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是教育界和舆论界的知识分子非常活跃的时期。对于当时活跃于教育界和舆论界的知识分子，身兼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和名动一时的《观察》周刊主编的储安平曾指出：“在中国，散布于国共以外的自由思想份子，为数极多，不过他们较为散漫，甚少严密的组织。其中组织较大的就是民盟”，“除了民盟、民社党这些组织外，就是散布在各大学及文化界的自由份子了”。[1]借鉴储安平的观察，本书所讨论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指活跃于教育界和舆论界，没有显著的国共两大党派色彩，以相对自由的身份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表见解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大多数依托学校、学会等机构或报纸、杂志等媒体而存在，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民盟、民社等松散的组织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社会主义思想自清末传入中国，因其所秉持的平等公正的价值理念与中国传统的价值诉求、清末民国的社会需求、世界潮流趋向相耦合，几乎成为近代中国各种不同政治立场者的重叠共识。20世纪20年代末以降的近代中国，国共两党对峙导致社会主义具有一定的政治敏锐性，但在知识分子的公共舆论空间中，社会主义话题始终不绝如缕，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以社会主义者自居。梁启超说：“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也。”[2]的确，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关于社会主义的探讨会尤其集中，并且彼此激荡，蔚然成潮。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与世界就为这样一个思潮的形成提供了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一期间，在知识界，有人为社会主义办刊结社；有人为社会主义唇枪舌剑；有人为社会主义独树一帜，诸如“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路线”“民主自由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等思想主张不一而足；有人视社会主义为人类不可逆之潮流，认为“十九世纪是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的时代，二十世纪前五十年是民族主义的时代，而二十世纪后五十年，由世界大势看来，将是社会主义时代之到来。这是历史发展的逻辑。亦是人类前进之当然”[3]。借此，我们谓之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思想之“潮”应也不为过。

但相对于之前的社会主义思潮，我们对于40年代中后期存留于知识界中的社会主义思潮所知不多。实际上，深入认识这一思潮不仅有助于呈现社会主义在近代中国流布的完整图景，而且也为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打开了一个新的视域。

首先，有助于进一步拓展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研究的时限和论域。学界对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从时限上看，多数集中于从清末民初到20世纪20年代初，即从清政府驻外人员对社会主义只言片语的记录到五四时期社会主义的广泛传播直至马克思主义成为一部分先进分子的选择并成立中国共产党。从论域上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研究的主体广泛涉及不同政治立场的知识分子，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的研究多以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一些左翼知识分子为主体。这样的研究路径的确揭示了历史的主流，但无法反映历史的全貌。从时限上看，知识分子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并未因一部分知识分子在20年代初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终止。从论域上看，即便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社会主义实际上依然是许多不同政治立场者的共识。不仅共产党人，甚至连一些国民党人也以社会主义为追求的目标，而在国共之外的知识界更是存留着许多社会主义的追随者。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已有学者涉足，而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尚未见到专门的研究成果。因此，深入开展对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是从时间和论域上对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研究的开拓。借此，也才有可能更完整地展现近代中国人追寻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的历史全貌。

其次，有助于更丰富地展现近代中国知识界社会主义思潮中的问题视域。在社会主义公正平等的价值理念的招引下，许多近代中国人聚集于社会主义的大旗之下。但他们拥有相同的社会主义者的名号，却对社会主义的属性和实现条件等问题的认识不尽相同。受不同时空条件和主体条件的限制，近代中国每次社会主义思潮中都包含有独特的问题意识。仅就知识界而言，20年代的社会主义思潮中，知识分子特别关注讨论实现社会主义的国情基础问题；30年代的社会主义思潮中，知识分子关注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的关系问题。而40年代中后期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在前人思想与实践的基础上，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问题意识。他们围绕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围绕社会主义与政治民主的并行问题，围绕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方式问题展开了思考与探讨。尽管这些问题意识生成于知识分子中，并非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的主流，但任何一种主流思想都不是在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中生成演化的。恰恰相反，主流思想的流变离不开与非主流思想的碰撞与激荡。因此，更丰富地展现近代以来知识界社会主义思想的问题视域，实际上可以为理解主流社会主义思想提供更加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

