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通向“比特之境”的“智慧转移”

虽然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但大多数信息却是以原子的形式散发的，如报纸、杂志。但是，在网络兴起之前，电报、广播、电视等在电子信息技术的帮助下，早已成功地摆脱了“原子束缚”，并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网络传播的崛起，使信息传播的原子形式正越来越多地被比特形式所代替。

尽管许多人认为信息世界还主要处在原子时代，但尼葛洛庞帝却坚信比特代表未来。“这个世界是一块空白的石板，数字比特和字节就是用来雕刻一个崭新的世界新秩序的凿子。……当所有的公民都通过电子社会联系在一起，官僚主义将让位于民主的黄金时代，那时，政府将消亡，因特网民主将取而代之。”[12]比特的重要性远不只在政治民主化方面有所作为，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等方面的影响力也呈现出强劲的飙升态势。以竞争日趋激烈的企业为例，当一个个产业揽镜自问“我在数字化世界中有什么前途”时，唯一的答案就是尽快将产品与服务转化为数字形式。在以原子为基础的行业中，原子当然不会转换成比特，例如，制造克什米尔羊毛衫或是新西兰奶粉食品，要想将产品转换成比特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但我们似乎也不能完全否定这种转化的可能性。尼葛洛庞帝认为，就目前的情况看，将原子转化为比特，就像《星际旅行》的剧中人随时化为光束消逝一样，虽然令人神往，但恐怕几百年内都不可能实现。因此，还是得靠联邦快递、自行车或步行，把原子从一地送往另一地。因此，尽管电子商务如此流行，但离开了“快递哥”,“剁手族”们只能在屏幕前画饼充饥。

就尼葛洛庞帝的比特观而言，书籍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讨论对象。例如，书籍出版商到底属于信息传输业（传送比特），还是制造业（制造原子）呢？过去的答案是两者兼跨，但是当信息装置越来越普遍而易于使用时，这一切将很快得到改变。当然，现在信息装置还很难和一本书的品质竞争。尼葛洛庞帝也不得不承认，“书籍不仅印刷清晰，而且重量轻、容易翻阅，价钱也不是太贵。但是，要把书籍送到你的手中，却必须经过运输和储存等种种环节。拿教科书来说，成本中的45%是库存、运输和退货的成本。更糟的是，印刷的书籍可能会绝版（out of print）。数字化的电子书却永远不会这样，它们始终存在。其他媒介面临的风险和机会更是近在眼前。”[13]

数字化最明显的优点之一就是数据压缩和纠错等功能的快速更新换代，这一功能，正在给文学活动带来新的革命，即由读书向读屏的转化。文学活动，由单一的书面写作与阅读，变成更人性化的综合视听艺术。数字化所带来的影响远非降低成本提高荧屏音像质量这类管家式的改良主义可比，它的革命意义正从高科技领域大规模辐射到日常生活空间，由物质的生产和消费层面深入到了人们的心灵世界。当比文字更直接的图像与声音叙事变得比写字更简便、更经济、更普及的时候，崛起于印刷时代的小说王朝必将在这个新兴的数字化声像帝国土崩瓦解。198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因卡就有过类似的预言——诗歌之神渴死于荧屏之前。

迅猛发展的数字压缩技术是比特风暴快速席卷全球的秘密武器。西方数字媒体研究专家认为，没有压缩技术的支持，就不会有当代媒介的大规模和高效率的数字化。20世纪90年代初，数字专家就已经研究出强力压缩技术，这种技术当时就可以把每秒4500万比特的数字影像信息压缩到每秒120万比特。媒体世界改头换面，传送数字化信号时附加上纠错信息，像电话杂音、无线电干扰或电视雪花之类的信号失真会得到本质性的改善。当同样的技术应用到电视机上时，寻常百姓家都可以接收到纤毫毕现的数字高清画面，当数字技术使图像化叙事变得和傻瓜相机一样轻松灵便时，巴尔扎克那种花10多页篇幅描摹一幢公寓的烦琐叙述，大约再也难以吸引住莫洛亚那样耐心品味其每一行文字的忠实读者了。

按照信息传递的有效性来说，现在的数字影像设备在几分钟内传递的信息及其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以往的传统作家们的想象。当我们把电视看作传统文学的第一杀手而加以抨击时，却发现传统电视这个只有百来年历史的新兴贵族的命运，实际上要比文学这一具有千年历史的艺术家族的遭遇复杂得多、凶险得多。比起比特对模拟电视的冲击，传统电视对文学的影响就显得轻微得多，温和得多了。

