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价值与现状述评

（一）选题价值

苏轼，一位“凌步百代”[1]“旷世而不一遇”[2] 的文学艺术天才，一位宋代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是西方汉学界（主要是美国汉学界）20世纪后30年间研究最多的中国古代文人[3]，也是当前美国汉学界持续保持学术兴趣的研究对象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美国汉学界对他的诗词、文赋、书画、文论及艺术、哲学、政治等思想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研讨，尤其着力于阐释苏轼流寓文学与贬谪心态、苏轼文艺创作对传统的革新、苏轼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苏轼创作与释老思想的关系等问题。出于不同的批评传统、理论视角、诗学话语，美国汉学界对苏轼的跨文化批评呈现出与国内迥异的面貌，成为中国苏学的“他者”。

所谓“他者”即“那些外在于我们时空和文化的人的理解”，[4] 20世纪最重要理论家之一的巴赫金曾指出：“‘他者’非常重要。因为一个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看清作为一个整体的自己，镜子、照片都做不到，只有‘他者’能做到，因为他们外在于我们，因为他们是‘他者’。”[5] 通过“他者”来审视自身，在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中比较对勘，往往能更好地认识自身，文学批评、文化研究莫不如此。王晓路据此提出“文化他者”，他认为：“不同文化区域的人类群体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思维模式、符号系统和表述方式，然而人类追求生存意义的相通性、在书写文本中主要采纳语言作为情感认知符号的相似性，却为体验、想象和理解‘文化他者’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也为反观自我提供了新的视角。”[6] 在当今时代，关注中国文化的“他者”还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倾听和思索，需要文化的自我观照和他者的反观，需要平等的、充满活力的对话，在交流中彼此促进，寻求主体间的和谐发展”，[7] 也就是说，随着目前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倾听“他者”的声音，懂得倾听，才能展开真正有效的对话与交流，也才能获致彼此的认同与包容，最终走向平等、和谐与发展。

在苏轼研究的众多“他者”之中，美国汉学界的成果最为丰硕，值得我们高度重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国际政治、军事、经济上的超级强国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盟主，美国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也得以迅猛发展。尤其在中美对峙时期，出于急于增进对中国的了解与认识这一政治需求，美国大大加强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研究。[8]“美国的汉学研究虽然起步比欧洲晚，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汉学研究的专业化和大量研究机构的建立，美国的汉学研究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今天，无论是在资金投入、学术资源方面，还是在研究模式、人才培养方面，美国均处于整个西方汉学研究的领先地位，其研究成果对中国本土学术的影响也趋增巨大。”[9] 苏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自然也在美国汉学界的重点考察之列，研究成果卓著，成为海外汉学阐释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典范。

重视“他者”的意义，是我们考察美国汉学界苏轼研究的理论出发点，同时，这一考察还意味着以下学术价值。

其一，整理美国汉学界苏轼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曾枣庄先生等著《苏轼研究史》，对长达900 多年的苏轼接受史进行了梳理，[10]其对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美国苏轼研究虽辟专章介绍了概况，但仅涵括20世纪的成果，且相当简略，缺乏系统全面的整理与评述。美国汉学界基于自身的学术传统和理论立场，对苏轼的研究具有迥异国人的路径和特点，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他者”的研究，从中汲取学术养分，对于苏学研究视野的开拓、领域的扩展、苏轼作品意义的挖掘与增值乃至对研究者批评语境的探求，其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笔者通过多种渠道对美国汉学界苏轼研究的基本文献进行全面搜集和系统爬梳，并根据研究的发展趋势，将其分为两个历史时期，归纳每个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论述各个历史时期的研究特征，概括出“起步晚、发展快”的研究趋势，又对形成此趋势的原因进行深究，试图整体把握美国的苏轼接受状况，完善苏轼研究学术史。

