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路史》历来的研究与评价

与本论题相关的前人研究成果约可分为以下三大区块：一是罗泌与《路史》的研究；二是神话传说人物的研究；三是历史学界对上古传说的讨论与研究。由于《路史》的价值意义必须置放在上古传说学术史的脉络下，才得以彰显，因而本书将“中国上古传说的学术史回顾”辟为第二章，详述先秦典籍文本对上古传说的记叙，以及二、三点前人研究成果的讨论。本节的内容则聚焦于罗泌《路史》研究成果的回顾。历来对罗泌《路史》的讨论约可分为两个面向来看，其一是传统典籍文献对罗泌《路史》的定位与评价；其二是民国以降学者对《路史》的研究，以下将分述之。

（一）传统典籍文献对罗泌《路史》的定位与评价

《路史》在宋代虽已有刻本问世，但宋本多已亡佚，所留存的宋代刻本为残卷，仅见《后纪四·炎帝纪下》与《国名纪乙》[24]。今日所见《路史》版本多为明清以降的刻本，朱仙林考证明代的版本共有9种，分别为：（1）明嘉靖间（1522—1566）洪楩刊本；（2）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乔可传刻本；（3）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广陵高氏刊本；（4）明天启六年（1626）五桂堂刻本；（5）明崇祯年间吴弘基化玉斋《重订路史全本》；（6）明抄本；（7）明陈子龙校刊本；（8）明李栻辑《历代小史》本；（9）明崇祯间倪元璐纂《路史约言》本。清代版本共有16种：（1）清顺治十三年（1656）据吴弘基刻本的重订路史本；（2）乾隆元年（1736）罗氏自刻本；（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4）清抄本《路史论钞》；（5）嘉庆六年（1801）刻本《路史》；（6）嘉庆六年（1801）刻本《重订路史全本》；（7）嘉庆十二年（1807）富春堂刻本；（8）嘉庆十三年（1808）谦益堂刻本；（9）同治四年（1865）赵承恩红杏山房刻本；（10）光绪元年（1875）刻本《重订路史全本》；（11）光绪二年（1876）秀谷赵氏红杏山房刻本；（12）光绪二年（1876）旧学山房刻本；（13）光绪二十年（1894）石印本；（14）清光绪二十年（1894）聚善堂刻本；（15）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廖文锦《路史前纪节读本》；（16）陈宝泉家刻本《路史补笺》。[25]

其中明万历三十九年乔可传刻本、明嘉靖间钱塘洪楩刊本分别收录于《四部备要》与《四库全书》，因而流传较广也是较为完善的刻本。本书所据文本乃采《四部备要》影印的版本[26]。我们可将历来评价《路史》的典籍文献，分为以下两大类：（1）《路史》刻本所收录的序言；（2）史家与文人读书笔记对《路史》的评价。

1.《路史》刻本所收录的序言

明万历乔可传的《路史》刻本共收录了九篇序言，扣除两篇罗泌的自序，共有七篇或来自罗泌的友人、仰慕者、《路史》的传抄者所作的序，分别为：（南宋）费辉“路史别序”、（明）张鼎思“豫章刻路史前纪后纪序”、（明）朱之蕃“重刻宋罗长源先生路史序”、（明）乔可传“载识”“重梓路史凡例”、（南明）金堡“叙”与（清）赵承恩“新序”。

透过南宋时人费辉的序言，我们可以知道罗泌在写作的过程中，已通过《路史》得名，并于当代拥有一批小众的读者[27]。费辉除了肯定罗泌的写作，亦认为《路史》不仅一部上古史的著作，进一步居然有经世、治国之用。费辉曾赞誉《路史》：

若齐梁有此书，则佛老不张，唐室有此书，则藩镇不强，五代而有此书，则十国不狂。靖康而有此书，则戎翟不昌。习而读之，固足使乱臣贼子之知惧，而可以国家长久，祸乱不作矣。实五经之鼓吹，而诸子权衡也。窃又评之，立萧曹勋业易，作《路史》难，《路史》之功固不在禹下。[28]

费辉对《路史》的地位有极高的推崇。南宋时期地方世族已渐渐出现与中央政府疏离，转而重视地方乡里声望提升的情形。借由费辉的序言，我们可以发现罗泌《路史》的成书，确实帮助罗泌提高声望。[29]

