Cabal）垮台之后，是他在圣公会的绅士阶层和国教徒中建立了托利党。但查理国王同法国的勾结和“天主教阴谋”断送了丹比伯爵的政治生涯。为了使他免遭政敌的毒手，查理国王把他监禁在伦敦塔内享清福。在查理国王统治末期，他重获自由，从1688年的革命中捕捉到东山再起的好机会。作为北方的大地主，他能够动员绅士阶层，在决定性的危急关头有能力供养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凭借这番战绩带来的威望，他来到伦敦。斯图亚特王室君权神授的特权好景不长，忠诚的托利党人大为震惊。丹比伯爵同玛丽公主见了面。能够使大批托利党人拍手称快的解决方案，自然是玛丽公主自己继承王位。如此一来，托利党派的基本原则就能保住了。为此，丹比在匆忙召开的上院讨论中竭尽全力。然而，包括玛丽的舅父克拉伦登伯爵在内的其他托利党人则主张保留詹姆斯的国王头衔，而任命威廉为摄政王。趁托利党内部意见分歧之机，辉格党人占了上风。

这一边，辉格党人认为革命证实了“君主和人民需达成契约”这一政治观点的正确性。王位继承的问题有待国会解决，而威廉的决定影响着整个局势的走向。他会甘愿当女王的配偶这个没有实权的荣誉角色吗？倘若如此，托利党就可心安理得，辉格党在革命中的作用将会黯然失色。辉格党人在“麦酒店密谋案”（the Rye House Plot）中失去了领袖，只有一位政治家为他们孤军奋战，并且取得了胜利，他们则坐享其成。

哈利法克斯侯爵乔治·萨维尔是他那个时代最精明的政治家，他独来独往为自己获“骑墙派”这一名号而感到自豪。他因了解威廉的意图而在这场危机中占尽优势。詹姆斯国王逃亡之前，曾经派他和大步前来的威廉进行谈判。他知道威廉此行的目的绝非暂住几日，这个荷兰人需要在英格兰获得稳定的君主地位，以便在欧洲大陆抵挡法国扩张的威胁。上院以51票对49票的微弱多数否决了威廉应该以摄政王的身份替代詹姆斯国王的提议。冗长的辩论过后，国会接受哈利法克斯侯爵的主张，决定王位由威廉和玛丽二人联合继承。哈利法克斯大获全胜，是他代表两院将王冠和《权利法案》呈献给两位君主。但他的政治观点是敌视党派的发展。他在危机严重时可以一言九鼎。只是身后的追随者不成气候，风光转瞬即逝；不过辉格党在接下来几年得以复兴，也多亏了萨维尔。

复杂的矛盾缠结逐步得到清理。由于约翰和萨拉·丘吉尔的私下劝说，玛丽的妹妹安妮公主同意，如果姐姐先于威廉辞世，她将把继承权让给威廉。这样，威廉便可顺利获得终身的王位。他欣然接受了议会的这个决定。在加冕之时，革命的领袖们获得了诸多荣誉和提升。丘吉尔虽然从来不是威廉最信赖的心腹，却巩固了他陆军中将的职位，成为实际上的总司令，担负起重建英格兰军队之职。他受封为马尔伯勒伯爵。1689年5月正式对法宣战以后，威廉在英格兰无法脱身，后又陷入爱尔兰的困顿局面之中，是马尔伯勒率领8000名英格兰士兵在佛兰德斯迎战法国军队。

不列颠诸岛陷入最危险的战事危机中。法王路易接待了流亡中的詹姆斯，出于骄傲和策略上的考虑，法王表现出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同情。爱尔兰首当其冲成了行动的重点。詹姆斯在3月份带着一支训练有素的法国军队、多名法国军官，配备充足的弹药和金钱登陆爱尔兰，像救世主一般受到欢迎。他在都柏林实行统治，得到爱尔兰议会的支持，不久又有了一支可能多达10万人的天主教军队保卫他。除北部的新教徒居住区外，整个爱尔兰岛处于史称“詹姆斯二世党人”（the Jacobites）的控制之下。当威廉的目光投向东边的佛兰德斯和莱茵河时，他的议会却把目光锁定在相反的方向。威廉提醒议会注意欧洲事务，议会则坚决把他的注意力引向爱尔兰。威廉犯了历史上国王常犯的错误，企图东西兼顾，结果却适得其反。伦敦德里从海上得到援兵而脱困是1689年战事的一段壮丽插曲。