其二，立足于自身建设与发展需要，引介与鉴别美国汉学界的苏轼研究，从中汲取学术养分，有助于拓展我们的学术视野，丰富我们对苏学的认识，为苏学发展补充新鲜血液。在当前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和深入的时代，建立开放型的文学研究已是历史必然，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更应适应时代需要，将视野从国内拓展到国际。因为我们长期处于自身传统之中看问题，往往很难超越传统，发现新质，德裔美国汉学家侯思孟指出：“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包袱太重，经常使人透不过气来，你很难从这个包袱中逃脱出来，为某个小诗人重新确定其文学地位，推翻过去的成见，或者在作品中发现新的意义。”[11] 而美国汉学界苏轼研究的探究范围广，既涉及苏轼的诗、词、文、赋、书、画等艺术创作，也涉及了苏轼的生平与思想，特别重视苏轼的文艺美学思想、政治哲学思想、儒释道思想等方面。同时，他们极为关注苏轼贬谪处境中的文学创作，并对以苏轼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人的贬谪心态进行了深入探究，且在学术见解、思维模式、表述方式上都有自身特色，诚如唐凯琳（Kathleen M.Tomlonovic）所言：“他们（指西方学者）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传统有一定的距离，而不会有‘身在庐山’之感，他们看到的也许与中国学者看到的不同，但常常是自己的、新的看法。”[12] 因此，引介美国的苏学，对于拓展苏学视野，创新研究方法，意义自不待言。

其三，深入考察美国苏学，将他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与中国学界相关研究进行横向比较与辨析，在中西诗学对话层面作深入探讨，有利于促进中西比较诗学的发展。由于美国学者特有的文化传统、理论话语、治学方法，即特殊的批评语境，在审视同一问题时，往往与中国学界有较大差异，值得我们辨析与深思。鲁迅先生就曾敏锐指出：“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13] 只有将美国汉学界的苏轼研究与中国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横向对比、鉴别，从自我与“他者”共同关心的理论命题中发现彼此理解与思考的共性与差别，再上升到中西诗学对话层面进行深入探讨，比勘两种不同话语的异同，才能更深刻、具体地认识中美苏学各自的研究特色，领略其不同韵味，也才能形成中国本土话语与域外话语的互动和人文价值的重构，推进中西比较诗学的发展。

此外，苏轼作品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探讨其在海外的接受与传播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在当前国家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阶段，研究美国对苏轼的接受，有利于我们制定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策略，更好地开展异质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二）现状述评

1.国内研究现状

截至目前，苏轼及其作品在美国的译介与研究成果尚未引起国内学界的充分关注，国内学术专著与学术文章较少涉及苏轼及其作品在海外译介与研究问题，只是在一些著述与论文中有简略引介。

但必须提及的是，大多研究中国文学外传的相关著述虽没有专门论析苏轼在美国的传播与接受，但为我们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学术视野与方法借鉴，如赵毅衡《远游的诗神——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张弘《中国文学在英国》（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施建业《中国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黄河出版社1993年版），宋柏年《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罗溥洛（Paul S.Ropp）主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文化》（包伟民、陈晓燕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陈钰、乐黛云编选《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李学勤主编的《国际汉学著作提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与《国际汉学漫步》（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周发祥《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黄鸣奋《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陈珏、龚刚等编选《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都分别对中国文学、中国文论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作了不同层面的发掘，而且有些著作已经涉及中西比较诗学这一较为深入的学理层次。其中，周发祥的《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对西方学界研究中国文学所用西方理论及相应学术思潮、流派等进行了细致梳理，也对理论方法运用的成绩与不足予以了揭示，还对运用西方文论话语研究中国文学所应具有的立场、原则以及中西文论结合等问题进行了阐述。诚如钱中文为之所作序中言：“这里集中地表现了外国人接受我国古典文学时所依据的理论与方法，他们的研究与理解。”[14] 该书对我们深入探讨美国汉学界苏轼研究的理论、方法、话语等有颇多启示；黄鸣奋《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外传的价值意义予以充分肯定，他认为“研究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流传情况，不仅对全面评价中国文学的历史影响、弘扬中华文化、促进我国人民的对外交往与国际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有助于加强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比较文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的理论建设”[15]，同时作者对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传播之背景进行了详细介绍，对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综合研究、中国古典散文、诗歌、小说、戏曲等的传播都作了细致梳理，给我们研究苏轼在美国的接受提供了重要借鉴。另外，作者还对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批评方式及其主要特点予以了精练恰切的总结，认为批评方式主要有译注、赏析、专论、综述四类，主要特点有：其一，常以西方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理论为参照系；其二，广泛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其三，经常用西方“表现主义者”“古典主义者”之类术语界定中国古代作家[16]。上述论断是非常中肯贴切的，对于我们研究古典文学外传有重要参考价值。

