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地下诗歌”的涌动与《今天》的诞生

“朦胧诗”与“地下诗歌”的历史关联，已有的较具代表性的当代新诗史、当代文学史一般在叙述两者关系时都有所涉及，这样的叙述既与历史发展的顺序一致，同时，也与“地下诗歌”资料的逐步发掘和进一步清理的时间有关[1]。本书由于将40年来中国新诗作为一个独立的阶段专门研讨，不再过多涉及此前的具体的诗歌历史，故此采用直接从“地下诗歌”讲起的方式，进而描绘“朦胧诗”的历史全景。

（一）食指的发现与地位的确认

在80年代“朦胧诗”及其代表诗人（如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为广大读者熟知的背景下，食指的重新发现与地位的确认是颇具历史意义的一项工作。

食指，本名郭路生，1948年生于山东朝城，祖籍山东渔台县，5岁时随父母迁居北京。1968年12月20日离开北京，赴山西杏花村插队。1973年被确诊为精神分裂，1975年病愈。90年代诗歌史地位得到认可。在赴山西的列车上，食指创作了他的名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首诗和在这一时期创作的《相信未来》等，成为食指最重要的作品。它们曾在当时成千上万的青年中间广泛流传，成为“文革地下文学”中一道重要的风景[2]。“文革”后期与“文革”结束后，食指还有《疯狗》《热爱生命》等引起读者关注的作品出现。

将食指称为“文革诗歌第一人”并不过分。诗人多多在《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2—1978）》一文中认为食指“是70年代以来为新诗歌运动趴在地上的第一人”。[3]杨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中称食指为“文革中新诗歌运动的第一人”。[4]林莽在《并未被埋葬的诗人——食指》一文中写道：“在那个没有诗歌的年代，他写出了影响了一代诗人的诗歌作品，称食指为新诗潮诗歌第一人是恰如其分的。”[5]宋海泉在回忆文章《白洋淀琐忆》中认为“谈到当时的诗歌，不能不说到郭路生。有人评价郭路生为文革诗歌第一人，应该说这是一个恰当的评价”。[6]此外，在后来许多研究者眼里，食指还被视为朦胧诗人的“一个小小的传统”。而这一看法，正是建立在多多等诗人相关言论的基础之上的[7]。

尽管，品读食指与芒克、多多等人的作品，可以明显察觉其中的差异，但透过食指《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中那些充满激情、自我和真诚的诗句，人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联结于他们前后创作之间的，是一种因独特个人经验、真实的人性及渴望与时代碰撞而形成的“传统”。此外，就具体诗艺而言，食指的创作在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之余，还因具体的表述而带有象征、隐晦式的寓意——

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相信未来》

这些诗句隐含的情感经验，显然因其潜在的感染力而成为那个时代具有相同命运的青年一代的共同体验。稍后于食指起步的诗人正因读到这些诗行而激动不已，并延续这一精神向度以更为激进的方式开辟自己的诗歌道路。[8]

（二）知青文艺沙龙的影响

按照杨健《墓地与摇篮——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和后来的《中国知青文学史》中的说法，“文革”期间的知青文艺沙龙形成于跨校际、城区的红卫兵串联。“在1968年，‘红卫兵—知青’开始了自觉的读书活动，沙龙成为讨论和交流书籍的重要场所。随着上山下乡的开始，读书活动随之也在农村展开。在城市沙龙和偏远乡村，到处可以看到‘红卫兵—知青’读书、讨论的场景。广泛的读书活动，为红卫兵的思想解放和知青群体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9]当时，在北京较有影响的就有赵一凡沙龙、张郎郎沙龙、徐浩渊沙龙等。其中，赵一凡沙龙以赵一凡为中心，主要致力于当时各种文学作品的收集、整理，然后再将其传播出去，当时的郭路生、依群以及后来的“白洋淀诗群”，都与赵一凡有过接触，他也因此被称为“同新诗歌运动渊源最深、联系最广泛、最密切，影响最大的人之一[10]。”张郎郎沙龙是1964年“太阳纵队”解散后，以张郎郎为核心形成的文艺沙龙，其成员有王东白、甘恢里等人，牟敦白、郭路生也先后参加[11]。对这一沙龙的历史追溯可以牵连起“X诗社与郭世英之死”和“太阳纵队”[12]，以及食指名作《相信未来》的成因[13]。这一沙龙在1968年秋天，张郎郎入狱后转入地下。徐浩渊沙龙在1968—1972年间比较活跃。当时，在沙龙中已出名的诗人依群的创作，被多多认为“带有浓厚的象征主义味道”“所受影响主要来自欧洲，语言更为凝练。可以说依群是形式革命的第一人。”[14]依群的诗歌创作促进了沙龙诗歌的现代主义转向，这一倾向在“白洋淀诗群”的重要诗人岳重、多多进入沙龙后走向高潮[15]。