新成立的政府组织迅速产生了裂痕。辉格党认为，革命的胜利属于他们。他们的判断、行为和原则都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他们不应该包揽所有的官职吗？但是威廉也知道，若没有那些托利党中举足轻重的保王党和高教会派（High Churchman）帮忙，他就得不到英格兰的王冠。而且，此时此刻，作为国王他喜欢的是托利党的做派。因为这一派的教会拥护世袭君主制。他认为辉格党的方针最终会走向共和制。他在荷兰的头衔是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国王；而在英格兰，他的头衔是国王，当然不愿意降格成为行政长官。因此，他准备解散授予他王冠的议会，尽管辉格党人说，他们的使命尚未完成。在1690年2月的选举中，托利党胜出。

新国王竟然依靠森德兰伯爵这样神秘莫测的人物，这可能令人感到奇怪，因为森德兰曾经是詹姆斯国王的首席谋臣。不过，詹姆斯和森德兰之间已经产生了不可弥合的分歧，而詹姆斯二世党人把革命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森德兰。森德兰的命运因此同威廉的利益绑在了一起，他了解欧洲的政治斗争，善于为君主谋划，这些对威廉来说是无价的财富。一段时间后，伯爵就在英格兰复出，且影响力巨大。他不敢为自己谋取职位，但能使别人平步青云或一落千丈。一些抱中间态度的政客受到了政府的重用，他们是什鲁斯伯里伯爵、西德尼·戈多尔芬、马尔伯勒和一向比较超脱的哈利法克斯。这些人都服侍过詹姆斯国王。他们认为应该同时利用两个党派或者其中一个党派以维持他们的地位，并继续服侍国王。他们都相互抱团。什鲁斯伯里和沃顿过从甚密，戈多尔芬和马尔伯勒则同拉塞尔上将无话不谈。1在后来的20年里，这些人当中同马尔伯勒关系最密切的是戈多尔芬，后者在政治上游刃有余，同时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置身事外。他从不争权，也很少丢官罢职。他是四朝元老，同僚各异，却无人质疑他的忠诚。他懂得在恰当的时机辞职或者扬言要辞职，以示自己的正直。他性格谦虚谨慎，一心一意地埋头于政府事务之中。

倘若威廉在1689年把全部力量投入爱尔兰，那么第二年他就可以把军力投入到欧洲大陆；事实上，新的一年里他被迫率领主力部队亲自征讨爱尔兰，到夏天带着36000人马上了战场。因此，英格兰的全部力量离开了欧洲的主战场。在弗勒吕战役中，威廉派往低地国家的司令官沃尔德克亲王在神机妙算的卢森堡元帅面前遭到惨败。同时，法国海军在比奇角沿海打败了英荷联合舰队。伦敦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荣誉归荷兰人，利益归法国人，耻辱归英国人。”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暂时落入图维尔上将麾下的法国海军手中，看来他们能够派一支侵略军登陆英格兰，使威廉无法从爱尔兰返回。

玛丽女王的枢密院，被逼到风口浪尖，有赖人民的忠诚和民族精神得以支撑下去。全国上下纷纷拿起身边的武器。马尔伯勒是其成员之一，手上有6000人的正规军作为核心力量，加上仓促组织起来的民兵和义勇骑兵队，已做好迎敌准备。事情出现了转机，7月11日，威廉国王在博因河一带取得全胜，将詹姆斯从爱尔兰逐回法国。战败的君主詹姆斯希望借一支法国军队打败英格兰，路易十四未加理睬。法国国王要对付的是德国。七八月份在紧张的氛围中过去，除去泰恩茅斯被法国入侵者烧毁之外，并无严重的伤亡。到了冬天，法国舰队解除了武装，英荷两国的舰队则整修一新，再度出海。于是，危险不复存在。深冬之时，玛丽女王的枢密院和威廉国王命令马尔伯勒去讨伐爱尔兰。这一仗打得干脆漂亮，柯克和金塞尔被活捉，爱尔兰南方各郡俯首称臣。1690年底，爱尔兰战争结束，英格兰重获制海权。整整两年后，威廉终于腾出手来，率领大军亲赴欧洲大陆，去统率盟国联军主力。他带着马尔伯勒出征，命令他指挥英格兰军队。马尔伯勒的才能早已为盟军军官们所知，只是没有自由发挥的余地。此战规模宏大，却左右不了战局。