自进入21世纪以来，更多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外播的著述问世，既有汉学家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文选，也有人专门研讨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的接受状况，在研究深度上有所推进，如夏康达、王晓平主编《二十世纪国外中国文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王晓路《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版），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韩军《跨语际语境下的中国诗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顾伟列《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国外传播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等。其中，王晓路《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对中国文论在德国、法国、英语世界等文化区域的流传、影响、研究概况、学术成果等均作了系统的梳理，对文化语境与文论研究的内在关联、差异的认同与路径的探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该书强调“互为参照”方式的运用，力求通过这种方法“从不同的文化语境并以他者的眼光对中国文论加以观照”。[17] 韩军《跨语际语境下的中国诗学研究》择取了近年来对国内中国诗学研究影响较大的五位海外学者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主要研究成果、学术见解、研究方法与特征进行了较为细致准确的介绍，同时还以对话态度对他们的某些观点提出了商榷，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尤其是该书第六章“双向反观与返本开新”指出当前国内汉学研究必须具备“更为深刻的当代文化视野”，以“探讨我们自身学术研究中诸如立场、方法及观念等问题”，[18] 这为本书提供了一种基本的研究立场。顾伟列《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国外传播与研究》一书将海外汉学界的苏轼研究分为“苏轼的人格和扬弃悲哀的逻辑过程”“苏轼诗中的博爱精神”及“奔放灵动的古体诗”三方面，并列举代表性著述进行了论析[19]，为深入探讨美国的苏轼研究提供了借鉴。

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方面也有一定数量专著涉及此领域，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委员会编译的《英美学人论中国古典文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侯健主编《国外学者看中国古典文学》（“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年版）、郑树森主编《中美文学因缘》（东大图书公司1985年版）等，这些著作均简略涉及美国的苏轼研究，几无深入阐发，但它们的研究理路具有较大的启发性。

此外，目前国内学界尚无专门探讨美国汉学界苏轼研究的硕士、博士论文，仅有极少数单篇学术论文，代表作如饶学刚《苏东坡在国外》，该文对苏轼及其作品在欧美、日本、韩国、苏联等国家和地区的译介与研究情况作了简要梳理。[20] 欧美部分虽是作者介绍的重点，但也只是对其中一些代表作品进行了罗列，与后文将要介绍的唐凯琳论文所列著述相差无几。值得提及的是，饶先生对部分重要论著的评述十分精当，以对普林斯顿大学包弼德（Peter Bol）教授《斯文：唐宋士大夫哲学思想的演变》（This Culture of Ours：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一书的评述为例，他认为包弼德的研究“力求确定东坡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尤其是他在文化、政治和道德、伦理上的影响。他翻译并分析了东坡的散文，尤其是早期的‘论’，以确定东坡的哲学观”。[21] 但饶先生对部分论著的评价不够全面，如他对艾朗诺（Ronald C.Egan）《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Word，Image，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一书的点评：“艾朗诺认为：东坡生平的意义与重要性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为了证明东坡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艾朗诺翻译和分析了东坡的许多作品。”[22] 毋庸置疑，艾朗诺的确非常仰慕苏轼的“多才多艺”，他曾谈及研究苏轼的原因之一在于“通过研究这些天才一般的人物，我所能学到的东西会更多更丰富”，[23] 此外，“也许对这一问题的另一个回答是，像他们这种样样精通、多才多艺的天才，在西方文学界也很少出现。所以我比较好奇，因而急切地想了解他们。”[24] 走近类似苏轼、欧阳修这类在诗歌、散文、学术方面样样精通的、罕见的“旷世逸才”，的确是艾朗诺的研究初衷，《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也的确论证了苏轼乃多面天才，但艾朗诺的研究意义显然并不止于此，更重要的价值恐怕在于他试图还原一个真实、全面、丰富、立体的苏轼形象，这一研究旨意明确表达在“前言”中，而且艾朗诺还清晰阐明研究苏轼的更深一层用意在于，将苏轼置于中国大文化背景下揭示其在各个艺术领域里的独创性与文学史地位，冲破文学的樊篱，在政治、思想、学术等更宽广的视野中多角度审视苏轼的艺术成就，[25] 从而既探究苏轼的文艺特质，又进一步剖析挖掘文艺特质的产生根源，由此揭示出苏轼这样一个在各个领域都有卓越成就的天才究竟是由哪些文化因素造就的。因此，饶先生仅强调艾朗诺论证苏轼“多才多艺”显得不够全面，但饶先生所梳理的文献资料对于本论文的研究具有可贵的参考价值。