知青文艺沙龙的出现就运行方式而言，属于自发组织的民间行为，相对于当时的主流文艺，知青文艺沙龙属于地下的、非主流的。不过，正是这些地下的、非主流的民间文艺组织，开启了未来新诗潮的源头。从文艺沙龙的组织、成员和主要活动来看，它们的特点首先在于大多产生于著名学者、艺术家、高级知识分子以及高干家庭之中。由于这些家庭的青年子弟往往具有常人所不具备的信息渠道等优越条件，所以，文艺沙龙的产生便具有相应的历史背景。

在“文革”地下文艺沙龙中，书籍和文学创作的流传是最重要的活动形式之一。以当时北京的文艺沙龙为例，沙龙中除了传播“文革”前出版的、多为灰皮的“内部书”（又称“灰皮书”），还开始流传由内部书店印刷发行、只供高干阅读的“黄皮书”，这些书就内容上看不仅包括《新阶级》等政治读物，还包括《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等文学读物[16]。至于交流形式除了传阅之外，还包括手抄本。其中，手抄本这种形式对于当时文学创作的传播、交流和保存具有重要的意义，上述提到的食指的诗，赵一凡对各种文学作品的收集、整理，都属于这种形式。至于这种阅读对于日后诗歌创作产生的影响，白洋淀诗人宋海泉在“这种读书活动对日后诗坛的影响是巨大的，它通过日后的诗歌创作逐步显示出来”的前提下，曾归纳为四点：“第一，主体与价值的转换”“第二，注重感性与个人体验”“第三，怀疑主义与荒诞”“第四，形式的语言的探索”[17]。

（三）“白洋淀诗群”的创作

与当时北京文艺沙龙交流密切，并成为日后朦胧诗摇篮的是“白洋淀诗群”的创作活动。

随着1968年冬上山下乡的热潮在全国范围内铺开，以初、高中学生为主力的红卫兵一代迅速完成了知识青年的身份转变，奔赴全国各地。1969—1976年间，一批来自北京的中学生到河北保定白洋淀一带的村庄落户。他们在交流中逐渐形成了一个诗歌群体，即为“白洋淀诗群”。当时，白洋淀诗群的主要成员包括岳重（根子）、姜世伟（芒克）、栗世征（多多）、孙康（方含）、张建中（林莽）、宋海泉等，他们在当时主要通过阅读、创作朗诵诗歌、交换诗歌的方式进行活动。在他们的创作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国外诗歌资源的影响，而其中很多作品已具有现代主义倾向。

按照陈默的说法，“白洋淀诗群”的形成，“与其人文环境、地理位置有关。白洋淀距北京不足二百里，各种新思潮的萌芽会很快传导过来。70年代初，北京青年‘地下阅读’黄皮书热潮同时在白洋淀展开。除去被查封的《奥涅金》、《当代英雄》、《红楼梦》等外，这些青年还读到了刚刚译出供‘批判’用的《麦田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在路上》、《娘子谷及其他》及一些现代派诗作。这些自由不羁的灵魂诉说，使他们饱享了偷食禁果的快乐，也开启了他们的心智。此外，白洋淀水乡人性刚正，与兵团、农场的管理干部相比，更少被当时无所不在的‘阶级斗争’之弦所统摄。无论‘红五类’还是‘黑五类’，在这里都得到了相对宽松的生存环境。正是在这种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下，使分散于白洋淀周围各村落的文学青年，创作、交流并形成了那个时代特殊的探索性诗群[18]。”结合后来多位当事者的回忆文章来看，上述分析无疑是正确的[19]。白洋淀诗群的创作真正产生影响应当在1972—1973年间，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白洋淀诗群的代表诗人加入北京文艺沙龙后获得诗名，还体现在一批未到此插队但常赴白洋淀以诗会友的文学知青的到来。这些人包括甘铁生、北岛、江河、彭刚、史保嘉、郑义、陈凯歌等，其中，北岛与芒克的结识促成了日后《今天》的创刊，而作为一种群体的划分，他们在一些研究者那里也被视为广义的“白洋淀诗群”成员或应该被纳入“白洋淀诗群”之中[20]。