人们多以地震来比喻比特已经或即将给传统文化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从破坏既有秩序之非合理因素的角度看，这个比喻确有形象、恰切的一面。地震到来之前，人们往往无法想象地震到底会给身边的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只有震过之后，人们才会真切地感受到山崩地裂的冲击波到底具有什么样的震撼力量。但比特的长处不在于“破坏旧世界”，在“建设新世界”的过程中，它能毫发无损地保护旧世界中的优秀遗产，至少可以将原始数据以拷贝的形式轻松加以克隆或备份。更为重要的是，比特有能力化腐朽为神奇，使那些濒临灭绝的文化遗存，最大限度地恢复昔日的面貌，同时使那些在漫长岁月中消失了的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变得比当年全盛时期还要光彩夺目，有了比特之笔，数字艺术家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实现从“秋雨梧桐叶落”到“春风桃李花开”的反转。

当然，所有比喻都是有缺陷的。“地震之喻”最明显的欠缺在于，地震的冲击是转瞬即逝的，但比特的影响则是持续累加的。而且，它是呈几何级数式的激增样态累加的。尼葛洛庞帝说：“当所有的媒体都数字化以后，由于比特毕竟还是比特，我们会观察到两个基本的然而却是立即可见的结果。第一，比特会毫不费力地相互混合，可以同时或分别地被重复使用。声音、图像和数据的混合被称作 ‘多媒体’（multimedia），这个名词听起来很复杂，但实际上，不过是指混合的比特（commingled bits）罢了。第二，一种新形态的比特诞生了，这种比特会告诉你关于其他比特的事情。”

正是这些“混合的比特”和“关于比特的比特”（bits-about-bits），使媒体世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有了比特带来的这些变化，前所未有的节目将从全新的资源组合中脱颖而出。相较之下，像视频点播（video-oncommand）和利用有线电视频道传送电子游戏之类的应用，就显得小巫见大巫了——它们不过是冰山一角。如果电视节目改头换面成为数据，其中还包含了电脑也可以读懂的关于节目的自我描述，这将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受时间和频道的限制，录下那些我们期望看到的节目。[14]

网络时代的情况一次次远远超出未来学家的想象，数字化的描述能够让我们在个人PC上任意选择信息的形式，包括文字、声音、影像，甚至专为个人量身打造的艺术节目。在笔者撰写本书初稿时兴起的手机短信文学和博客写作浪潮中，比特所呈现出的那种无远弗届、无微不至、无所不能的数字化创造能力，对传统文学而言简直如天方夜谭一样匪夷所思。但在修订书稿时，被称为“上层社会之KTV”的“抖音”和所谓“底层微缩世界”的“快手”大行其道，短信和博客早就相形见绌。比特世界的变化之快由此可见一斑。仅仅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比特，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数字化/比特化为人类的未来“开创了无穷的可能性”确非虚妄之言。

当尼葛洛庞帝在20世纪末大胆预言数字化未来时，大多数人，包括他的那些同事，并未信以为真。但在接下来的几年，数字技术所带来的变化，很快印证了（甚至突破了）尼葛洛庞帝当初的大多数说法。于是，“数字化生存”很快成了整个“地球村”最响亮的流行口号。尼葛洛庞帝常常以模拟电视作为参照物来阐释比特的特点。他认为传统电视广播的典型特点是传播决定接受，比特电视却把文化生产与文化接受变成了真正的信息交流的互动行为。传统的模拟电视，就如同一本文学杂志一样以栏目与板块的形式与受众见面，所有的智慧都集中在创作和编辑人员那一边，也就是一切变数都已经被设定，一切都取决于那个所谓的“信息传输的起始点”。这就如同文学理论里的“作者中心论”所阐释的那样，创作和编辑人员成了权威的信息发布人，他们是游戏的立法者。

在这种情况下，某些电视编导人员或作家把观众或读者当作“猪”，这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因为，受众只能像猪一样“给什么吃什么”[15]。信息发布者决定一切，接受者作为“沉默的大多数”，除了接到什么算什么以外，也难有什么别的选择。但是，比特打破了接受者的沉默。它让人们看到了“平等互动”的希望。对此，尼葛洛庞帝的说法是：与其想象未来的电视会有更高的分辨率，更鲜艳的色彩，或能接收更多的节目，还不如把它看成智慧分布上的一场变迁——把部分智慧从传播者那端，转移到接受者这端。但我们也看到，有时候智慧变迁的主流方向，似乎与尼葛洛庞帝所说的相反，即从明察秋毫且不再沉默的大多数，转移到自以为是的信息发布者那里。

当然，尼葛洛庞帝所谓的“智慧转移”有一个确定的目标，那就是实现无限接近于自由互动的数字化未来。而能否达到这一目标的重要关口，就要看能不能实现“媒体本质的相互转换”了。例如，“看电视的体验能不能更接近读报的体验？许多人觉得报纸新闻要比电视报道更有深度，这是必然的吗？同样地，人们认为看电视比读报能够获得更为丰富的感官体验。一定如此吗？答案要看我们能不能开发出能让我们过滤、分拣、排列和管理多媒体的电脑，这种电脑将为人们读报，看电视，而且还能应人们的要求，担任编辑的工作。”事实上，这样的目标可以说已经由“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出色地实现了。