明代张鼎思则将刘恕《通鉴外纪》与《路史》互为比拟，认为两者的成书动机与史观是相仿的，同样是为了填补十纪时间观下失落的帝系环节，尝言：“刘道原对君实以《通鉴》始于三晋，不免脱漏，以故后之作者，或称《外纪》或称《大纪》或称《前编》多行于世，君子亦不能废之。罗长源《路史》之作意，亦由是也。”[30]张氏虽认为上古历史多已不可考信，对罗泌《路史》所记载的内容有诸多存疑，但仍将《路史》定位为上古史，能“补诸史之未备”、“余多仍旧以自附于史阙文之义，且俟后多识者”。[31]

反观曾经是明朝状元的朱之蕃则对《路史》大为激赏，除了称赞罗泌学识渊博，成一家之言，所言皆有依据，且见解独到。[32]乔可传则直言翻刻《路史》，除了《路史》博引文献，具有保存史料的价值，亦佩服罗泌于《路史》所展现字学的才识。[33]金堡与赵承恩皆感佩罗泌的博学，赵氏更进一步表示罗泌在千百年后，要考据文字未兴以前的历史，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仍然肯定罗泌身为一位史家，将史迹“存俟后人”的功劳。赵承恩对罗泌《路史》的评价，有以下两点：一、对史料的掌握非常的广博与全面；二、“怪奇”为所搜罗史料的特色。[34]

2.史家与文人读书笔记对《路史》的评价

综观来看，史家对《路史》的评价大抵不脱《路史》他序的范畴。陈振孙（1179—1262）《直斋书録解题》虽未针对《路史》进行解题、分类，但在《胡宏〈皇王大纪〉八十卷下》按语乃记载：“朱彝尊作《皇王大纪》跋谓谯周、苏辙撰《古史》、胡卫撰《通史缘起》，罗泌撰《路史》不尽出于雅驯，惟此书择之精而语之详云。”[35]陈氏虽因《路史》搜书的驳杂，而有“不尽出于雅驯”的评价，但仍然肯定罗泌对古史的论断具有史识。胡应麟（1551—1602）《少室山房集》收有一篇“罗氏路史叙”，尝言：“马贞《补传》、刘恕《外纪》，语焉弗详。罗氏此编最称后出，乃独穷搜眇邈，剧探幽微：图书河洛之文，封禅云亭之迹；旁逮大隧荒林之窃伏，下兼颓垣败壁之深藏。片款只词，一章半策，有关前乘，具网周罗，遂俾辰放，以还燧人。而往遐踪绝轨，逸事奇闻，缀属森然，粲如指掌。”[36]十分推崇罗泌搜罗史迹的功力，认为《路史》有补古史之缺的贡献。陆心源（1838—1894）《宋史翼》亦赞誉罗泌的博学，夸奖《路史》：“学博才宏，侈游坟典，乃搜集百家成《路史》四十七卷。”[37]四库馆臣虽认为“泌多采纬书，已不足据”却也赞许罗泌的史学功力：“然引据浩博，文采瑰丽……至其‘国名纪’、‘发挥’、‘余论’，考证辨难，语言精核，亦颇有祛惑持正之论。固未可尽以好异斥矣。”[38]《四库》将《路史》列于“别史”，并在评价杨慎《丹铅余录》时，尝言其“可以位置郑樵、罗泌之间”，显然对罗泌在古史领域的成就，还是抱持肯定的态度。

就读书笔记来看，清人徐时栋（1814—1873）《烟屿楼读书志》批评：“罗氏《路史》全以谶纬、道书示奇炫博，本不足据，加之以凭空臆造，往往核其事十七八。其文字亦以艰深，文浅易，议论又驳互见，非佳书也。”[39]李慈铭（1830—1895）《越缦堂读书记》则认为《路史》“引证浩博，议论爽劲，虽多用纬书道书奇诡之说，而要归于正理，盖病在喜出新意，而佳处亦即在此”[40]。肯定罗泌对上古史的论述之功。

（二）民国以降学者对《路史》的研究

民国以降，对罗泌《路史》的研究，可分为三大类：（1）学者于史学方法、通史系统中对《路史》的讨论；（2）其他专题研究所旁涉《路史》的讨论；（3）针对《路史》所作的专题讨论。