在“白洋淀诗群”中，芒克、多多、根子是最重要的诗人。芒克（1950—　），原名姜世伟，生于辽宁沈阳，后全家迁至北京。1969—1976年在白洋淀插队。1970年开始文学创作，1978年和北岛创办《今天》。著有诗集《心事》（《今天》丛书）、《阳光中的向日葵》、《芒克诗选》等。在这一时期主要的作品有《致渔家兄弟》《城市》《天空》《十月的献诗》等，具有洒脱、放荡的气质。由于自1973年起与多多开始诗歌竞赛，“相约每年年底：要像交换决斗的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所以，多多开始研究芒克的诗，芒克也因此被多多称为“自然诗人”，“生命力是最令人欣慰的”[21]。

多多（1951—　），原名栗世征，生于北京，1969年到白洋淀插队。1972年开始写诗，曾自言青年时代与岳重形影不离，“如果没有岳重的诗（或者说如果没有我对他诗的恨）我是不会去写诗的”[22]。同年与岳重（根子）一起加入徐浩渊沙龙，视徐浩渊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后曾旅居荷兰十余年，著有诗集《阿姆斯特丹的河流》《多多诗选》等。在这一时期有《回忆与思考》（5首）、《蜜周》、《万象》（14首）、《致太阳》、《手艺》等。具有清醒的理智，是白洋淀诗群中从一开始写作就具有独特个性气质的诗人。

岳重（1951—　），笔名根子，生于北京，1969年与芒克、多多一起到白洋淀插队。1972年以歌手身份加入徐浩渊沙龙。这一时期有《三月与末日》《白洋淀》《橘红色的雾》《深渊上的桥》等作品。1973年夏天，由于诗作受到有关部门审查而停止了写作。目前只有《三月与末日》《白洋淀》《致生活》三首诗留存。多多曾将岳重的诗品称为“非人的，磅礴的”，将其形象总结为“叼着腐肉在天空炫耀”，其诗被介绍到沙龙后，曾被徐浩渊断言为：“岳重为诗霸，岳重写了诗没有人再可与之匹敌。”[23]这些说法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沙龙对于岳重诗的共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其作品的震撼力，岳重的诗也因此被认为“在依群之后开启了白洋淀诗群的现代主义走向”[24]。

（四）《今天》的诞生

随着“文革”结束特别是1978年文学内部与外部形势的变化，北岛、芒克等“觉得应该寻求一种更有力的形式表达内心的声音，结论是应该办一份文学刊物”[25]。1978年12月23日，由北岛、芒克和黄锐等人主编的《今天》在北京创刊。该刊开始以墙壁粘贴的形式流传，后改成油印本形式出版，至1980年被有关部门停刊，前后共出9期。《今天》以发表诗歌为主，同时也发表译诗、小说、评论文章。主要撰稿人有北岛、芒克、顾城、江河、舒婷、多多、严力、方含等，基本都属于后来朦胧诗的中坚人物。“文革”期间的白洋淀诗群由此演变为“今天派”，标志着中国新诗正酝酿着一场深刻的革命。在创刊号的《致读者》中，他们曾宣告——

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使我们这代人能够把埋藏在心中十年之久的歌声唱出来，而不致再遭到雷霆的处罚。我们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为历史已经前进了……

“四·五”运动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一时代必须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我们文明古国的现代更新，也必将重新确立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我们的文学艺术，则必须反映出这一深刻的本质来。

今天，当人们重新抬起眼睛的时候，不再仅仅用一种纵的眼光停留在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上，而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周围的地平线了……

我们的今天，植根于过去古老的沃土里，植根于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念中。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

从《致读者》中可以看到，《今天》对于民族命运、个人责任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他们对于传统充满挑战，对把握现在充满信心。这些满怀个性、激情之声的诗作，后经青年们的传播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作品在80年代初期经历文学界的激烈争论，变成了声势浩大的朦胧诗运动。

值得指出的是，北京的“今天派”也曾受到贵州黄翔等诗人的影响。黄翔（1941—　），生于贵阳。在60年代初期至“文革”时期曾与哑默等人形成诗歌沙龙。1978年10月，黄翔等几位贵州诗人抵达北京，在王府井大街张贴诗歌大字报《启蒙：火神交响诗》。之后，在不到半年时间里，他又几次到北京张贴诗歌，产生强烈反响，对“今天派”的出现给予了很大的鼓舞[26]。黄翔等人诗歌活动的发掘，使“文革”时期地下诗歌和“今天派”出场的历史，更加丰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