最后，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潜在影响力。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与高峰，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看法当然应该是知识界社会主义思潮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近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我们经常不自觉地陷入一种非此即彼的僵化思维之中，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共产党人以及左派知识分子的思想资源，因此在知识界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问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实上，非此即彼的贴标签式的研究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现象。就表面观之，的确知识分子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存有观望、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但对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进行细致的条分缕析，却会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观点与方法其实是他们用而不觉的一种思想资源。揭示这一长期被忽视的思想潜流，将为理解40年代末知识分子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接受与认同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受中国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动荡的社会环境和知识分子个人拮据的经济生活条件的影响，知识分子中除如张东荪、吴景超、吴恩裕等少数人外，多数人没能将他们的思想集结成册以专著的形式出版。多数知识分子一般通过公共舆论空间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因此，以报纸杂志为中心展开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研究方式。基于此，本书以《大公报》《观察》《世纪评论》《新路》《时与文》《主流》等刊物为主要阵地，展开对40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之所以选择这些刊物，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刊物中有些本身就是以中国的费边社自居的学人群体的团体刊物，如《新路》和《主流》；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刊物在当时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力，而且主观上都明确表明了自己的“非党”立场，因此在当时深受知识分子的青睐，成为知识分子经常发表他们见解的舆论阵地。

以下对作为本书研究主阵地的相关刊物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借此，对本书所研究的知识分子群体也会有进一步的了解。

《大公报》创立于1902年，到1949年1月天津解放，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组进驻其天津馆之前，连续运行46年。经历胡政之、张季鸾两代报人，40年代中后期由王芸生主编。40年代中后期，《大公报》颇受来自国共两党的“左右夹击”。1948年年初，《大公报》曾发表社评，明确表达其“不党”立场。《大公报》公开声言《大公报》“不属于任何党派，它的地位是独立的”[4]。

《观察》周刊于1946年9月1日在上海创刊，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储安平任“观察社”董事长、发行人兼主编。《观察》周刊在最盛时甚至发行到100500份，创造了民国新闻出版史上的奇迹。在其发刊词性质的《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一文中，编者表达了这样的立场：“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绝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了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5]1947年2月，《观察》出满1卷后，曾刊出《读者意见书》，征求读者关于刊物的意见。在收回的323份意见书中可见，读者对于《观察》追求的不偏不倚的立场还是比较认可的。读者认为《观察》周刊的态度，“中正”的为243人，“稍偏右”的为46人，“稍偏左”的为32人，“太偏左”的为2人。[6]

《世纪评论》于1947年1月在南京出版，由“离开政府以后，对政治有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7]的何廉倡议，由张纯明任主编。在《世纪评论》的发刊词中，编者表明了刊物的基本立场：“在目前言论界不入于杨即入于墨的状况下，一种真正超然性的刊物，还有其存在的价值。我们这个小小的刊物没有党派的背景，没有宣传的作用，本着独立不倚的精神，从事于现实问题的检讨。”[8]1947年11月，一位叫李慕白的学者在《纽约民声论坛报》上发表文章，向国外读者介绍中国舆论界的发展情况。文中他向国外读者如此评价《世纪评论》和《观察》这两份刊物：“《世纪评论》与《观察》都是没有背景的，正如《观察》封面上所表明的‘独立的，自主的，超党派的’意义一样”，“它们的撰稿人大半都是国内知名的学者和教授。言论公正，具有学术地位，无疑地已然成为今日中国舆论界的权威，执中国杂志界的牛耳，与抗战以前胡适博士所主编的《独立评论》和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杂志》相比，大有过之无不及之感觉”。[9]

