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世界观与当代中国知识界思想认同

侯惠勤[1]

在当代中国，关于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社会价值，已经具有很大的共识。对于党和国家而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基本方针，国家栋梁、宝贵财富是总体评价；对于广大知识分子而言，科学无国界而科学家有祖国，知识无边界但知识分子有立场是价值共识。因此，报效祖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群体日益自觉的行为。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关于我国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研究已经没有值得深入推进的问题了。且不说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不时掀翻一些溺水者，吓退一些胆小者，淘汰一些观望者，就是在大体上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潮流的行军队伍中，差异性也很大。这里不仅有先进后进之分，做事做人之别，更重要的是在同党和人民一条心上的差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上的差异。由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力，这一差异不仅造成了个人在爱国奉献上的差距，而且可能成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思想舆论斗争的阻力。对于当代我国知识分子思想认同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一 政治认同与哲学世界观

对于当代中国知识界思想认同的研究，首要的是如何进行较为客观具体的评价。毛泽东在六十多年前就作了一个判断：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同时又必须看到：“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2]毛泽东的这个判断是科学的，既对政治立场和世界观转变做了区分，又指明了两者不可分割的联系。政治立场最接近社会经济基础，最容易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世界观则高悬于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可以在经济基础面前保持相对独立性。因此，一个自由个人主义者，在其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之前，是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的。因为世界观问题而不信任甚至排斥这些知识分子是错误的。但是，世界观又不是无关紧要的纯粹私事。它不仅关系到个人政治立场是否自觉和坚定，还关系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从根本上说，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交锋最后都要归结到哲学。错误哲学思想的潜移默化既是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渠道，也是我们中间有些人对于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自信的思想根源。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哲学具有党性，其功能的发挥就必然趋于两极化：哲学既是人类精神现象之巅，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但也可能是社会精神乱象之源，是我们可能出现颠覆性错误的隐性原因。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最后都会回到哲学世界观上，因此，善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上看问题非常重要。必须看到，西方的制度设计以唯心主义历史观为基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唯心史观从根本上说是个人史观，唯物史观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民史观。私有制、多党制、三权分立制度的哲学基础就是自由个人主义，而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历史观基础和理论底气就在于人民史观。没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人民史观，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会像沙滩上的建筑，思想根基是不牢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也十分有限。

今天，有两个新情况要求我们更加重视知识分子的哲学世界观问题。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其制度日益定型完善，对于哲学基础的要求不断增强，政治认同与哲学世界观的联系也日趋紧密。如果说，过去我们反对个人主义及其衍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主要是人生观方面的斗争，那么今天，反对个人主义已经越来越具有政治意义。因为在过去，个人主义主要是个人的价值追求，那么在今天，个人主义则越来越影响着个人的政治立场和制度认同。而且无法否认，当今时代，自由个人主义在我国，尤其是知识界（包括党员知识分子中），还有相当的市场，存在着不少政治上拥护社会主义而哲学上信奉个人主义的学者。令人担忧的还在于一些人并不感到这里有什么矛盾，认为共产主义可以和个人主义并行不悖，因而对于个人主义十分包容乃至放纵。实际上，这一状况已经成为增强“四个（政治、大局、核心、看齐）意识”、坚定“四个（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大思想障碍。说到底，在个人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基础上，不可能有坚定不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因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而从个人主义哲学世界观出发，则此种认同不可能真正建立。因此，对不同层面的思想认同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对于加强我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建设具有强大引领力、凝聚力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无疑十分必要。

其二，意识形态和社会存在的交叉融合日益明显，其功能发挥的侧重点向日常生活方式、信息网络交往和学科学术发展偏斜，使得世界观方法论的意识形态属性更为突出。本来，哲学社会科学都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属性，但西方真正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形成，却是在资产阶级古典理论逐步丧失优势地位以后的事情，因而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相去甚远。资产阶级古典理论敢于探索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体现了资产阶级在其上升时期追求真理的勇气，因而在世界观方法论上与辩证唯物主义有相通之处。马克思、恩格斯曾称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为“头足倒立的唯物主义”，而列宁则作出过“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3]的判断。但同时他们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因极其害怕“唯物论”这个词而有意加以回避，暴露了唯心主义哲学家不敢完全直面真理的局限性。

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西方哲学的主流不仅更加武断地否定唯物论哲学，而且完全蜕变为被黑格尔称之为“坏的唯心主义”即主观唯心主义，个人主义也迅速从张扬个性滑向自我中心。因此，在这一时期逐步建立并体系化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由于否定客观规律和客观真理，制造现象和本质的对立，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科学与价值的二元论倾向。社会科学各学科大体上都是从抽象的人性假设出发，同时以实证主义的方式建立起学科体系，即在经验、局部、孤立基础上的模型化、数据化的概念体系，而根本排斥本质、规律和整体性。正因为如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就不能照搬西方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话语，而必须超越抽象人性论和实证主义的眼界，在批判吸收其合理因素的基础上，通过自主创新，建设自己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而这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任。