2.国外研究现状

与国内学人对美国汉学界苏轼研究缺少关注相比，美国汉学家不仅对苏轼及其作品本身进行了译介与研究，还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了评价，有的还向中国引介这些研究成果。其主要形式是单篇学术论文，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从整体上介绍苏轼及其作品在美国的接受状况，另一类是对某一具体研究人员的成果进行介绍与分析，即具有书评性质的论文。

从整体上引介美国汉学界苏轼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西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唐凯琳（Kathleen M.Tomlonovic），在四川大学访学期间，她跟随杨明照、曾枣庄两位古典文学专家研究苏轼，不但完成了以苏轼为题的博士论文，而且还对海外（主要是美国汉学界）的苏轼研究状况进行了引介。她发表了两篇相关学术论文，分别是《海外苏轼研究简介》[26] 与《宋代文化的代表人物苏轼——美国汉学界近年来研究情况简介》[27]，两文均非常清晰地介绍了20世纪初至90年代海外（主要是美国汉学界）的苏学研究，罗列了相关的译著和论著，并对部分重要论者和论著进行了中肯的评介，有较高参考价值。《海外苏轼研究简介》分三大块介绍了苏轼在海外的接受和研究情况：欧美、日本和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且按照不同的研究领域又分为了四部分：一是苏轼集子的校勘及版本；二是外文翻译；三是年谱和传记；四是作品的研究分析，每一部分都择取主要著作予以简要介绍，而且还简要归纳了海外的研究特点。另一篇文章《宋代文化的代表人物苏轼——美国汉学界近年来研究情况简介》则对1986—1991年美国汉学界的苏轼研究情况进行了介绍。她将这一时期的译介与研究成果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是分析苏轼诗词的内容、形式、风格、技巧等；第二是关于苏诗与北宋政治情况的关系研究；第三是佛道两家思想与苏轼创作关系研究；第四是苏轼散文研究；第五是苏轼对北宋以及后来艺术的影响研究。上述两篇论文基本上纳入了她于2001年所撰的《“散为百东坡”——西方汉学界的苏轼研究》（该文为曾枣庄主编《苏轼研究史》第十一章）。唐凯琳指出，“西方汉学界的苏轼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有了长足的进展，25年间有关苏轼的论文和专著，超过了研究其他传统文人的成果。不仅是治宋代文学的学者醉心于苏轼的生平与作品，其他领域的学者也非常关注苏轼在中国政治史、文化史、艺术史、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28] 唐凯琳还对这二十几年西方的苏轼研究予以了高度评价，她认为，随着中西交流的频繁及由此带来的获取资料的便利，西方学者获得了大量有关苏轼年谱、评传、版本考证、作品分析、文学理论、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包括准确方便的原始资料和富有启发意义的思路，从而极大提高了认识理解苏轼的水平。苏轼在西方的重要性也由众多的出版物得以证明。唐凯琳将西方汉学界对苏轼的研究路径分为九个部分进行了介绍：第一部分是对苏轼年谱与传记撰写情况的回顾；第二部分是对苏轼作品著录、版本及流传研究状况的说明；第三部分是介绍苏轼作品的几个译本、选本；第四部分是介绍苏轼诗、词、文等文学作品的研究情况；第五部分是介绍有关苏轼文艺理论与实践（包括绘画与书法）的论著；第六部分是关于苏轼思想方面论著的介绍，包括与儒、释、道有关的思想；第七部分是介绍有关苏轼政治历程与作品创作关系的论著；第八部分是介绍戏剧舞台上的苏轼；第九部分是介绍有关苏轼的比较研究。从资料占有的数量来看，在前两篇论文的基础上有所增加，补充了自1991年后十年间的主要著述，且引入了德国汉学界的相关研究，如著名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的论著，对所涉及的著述尽量按其写作时间进行排列，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此外，较之前两篇论文，作者对已有成果的介绍更为细致具体，对一些重要论著，还逐一介绍了篇章的主要观点，比如对艾朗诺《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及傅君劢《通向东坡之路：苏轼诗歌中“诗人之声”的发展》两书的介绍就颇为详细，不仅有具体章节内容的介绍，还有对其主要思想及其地位的评价。