1.学者于史学方法、通史系统中对《路史》的讨论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41]曾从史学方法的角度，肯定《路史》的价值，表示：“罗泌做《路史》；叙先秦以前，选择材料最不精严，但用方法很多，有许多前人所不注意的史迹他也注意到，在史学界也有点价值。”[42]此外，梁启超将宋代史学发展归类为八大类，《路史》占其一，由此可一窥梁氏对《路史》的重视。[43]与梁氏持类似见解的尚有吕思勉，吕氏曾在谈史札记中提到，在古史的著述中，最推崇马骕《绎史》，其次即为罗泌《路史》，认为《路史》的优点在于能搜集众多的异说与纬书中的材料，考证论断也多有独到的见解。[44]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1949）[45]则从史学史的角度出发，认为宋代以降古史著述的兴盛，是受到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影响。[46]此外，内藤湖南最推崇宋代古史著述中的《通鉴外纪》与《路史》，赞誉《路史》在搜集材料上，广纳文献史料的贡献，尝言：“罗泌的《路史》是很有特色的。此书的做法与《古史》正相反，汇集新奇资料，多引纬书撰述三皇以前之事……此书的特色在于注释，注中多引纬书和后世的道教书籍，所有新奇之事都写进了书中。注释虽称为他儿子所作，但很可能是他本人做的注。”[47]

袁珂《中国神话史》（1988）[48]从神话研究史的面向，阐述《路史》的价值意义，设专节介绍罗泌《路史》，认为《路史》“将许多神话传说材料转化为历史，扩大了人们对历史讨论的视野”[49]。填补了隋唐五代以来，神话研究的空白，在神话研究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地位。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1996）[50]、《中国史学思想通史》（2002）[51]则从思想史的角度，阐述《路史》深受南宋当代理学思潮的影响。吴氏认为《路史》理学、道学痕迹尤深，有以史证易，以史说理的倾向，亦蕴有理学的古史观。[52]同时也注意到两宋在建构古史时（包含《路史》在内）多从道家经典取材，曾表示：“后来魏晋玄学、两宋的理学中一些古史观点，可以从《列子》、《淮南子》中找到出处。在罗泌《路史》、苏辙《古史》等书中，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一线索。至于《列子》和《山海经》等书中，说及上古之世的人类同自然的艰难斗争，同样值得重视。过去研究史学思想只注意儒家的经典，而忽视道家、阴阳家、杂家的材料，显然是一个不足。实在说，在儒家经籍中，除《周易》外，儒家的古史的观念比较贫乏，相对地说，道家、阴阳家、杂家的古史思想则是丰富的。汉代的大儒董仲舒成为‘儒者宗’，也要从阴阳家那里吸收资料，丰富儒家的历史观点。两宋的理学在构建古史时，往往从道家中寻找思想资料，是有道理的。”[53]

2.其他专题研究所旁涉《路史》的讨论

在古史研究的范畴下，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54]、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1995）[55]与王仲孚《试论中国古史系统的形成与破坏》（1996）[56]三家的共同立场皆认为：罗泌《路史》企图恢复纬书十纪纪年的古史系统。徐旭生曾针对《路史》“循蜚纪”“禅通纪”的帝王来源进行详细的考辨，并将《路史》与《庄子·胠箧》《吕氏春秋·古乐》《遁甲开山图》《古今人表》《帝王世纪》《金楼子》《三皇本纪》《通鉴外纪》《丹壶书》的帝系进行对照，可以说是民国以降，首次以专篇文章讨论《路史》的学者。徐氏虽注意到罗泌意在建构古史十纪的帝系，其古史观与帝系的胪列前有所承，罗泌为集大成者，然而尚未能进一步探究帝系排列的意义。徐氏尝言：

罗泌这样考出的新世系虽说牵强支离，但从另外一方面看，也可以说它几乎无一字无来历。并且有时候他也算能传疑，不勉强附会，有时候他还能作实地调查，也颇具历史家的风度！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是他作综合工作的历程。我并且怀疑这不仅是他个人工作的历程，实在它对于以前作综合工作的人有代表性：他们所用的方法同罗泌的大约也差不多。所以罗氏所考出来的新世系我们虽无法遵从，但是我们却感谢他，因为他把作综合工作的方法约略的显示给我们。[57]

谢维扬则在徐旭生的基础上，指出中国上古传说乃有两条不同的脉络系统，一条是以三皇五帝为主；另一条则是《春秋命历序》以降试图建立“结构更为庞大的远古传说系统。它们把古代历史从鲁哀公十四年向前推衍了二百二十七万六千年。这二百二十七万六千年又被分为十纪，每一个纪中有若干相继出现为时代代表的氏。这些氏的名称实际上很早就失传了，宋代的罗泌在《路史》中曾试图复原它们”[58]。谢氏虽然认为罗泌的复原是不可靠的，但“相信‘命历序’传说系统却有它独自一套氏名组合，而与三皇说不同”[59]。