此后，国王和马尔伯勒之间产生了分歧。在分配下一年作战任务时，威廉提出带马尔伯勒去佛兰德斯，作为他身边的中将。马尔伯勒不想接受这个权限不明的职务，他反对仅仅以军师的身份前往佛兰德斯，那样他的建议就不会被采纳，过后出了问题又要他担责。他请求像去年一样指挥英军，否则就待在国内。但是国王已经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他的一位荷兰将军，刚从爱尔兰的奥赫里姆和利默里克凯旋的金克尔男爵。下院发起一个运动，要纠正雇佣外国人的做法。据说马尔伯勒深有同感，他本人在上院也提出了相似的提案。提案得到广泛的支持，并一度显示出上下两院获得通过的可能性。不仅如此，马尔伯勒的活动超出议会的范围。他是英格兰的领军人物，各个级别的军官都找他，对荷兰人受到重用表达强烈的不满。

这时候，几乎所有的英格兰要人都与住在巴黎圣日耳曼的詹姆斯恢复了往来。对流亡在外的王后，戈多尔芬满怀崇敬仰慕之情。什鲁斯伯里、哈利法克斯和马尔伯勒纷纷恢复与詹姆斯的往来。威廉国王察觉到这些情况后，继续信任他们、委以重任。他理解这种两面讨好的做法是局面空前复杂的必然产物。他也能够容忍，这些位高权重的英格兰谋臣们为自己留下后路，以防政府垮台或者国王战死疆场。威廉知道或者至少怀疑，什鲁斯伯里的母亲牵线搭桥，让儿子和圣日耳曼保持联系；但国王依旧让他身居高位。国王明知道拉塞尔海军上将同詹姆斯私下和解，却让他保有海军司令之职。威廉与马尔伯勒发生的争执，绝不是因为将军同他的外甥、詹姆斯国王的儿子贝里克公爵保持着家庭联系，也不是因为将军的妻子萨拉同她的妹妹、拥护詹姆斯二世的泰尔孔内尔公爵夫人有牵连。威廉可能了解到，马尔伯勒说服安妮公主给她父亲写去一封表示孝敬的信，他因此得到詹姆斯的宽恕。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安妮将要取代玛丽和威廉。同时，丘吉尔夫妇仍然是安妮公主眼前的红人。姐妹之间的任何矛盾必然会进一步激化国王和马尔伯勒之间的严重分歧。王室成员间的敌意愈演愈烈。威廉百般羞辱安妮的丈夫、丹麦的乔治王子，让他没有任何参战的机会，也去不了佛兰德斯，更不许他随军出海。安妮深爱自己的丈夫，对这些无礼的举动怒火中烧。

上层人物的钩心斗角往往会殃及下属。玛丽女王要求安妮将萨拉·丘吉尔遣送出宫，秉性倔强的安妮断不从命。谈话变成了争吵。朝臣苦恼地退出宫去，姐妹俩不欢而散，感情上出现了不可愈合的裂痕。第二天早晨9点钟，马尔伯勒辞去宫廷内侍的职务，把官服还给国王，威廉像往常一样不动声色。两个小时以后，国务秘书诺丁汉伯爵交给马尔伯勒一份手令，要他立刻让出一切军政职务，宣布从即日起将他开除出军队和政府，禁止进入宫廷。兹事体大，却没有任何官方的解释。马尔伯勒对自己的出局满不在乎。而他的同僚、国王的主要谋臣们却愤愤不平。什鲁斯伯里公开持反对意见，戈多尔芬扬言要退出政府，海军总司令拉塞尔上将甚至当面指责威廉忘恩负义，忘了是谁“让他戴稳王冠”的。玛丽女王禁止萨拉进宫，安妮反击的方法就是自己出宫。她舍弃白厅剧院的房间，到萨默塞特公爵献给她的赛恩城堡居住。任何压力也不能使安妮公主抛弃她的密友，逆境之火正考验着她们的关系，很快将左右着英格兰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