《主流》于1947年1月在南京创刊。《主流》认为由“劳文”领导“一个变而不乱之不流血的革命乃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对于这样一种运动，《主流》称之为“新的革命运动”。在其代发刊词中，《主流》社认为这样一个“新的革命运动”的目标在于“把我们这辆古老篷车的方向由向左向右而纠正到向‘前’走”。[10]1947年11月，《主流》社曾撰文声明：“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出版费还是由我们一群最忠实的劳文朋友集体维持”，刊物在经济上是独立的，在刊物的背后并没有“一个庞大的力量存在”。[11]

《时与文》周刊于1947年3月在上海创刊，主要集合了上海的知识分子。《时与文》发刊时没有发表发刊词，其编者认为“读者们读过《时与文》尽够了解《时与文》”。从实际发文来看，一些宣传“中间路线”的标志性文章均出于《时与文》。如施复亮的《中国派的政治路线》（第1卷第1期），张东荪的《和平何以会死》（第1卷第3期），施复亮的《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与作用》（第1卷第5期），伍丹戈的《民主路线与中间路线》（第1卷第8期），施复亮的《中间路线与挽救危局》（第1卷第8期），等等。1947年6月在答复读者询问时，《时与文》编者就刊物性质回复道：“我们刊物本身并不隶属任何政党。《时与文》是个超党派的刊物。”[12]1948年9月，在《时与文》被迫停刊之际，编者申明《时与文》一贯的办刊理念，即坚持“进步、独立、理性、坚定”的态度，“要为民主运动尽一分努力，而刊物本身则必须始终维持超党派的立场，负责人不参加任何实际政治活动”[13]。

《新路》于1848年5月在北平创刊，是由有40多位知名学者教授参与其中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创办的刊物，最初由钱昌照与吴景超、刘大中一起商议创办。在《新路》的发刊词中，编者郑重声明“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并非一个政党的组织”。

这些具有比较明确的非党派立场的刊物为本书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厚实的资料基础。本书以此为研究主阵地，辅以其他相关期刊、回忆录、著作集等资料，探究战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思潮。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在明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知识界关于“社会主义”概念的使用和认知的基础上，分析了引发这一思潮的国内外影响因素及其主要表现。第二章分析战后知识界关于社会主义的探讨。主要从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社会主义与政治民主的并行、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等视角揭示其时知识分子关于社会主义的代表性认识。第三章分析战后知识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其中既包括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认识偏差，也包括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部分观点方法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认可与运用。第四章分析战后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主要揭示其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大十字路口趋于分化的事实与原因。第五章对战后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的特点、性质及其历史作用进行评析，重在与国内外社会主义思潮或思想的纵向及横向的联系比较中揭示其历史定位。全书结束语是对这一思潮的当代反思。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虽非历史发展的主流，却是建构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流布的完整图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或为接近一个为当代人所忽视的历史侧面，或为从中找出那些“为时代所抛弃，却为历史常记起”的思想火花，或为从历史的回响中读懂当代的节奏，都值得我们深入当年知识分子的舆论空间，去领略这一思潮的潮起与潮落，去理解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所思与所想。

[1]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1947年第2卷第2期。

[2]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5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68页。

[3] 王任重：《社会主义在世界的抬头》，《主流》1947年第2号。

[4] 社评：《政党·和平·填土工作——论自由主义者的时代使命》，《大公报》1948年2月9日。

[5] 编者：《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观察》1946年第1卷第1期。

[6] 安平：《三百二十三位读者的意见的分析与解释》，《观察》1947年第2卷第12期。

[7] 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275页。

[8] 编者：《发刊词》，《世纪评论》1947年第1卷第1期。

[9] 泰焕之（译）：《今日中国舆论之趋势》，《世纪评论》1947年第2卷第22期。

[10] 编者：《一代的意志与行动（代发刊词）》，《主流》1947年第1号。

[11] 李维林：《在民主自由社会主义的革命路上》，《主流》1947年第12号。

[12] 编者：《〈时与文〉的背景》，《时与文》1947年第1卷第13期。

[13] 本社：《停刊告别读者》，《时与文》1948年第3卷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