无庸讳言，虽然学界对于这一使命热烈地回应，但真实的进展却不容乐观。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学科在恢复、重建的同时，大量引进了西方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而进入到这些具体学科的学者，如果不自觉地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会自发地倒向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囿于这一哲学视野，“科学”似乎就是价值无涉，就是可“证伪”，否则就是信仰，就只能以人性为最高尺度，因而价值前提就只能是人性预设。作为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建立在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科学认识之上的马克思主义，自然就被作为“宏大叙事”而拒斥在学科体系、学术话语之外，其指导作用当然就是隔靴搔痒、无足轻重了。要破除实证主义科学观和抽象人性论的崇拜，必须把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教育真正落实到国民教育中，而首要的就是清除这些年来强加在唯物主义哲学上的种种污名，开展世界观方法论上的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思想斗争。

二 世界观的改造是个根本的转变

毛泽东一贯强调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转变，强调在知识分子中提倡并长期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可否认，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毛泽东把这种世界观的转变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政治立场过多地联系起来，因而在今天需要与时俱进。但是，他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在今天仍然有指导意义。我们除了要坚持毛泽东关于世界观与政治立场间相互关系的基本思想外，还要特别关注他的以下观点：第一，思想阵地，包括个人的世界观，如果正确思想不去占领，错误思想就必然占领，不存在真空状态的所谓“思想自由”。现在有不少人借口“学术自由”“人格独立”而宣扬“价值中立”，拒绝学习马克思主义，拒绝谈论世界观的改造，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视为学术创新、思想解放的障碍。对此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这是某些人头脑里因旧思想对新思想的抵制而产生的消极情绪：“听说有些文学家十分不喜欢马克思主义这个东西，说有了它，小说就不好写了。我看这也是‘条件反射’。什么东西都是旧的习惯了新的就钻不进去，因为旧的把新的压住了。说学了马克思主义，小说不好写，大概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跟他们的旧思想有抵触，所以写不出东西来。”[4]习近平也强调：“我说过，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5]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尤其是思想舆论领域的斗争，应当包括世界观方面的斗争；在领导社会革命的进程中开展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理应包括党员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

第二，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必须营造气氛，形成风气。我们今天要形成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风气，必须破除“非意识形态化”的思想氛围。不错，我们今天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追求，但这并不能成为非意识形态化的借口。大到国家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小到个人修身齐家、做人做事，都有一个为了什么人的价值抉择，这是最大的政治，也是基本的意识形态，谁也回避不了。在今天，谁都可以打民意牌、民生牌、经济牌，但能否做到则自有公论。问题在于无论人们做何种价值选择，都要落脚到这一选择的客观依据上，意识形态之不可回避就在这里。判断价值的客观依据无非是：或感觉主义，诉诸“良知”、亲情一类；或理性主义，诉诸主义、学说一类。应该说，从凝聚力、影响力来说，主义是高于良知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不可替代作用，就在于它是科学的意识形态，是通过科学认识世界及其规律而掌握群众，从而成为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真理威力和强大生命力，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6]不学习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站到人类精神发展的制高点上，这应当成为我们社会的共识，更应该成为我国知识分子的共识。

可见，研究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认同问题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思想性、政策性和现实性都很强。朱培丽博士的专著《当代中国知识界思想认同研究》围绕这一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严格区分理论是非和把握政策界限的基础上，许多问题的分析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不少内容的阐述都饶有兴味。比如，书中对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作了新阐发，明确提出：在当代中国，标识知识分子身份的不仅是较多的科学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坚守人民立场，以思想、知识、文化为媒介去关注和思考社会公共事务和国家未来发展走向的精神品格。因为知识分子不仅是物质生产力的开拓者，也是人们精神家园的守护者。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知识界思想认同是培育和塑造民族精神、价值共识、理想信念的重要依靠力量，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隐形资产”。又例如，书中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认同所面临的复杂意识形态环境也有深入的描述：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文化多元化的境遇下，意识形态较量与博弈走向纵深，呈现学术化、文化化趋势，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前所未有地走在了不同意识形态思想体系角逐的重要圈层，知识界思想认同面临新机遇，也面对新挑战。再比如，书中对于如何引领和建构当代中国知识界思想认同进行了准确的定位：引领与建构当代中国知识界思想认同是一项铸魂育人、增进价值共识和思想凝聚的时代课题。但是，它又不是简单意义上理论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而是知识分子思想观念与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体系共生、互构的关系。一方面，作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主流意识形态能够为广大知识分子爱国奋斗、建功立业提供方向指引和价值引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是社会思想、社会意识的重要表达载体，能够为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体系与时俱进、话语创新提供“思想资源库”，同时，也是社会主导价值观念走向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转换器”。因此，他们不是消极的接受者，而是积极行动的主体。

期盼这一话题能够引起知识界的共鸣和读者的认同，期待作者能够围绕这一课题继续取得后续成果，更期待该书的出版能够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引领力的主流意识形态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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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侯惠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讲席教授。

[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225页。

[3]《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5页。

[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261页。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28页。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