如今，比特化传媒，就像尼葛洛庞帝当年所设想的，可以使信息接受者就像为自己聘请了专门的撰稿人一样，根据自己的兴趣，为自己量身定制报纸。也就是说，“大众”媒介的“批量化生产”正在变成“小众”的“个性化定制”。在这种情况下，信息传输者会有针对性地为接受者筛选出一组比特，经过过滤、处理之后，恰到好处地提供个性化服务。对于比特化阅读而言，一个中国读者在家中阅读《纽约时报》，与纽约读者的阅读情形没有任何区别。对那些习惯于书面阅读的人来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完全可以将自己喜欢的页面打印出来。当然，更加互动的方式还是在屏幕上观看。比特的可爱之处还在于，它并不妨害信息传播的传统方式，传播者仍可以按照接受者习惯的方式发送信息。还是以《纽约时报》为例，传播者先发送出大量的比特，在接受者一端设置新闻编辑系统，根据他的兴趣、习惯或当天的计划，从中撷取他想要的部分。由此可见，比特化传播不仅没有损害“原子传播”的功能，相反它会使原子传播变得更有目的性且更有效率。毫无疑问，文学作品的比特化传播过程，没有理由与《纽约时报》不一样。无论就原理而言还是就具体操作而言，这种类比，纵有偏差，也不至于失其大概。

神奇的比特化已经使数字化生存成了一种无往而不胜的时代潮流。尼葛洛庞帝认为，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他得出的结论如此斩钉截铁，其依据是什么呢？他认为能为数字化生存带来“最后胜利”的是比特化所具有的如下四个特质：一是分散权力，二是全球化，三是追求和谐，四是赋予权力。他的一句颇为响亮的口号是：“沙皇退位，个人抬头。”当许多人对这句话将信将疑的时候，网络文学领域出现的大众话语狂欢的情形证实了预言家的论断，精神贵族的世袭领地变成了“草根文化”蓬勃生长的乐园。电脑既可以为个人服务，也可以为群体服务，那么“分权”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大趋势，这是由于数字化世界的年轻公民的影响所致。传统的中央集权的生活观念将成为明日黄花。过去那种由期刊和出版社控制的文学生产机制正在遭受巨大冲击，许多默默无闻的文学爱好者也能像大作家一样自由进入文学园地，高雅神圣的文坛，业已不再局限于少数贵妇人的沙龙。

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时空阻隔，一直是知音难求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数字化语境中，原子社会的许多铁门槛都被比特踏平了。过去，地理位置的邻近，往往是诗人作家游学、对酒、和诗、聚会等互动关系的基础，而现在的在线写作则完全实现了天涯若比邻的时空跨越。当传统作家心头堆积着“谁解其中味”的沉重忧虑茫然挥笔时，他那孤独的自言自语与痴人说梦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曹雪芹和托尔斯泰都用血泪来形容自己孤立无援的写作，事实上，许多作家钟爱文学的理由，主要只是驱赶内心深处的孤独，他们倾诉的对象常常只是一个心造的幻影。读者也只能从文本表达的内容来理解作品的奥妙。作家与读者之间，往往是同心相应，同气相求，却难以互答互应。“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现如今网络互动式的交流，不仅远远超出了普通读者的预期，也远远超出了19世纪文学大师们的想象。无形的网络，消除了千山万水的阻隔，使作家与读者只需几个连线号码，就能轻松进入一个自由交往的世界。

当数字化写作环境脱颖而出时，传统写作本身那种艰难的、孤独的、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就显现出了它所固有的悲剧意味。曹雪芹那种经年累月埋首青灯黄卷的伏案劳形，以及创作过程中漫长孤独的心灵自省仪式，共同持续耗费着作家的生命。网络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一种解放，至少，轻松活泼的网络输入（如语音输入），能够将作家从逐字书写和反复誊抄的苦役中解放出来。网络化超文本的巨型百科全书，更是为作家调用写作资源提供了得心应手的万能书库。无论如何，即便仅从工具论的视角看，数字化革命对文学活动的影响也是绝对不可低估的。

西方学者在20世纪就宣称：“原子是过去式了。下个世纪的科学象征是动态的网络……网络是唯一能够没有偏见而发展，不经引导而学习的组织。其他的形态均限制了可能性。网络的群集四周都是边缘，因此，无论你由哪个方向接近，都是开放性的……事实上，各种纷杂多样的成分，也只有在网络里才能维持一致性。”[16]在这种背景下，由“原子”转向“比特”，也必然成为21世纪文学生产与消费的最为重要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