王仲孚亦肯定罗泌所编排的十纪帝系具有汇整、反映纬书系统下对于上古历史发展的思考，曾说：“我国纬书的古史系统，所谓‘九头十纪’之说，未尝不可视为纬书的作者所尝试建立的古史系统……宋代罗泌的《路史》，就是以此为基础，建立其古史系统……清代马骕在《绎史》里批评罗泌《路史》‘十纪之说，名不雅驯，荐绅之所难言’，认为二百二十六万余年，分为十纪，是很不妥当的。其实，如从搜集前代资料，建立更为严密的古史系统的观点来看，则《路史》的古史系统，也就不应该予以苛责了。”[60]

同样把《路史》作为纬书十纪古史系统代表的学者，尚有杜正胜：“前人追溯我国历史的起源，不外有两种看法：一是盘古开天地，接着三皇，宋朝罗泌父子的《路史》可做代表；一是以黄帝为断，只讲五帝，不说三皇，汉朝司马迁的《史记》是这派的圭臬。”[61]由此可见在纬书十纪古史系统的研究领域中，《路史》的存在可说是举足轻重，具有代表性。

在纬书专著的部分，钟肇鹏《谶纬论略》（1991）[62]在前贤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到罗泌建构古史多引纬书之言或与道教吸收谶纬思想密切相关，注意到《路史》与道教史观的系连，曾表示：“宋代罗泌着《路史》，他把纬书、古代传说和道教典籍熔为一炉，构成了一古史系统。”[63]黄复山《东汉定型图谶中的古皇考》（2005）[64]亦认为罗泌所建构的上古史已杂有后起的古史思想，不再是汉代图谶下的古史十纪。

另外尚有一部分学者肯定《路史》辑佚的功劳，或引证《路史》所载录的神话文献与罗泌的田野调查，如杨利慧指出：“南宋初年罗泌作《路史》。他杂取旁收，将文献中本来并无多少关联的上古神话材料搜集到一起并加以排列，力图作上古史。罗苹为书作注，更是旁征博引，保留了不少神话资料。《后纪卷二·女皇氏》是各种女娲资料的总汇，还记述了不少地方存在的女娲陵、女娲墓、女娲庙，为探讨古代的女娲信仰提供了资料。”[65]曾圣益《郑玄“六艺论”十种辑斠》（1997）[66]则多引《路史》辑佚郑玄《六艺论》，中村璋八、安居香山编纂《纬书集成》（1994）[67]不少纬书材料亦出自《路史》所征引。范祥雍认为罗泌曾经看过《古本竹书纪年》，《路史》对《竹书纪年》的征引是辑佚古竹书纪年的重要来源。[68]

《路史》除了保存了许多已亡佚的传世文献与部分的出土文献，亦对金石文物上的铭刻多有传述。丁福保《古钱大辞典》（1962）[69]尝指出《路史》对古钱币与钱书的记载[70]，多为古代金石著述所旁引：“陈谁园之《钟官图经》、朱近漪之《古金待问录》，附会《路史》，亦涉无稽，冯晏海之《金索》，意在炫博，往往摹绘旧图；万子昭之《古金录》大率沿《路史》、《洪志》之误。”[71]此外陈泳超《尧舜传说研究》（2000）[72]尝征引《吕梁碑》考订虞舜帝系。《吕梁碑》今已亡佚，罗泌则是现今最早留下《吕梁碑》相关记录的人，也是第一位借由《吕梁碑》考订虞舜帝系的学者。

如同梁启超所指出，罗泌《路史》相较于前代古史著作，多能征引前人未能留意的史迹，如金石文献、石刻碑铭、地志书籍，甚而是田野考察。《路史》一书并非是案头之作，单纯引述方志中的帝王事迹，亦尝实践编修方志的纪实原则，“广搜访”南宋时期上古帝王的遗迹。罗泌为了考证神农事迹，尝于湖北襄阳寓居十一年[73]，也为了考察其他古皇遗址，做了详尽的田野调查。从史学方法的角度来看，罗泌编写《路史》不仅已运用了王国维所提出“二重证据”将“地下之新材料”论证“纸上之材料”[74]，同时也是20世纪30年代以降神话研究者以田野考察印证传世文献的先驱。另有一批学者开始关注罗泌古史的考订，于中国上古史与古代民族史的研究多引《路史》为证，如卫惠林试图以图腾理论解释纬书与《路史》中所记载的氏族名号[75]，蒙文通尝引《路史·国名记》论证汉代巴蜀境内的诸侯国[76]，李学勤则征引《路史·余论·杜宇鳖令》对古蜀帝系的记载，旁证古蜀文明的发端[77]。可见《路史》对于古代民族志的考察，相当具有参考、研究的价值。