除了从整体上评介美国汉学界的苏轼研究成果，美国学界还出现了一些知名学者的书评，主要是对一些有影响力的译本和研究专著的评述，这对于我们深入研究论者及论著提供了重要镜鉴。

1932年9月，Austin Clarke在李高洁（Cyril Drummond le Gros Clark）的《苏东坡散文选集》（Selections from the Works of Su Dong-P’o）出版之后，随即在《观察家》（The Spectator）杂志发表了对此译作的评价。Austin Clarke认为，李高洁出于对苏轼的仰慕和喜爱之情而翻译文赋，所译作品大多表现了苏轼的生活及其勇于面对生活而非逃避的人生态度，[29] 李高洁所提出的“苏轼文赋尤其是《赤壁赋》可以供读者在品茶之后卧于北窗之下高声吟诵，表现了人生一种极其完满自得的状态”[30] 也充分体现在译作中。紧随Austin Clarke之后评价李高洁《苏东坡散文选集》的是J.K.Shryock，他的书评于1936年发表在《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J.K.Shryock 认为，在《苏东坡散文选集》一书中，李高洁介绍了苏东坡的生平经历、艺术哲学以及赋体的特点，每一部分都称得上是学术随笔，尤其是艺术哲学部分，李高洁将其与苏轼所处时代的哲学、政治、艺术思想及佛道思想影响相结合予以论析，是值得称道的。与阿瑟·韦利（Authur David Waley）贬低作为诗人的苏轼不同，李高洁极其推崇苏轼的天才。在关于赋体特点方面，与阿瑟·韦利类似，李高洁也追溯了赋体的发展流变，并对每个时代的新变都予以了论述，还附了中外参考书目、文献目录与索引，所有注释都给出相应的中文，还对正确的名称进行了注解，这无疑都增加了该书的学术价值，但 J.K.Shryock认为李高洁的评价似乎有过誉之嫌，部分关于音乐的注解甚至是错误的，如《苏东坡散文选集》第58页中的评价就值得商榷，他继而呼吁美国学界应给中国音乐更多的关注和研究。[31] J.K.Shryock认为《苏东坡散文选集》的主体是23 篇东坡赋译作，译作中有的是自由诗体，有的是散文体，散文体的译作显得有些散漫而乏庄重，自由诗体稍微好些，但与阿瑟·韦利的译文相比，还是不够优美。但李高洁所选篇目涵括范围较广，有关于音乐的、艺术的、哲学的，还有一些抒情性散文，其中，前后《赤壁赋》特别典雅，具有很强的中国文化特色。[32] 总之，J.K.Shryock认为，李高洁的《苏东坡散文选集》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甚至远远超过了它的文学价值。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它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由于出版商所造成的装订、格式等瑕疵还有很大改进空间。[33]