3.针对《路史》所作的专题讨论

归纳上述诸家对罗泌《路史》的评论，《路史》毋庸置疑是一部研究中国上古历史与神话学的重要著作，然而或受限于罗泌《路史》文本的复杂迄今未有点校本，增加研究上的困难度，因此晚于20世纪80年代以降，才出现单篇专著针对罗泌家世与《路史》成书进行讨论，有葛兆光《〈路史〉撰人罗泌考》（1983）[78]、刘金《罗泌和他的〈路史〉》（1994）[79]、刘宗彬《罗泌家世述略》（1999）[80]，皆针对罗泌的家世与《路史》的价值与成书过程有更为深入的考辨，对于《路史》的研究有筚路蓝缕之功。

2008年出现第一本以《路史》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朱仙林《罗泌〈路史〉引书研究——以先秦诸子为主》[81]，该书以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整理《路史》所征引先秦诸子的材料，对《路史》所引诸子文献的存佚情况，进行了全面性的考订，彰显《路史》于保存古籍文献的价值与贡献。而后作者陆续著有《罗泌家世及其〈路史〉考》（2011）[82]、《从罗泌〈路史〉看中国的“神话历史”》（2011）[83]、《罗泌〈路史〉版本考辨》（2012）[84]，针对罗泌的家世、《路史》的版本，皆有翔实的考订。本书以《路史》为论题，乃延续了硕论对创世神话的研究，希望能借由《路史》古史建构的历程，厘清神话人物过渡到上古帝王，思维脉络的发展以及罗泌的古史观，遂于2010年起以《路史》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

2012年得知朱氏从文献学扩展至神话学的领域，以《路史》为题撰写博士论文《罗泌〈路史〉文献学及神话学研究》（2012）[85]虽有一时的迟疑，然而在仔细地拜读完朱氏的博士论文之后，再次深深感到《路史》所蕴含有待挖掘的学术矿脉能量，可以容纳后学者极大探索与研究的可能性。深感庆幸的是，本书所关注的面向与朱氏并不完全相同，可继续开展朱氏未碰触的议题，深化《路史》对于古史的建构。综观朱氏博论对《路史》的引书有更为详尽的分类、讨论，进而跨足神话学的领域，征引民初古史辨学派的“神话历史化”与“层累建构上古帝王谱系”的观念学说，审视《路史》的成书。朱氏对《路史》引书的考订、分析，无疑确立了《路史》于文献学上的地位与无可抹灭的贡献。然而朱氏在“神话历史”的观念下，并未进一步论证《路史》如何重新建构上古历史的叙述？罗泌将神话转化为历史的过程，神话人物的意义是否有了转变？对罗泌而言，神话与历史之间是否存在着一个筛选转化的机制？此外在历代古史著述的基础上，罗泌为什么要编造新的古史帝系？帝系的排序是否有其意义？

朱仙林对《路史》的研究重心并未摆在上文所关注的论题，故而仅使用了第六章第二节“《路史》所构拟上古帝王谱系论析”3万多字的篇幅，综论罗泌于“循蜚纪”、“因提纪”、“禅通纪”与“疏仡纪”所罗列的58位上古帝王。朱氏对《路史》前后纪，横跨四纪别上古帝王的讨论并未跳脱徐旭生对《路史》的研究，仅针对58位上古帝王的出处、来源进行考辨[86]，未能针对罗泌对上古帝王帝纪的阐述，及其背后所蕴藏罗泌的上古史观念，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与分析。

朱仙林认为：“在《路史》所构拟的上古帝王谱系中，其取材范围相当庞杂，其中固然包含有自远古流传下来的古帝王，但更多的却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古帝王，他们往往只是某地的山神名、某水域的水神以及某一星座的星名，等等。罗泌在构拟过程中，对这些材料所载的奇奇怪怪的名称均一视同仁，认为他们都是远古帝王，只是时空相隔、历史绵邈，现在已经不能搜寻到他们那时代留下来的丰富的历史材料罢了。由于上述思想在罗泌内心深处是如此根深蒂固的存在，所以他在处理材料所采用的方法，若用今日的学术标准来严格加以衡量，就显得不合时宜，甚至看起来格外荒唐。”[87]朱氏将《路史》“循蜚纪”多由山名、神名、星名所构成，归因于时代久远而为罗泌所采纳，并又由现代的学术标准来严责其“格外荒唐”的说法，可能并不公允。

其实“循蜚纪”是《路史》唯一一纪由罗泌所拟构的帝系，并非如“因提纪”“禅通纪”的帝系乃抄录自《丹壶书》。先秦诸子已列有诸多的上古帝王名，为何罗泌却选择以山名、神名、星名拟构“循蜚纪”的帝系？如果罗泌编造古史是一种没有依据的补述，仅将时代邈远的山名、神名与星名一视同仁转换为远古帝王，何以由罗泌所编造“循蜚纪”的上古帝系，却对后世古史著述与历史小说产生深远的影响？周游《开辟衍绎通俗志传》、钟惺《盘古至唐虞传》、王梓材《世本集览》、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皇极典》，乃至民国以降的九夷先生《古史记》（2004）多参考、沿袭之。《古史记》曾对《路史》有如下的评价：“罗泌等宋人，处于异族左文之下，不免染两宋人，故作辽谬，喜写语录俗字、鄙怪字、俚谚之习。可贵在无。然非以无，予岂得谓之异族哉！为求了解古史，先观世上仅存之着。以《路史》资料翔实，考证严峻，持论公正。虽有不屑傲言，亦书生积习，不为过也。阅泌文，沈潜旧籍。不慕虚荣，下笔老练，耐人讽读。信畅快雄宏，必系出罗隐，否则绝无此浑厚学养。如似《五代史》、《通鉴》、宋、明二史，抵牾不通，必掷之而去，焉有兴趣，与之饾饤，校注焉！以泌一生，博通典籍，邃于古史，征引翔瞻，足谓于国，贡献良多！”[88]

诚如《古史记》所言，《路史》具有丰厚的史学底蕴，绝不是单纯杂乱收录“庞杂的资料不加以区分”、或者跟上古帝王有关的“都绝不放弃，取用不疑”。[89]若爬梳《路史》文本，将会发现：罗泌编写《路史》的意图，除了寓有强烈的政治关怀，更受到道教、谶纬史观与宋代庐陵史学风气的影响。[90]罗泌以广博的史学涵养意图完成前贤史家的未竟之功：十纪时间观念下帝王谱系与历史发展的建构。然而朱仙林主要将《路史》的成书动机聚焦于宋代理学思潮下主张“回向三代”的道统观，其说或许失之片面，缺乏足够论据。[91]毕竟罗泌一生“绝意世宦”，尝言“人各有千古，独进贤冠哉？”“才如夫人，岂屑屑以科名重耶？”举承务郎不起，杜门著述。[92]若无世宦之心，又如何能认为罗泌花了一生的精力编写《路史》仅仅是“‘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通过研究上古史，进而充分展现‘三代’的美好，为回向‘三代’运动提供尽可能充分的理论支持，以期达到引起现实层面改革的目的”[93]。况且在罗泌的史观下尧舜禹“三代”已不再是儒家所推崇的“美好治世”，而是“功美渐去”的时代。[94]朱氏将《路史》的成书动机，主要环扣于宋代理学思潮下内圣外王的政治取向，认为罗泌企望透过“回向三代”重建一个理想的人间秩序，此说或许仍有待商榷。

本书企望在朱氏的基础上，更为周全地思索《路史》的成书动机，进而深入探究《路史》帝王排序的先后次序是否具有意义？若有又呈现了什么样的历史观？《路史》对后世古史著述能有深远影响力的原因又是为何？进而厘清《路史》作为一部开天辟地乃至夏代的通史，是如何建构从无到有、从荒芜到璀璨文明的历史进程。

朱氏以降，确实带动了学界对《路史》的关注，分别有两本以《路史》为研究对象的硕论：张利鸽《〈路史〉音乐思想的初步研究》（2011）[95]、宋凤林《〈路史〉的文献价值》（2012）[96]，在期刊论文部分则有王彦坤《〈路史·国名纪一〉校订》（2011）[97]、张利鸽《浅谈〈路史〉的写作特征》（2013）[98]。王氏仅就《国名纪》第一卷，已校订出43处文字上的讹误，说明《路史》的校订，实属巨大工程。我国台湾地区新近出现一篇考订《路史》版本的文章：郭明芳《“东海”馆藏〈重订路史全本〉刊印时间再考》（201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