1966年，John Knoblock在《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发表了关于哥伦比亚大学华兹生教授（Burton Watson）《宋代诗人苏东坡诗歌选集》（Tung-P’o：Selections from a Sung Dynasty Poet）的书评。John Knoblock提出，对于译诗而言，不仅要传达原作字面意义，还必须激发目的语读者的情感，反映原作的形式结构，传达原作的意蕴，也就是说在保留原作形式结构和传达思想意蕴之间寻求平衡是译者的终身追求，[34]华兹生的翻译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一翻译难题。[35] 在《译者说明》和《序言》中，华兹生表明了翻译宗旨、目的、方法及选篇缘由，还说明了译本较少注释的原因是面向普通大众翻译，过多的注解反而会降低读者的兴趣，增加读者的阅读难度。同时，华兹生还为读者提供了苏轼诗歌创作的背景、中国古诗特点、宋代社会状况、苏轼生平经历、苏轼诗歌风格等内容。选篇涵盖了苏轼从进京至被赦乞常州居住途中病逝的整个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当然选篇也是基于华兹生个人品位及易于翻译之作，尽量体现苏轼诗歌形式和主题的多样，还能体现苏轼的鲜明个性。John Knoblock认为，华兹生的译著成功地完成了以上目的。[36] 译者在现存2400多首苏诗中精心挑选了80多首，通过将第27首译诗《春夜》（Spring Night）与王红公（Kenneth Rexroth）的译诗相比较，可以看出华兹生的翻译特点。译文每行对应原作诗行，且每行长度与原作相应，标明每行字数。虽然没有与原作诗歌节奏和句子结构完全相应，但相对而言，华兹生的译作更为贴近原作的形式结构、意蕴与韵律，当然并非所有的译作都成功做到了这一点。[37] John Knoblock认为，华兹生译诗《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就因为过分追求与原作结构相似而有损诗意畅达。John Knoblock将其与林语堂的同首译诗相比，认为虽然华兹生译诗在结构形式上紧贴原作，但过分拘执于原作结构却损害了诗意的流畅与韵律的和谐。在译诗韵律方面，阿瑟·韦利“弹跳格”韵（Waley’s sprung rhythm）值得探究。

此外，John Knoblock认为，华兹生译诗较少有注释与他认为苏轼诗歌的创作是一气呵成、行云流水、较少改动有关，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过多注释反而无益于阅读。[38] 最后John Knoblock指出，华兹生相信普通大众在较少注解的情形下也能读懂他的译作是一厢情愿，因为苏轼诗歌具有集大成特征，其间有许多的用典和化用，若缺乏中国传统诗歌常识，很难完全读懂苏轼诗歌。因此，应该考虑多引入一些与苏轼诗歌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知识。[39] 但无论如何，华兹生在面向普通大众翻译苏轼诗歌方面做出的贡献无人可与之比肩。[40]

John Knoblock高度评价了华兹生的《宋代诗人苏东坡选集》“在保留原作形式结构和传达思想意蕴之间保持平衡”的特点，也肯定了华兹生选篇对苏轼个性的凸显，这是非常贴切的，尤其是其称华兹生所选80 多篇作品呈现出了苏轼鲜明个性这一点，得到学界认可。另一位具有丰富翻译实践经验的批评家刘若愚（James J.Y.Liu）也对华兹生的选篇表达了相同意见，且将这一点看作是译本最为成功之处。刘若愚在同年发表于《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的书评中提出的其他看法绝大多数都是对华兹生的批评。首先，刘若愚认为华兹生的译著没有突破他以前所翻译的中国古诗水平，甚至退步了，译作的成功似乎在于凸显了苏轼个性，如豁达、幽默、同情百姓等，而不在于再现苏轼诗歌风格，比如飞动流走的韵律、清新脱俗的语言、真挚的情感。[41] 刘若愚认为，尽管我们都知道译诗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失去原作的一些质素，但在将中国古诗英译时，还是必须得尽量传达原诗的风格，是庄重还是戏谑、是典雅还是通俗、是涩奥还是简明、是含蓄还是直白，都得清晰地展示出来。华兹生大量使用英语中的通俗语言来翻译苏轼诗歌，大大损伤了苏轼原作的“文学性”，比如频繁使用“想知道”“是不是”“不是吗”等通俗口语。[42] 事实上，刘若愚认为，苏轼诗歌虽然具有自发、自然的特点，非常流畅，气韵生动，如同莎士比亚的无韵体诗歌，且词汇极其丰富，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用明白如话的现代英语中的日常口语来翻译。[43]

此外，刘若愚认为华兹生的翻译使得苏轼诗歌中的韵律、节奏、语调都丧失了，由此，他建议应该用更为典雅、优美、具有文学性的语言来翻译，或许会更受欢迎。[44] 此外，刘若愚还认为华兹生的翻译存在许多值得商榷、不准确、漏译甚至是误译之处，他列举了不少例子进行论述。刘若愚对华兹生译本的批评主要在于译本未能传达原诗的风格，其次是译本以英语中的通俗语言来翻译苏轼诗歌，大大损伤了苏轼原作的“文学性”，这两点均是从文学翻译应力求保留作品的“文学性”立场提出的，与刘若愚所受新批评思想有内在联系。但不能否认的是，刘若愚在重视文学翻译对“文学性”的传递时，似乎忽视了华兹生译介策略的历史背景，华兹生之所以择取“大众化”译介策略，与当时中美对峙背景中美国急于增进民众对中国的认识紧密相关，译语的通俗化是为了满足大众需求。正是由于华兹生译本迎合了时代与大众的需求，才获得了较多的受众，成为最受欢迎的译本，也是使用最为频繁的译本。当然，从纯粹文学翻译的角度进行审视，华兹生译本无疑是丧失了较多“文学性”，尤其是将苏诗多样化的艺术风格抹杀，均以通俗浅显的面目显示出来，是苏诗跨文化旅行中的一大损失。两位批评家的观点差异，源自不同的批评视角，均足资借鉴。

上述是对流传较广、较受英语世界读者欢迎的译作的书评，除此之外，美国汉学界还对一些影响较大的论著进行了介绍与评价。

1991年，唐凯琳发表了对傅君劢（Michael A.Fuller）的《通向东坡之路——苏轼诗歌“诗人之声”的发展》（The Road to East Slope—The Deuelopment of Su Shi’s Poetic Voice）一书的书评，她开篇即指出该著作在国际苏学研究中的特殊地位：“它是继中国、日本近十几年持续高度关注苏轼且出版高水平研究论著之后，在英语世界产生的第一部颇具学术研究性质的专著。”[45] 唐凯琳对该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从全书的结构框架、理论方法到每一章的主要内容，她都比较客观地指出了论著的优长与不足。唐凯琳指出，该书的突出优点在于“对苏轼青年时期至贬谪黄州期间的100 多首代表性诗歌进行了译介和阐释，其间包含大量诗歌创作的历史文化语境与作者生平背景介绍，还对诗歌的措辞、结构、风格、修辞等予以了细致的解析，试图还原诗歌文本所蕴藏的‘诗人之声’”；[46] 另外一个突出优点是“对苏轼创作于1059年至1085年之间的二十首诗歌的翻译极为审慎、细致，除了详细的注解，还对原诗的修辞特征作了精细的说明。虽然是出于学术研究目的而译，追求精准，有时也难免散文化，但同时也具有高度的可读性。”[47] 不足在于傅君劢对“诗人之声”这个术语的运用未加充分说明。他认为：“苏轼诗歌的阶段特征即是苏轼每一创作阶段的‘声音’，比如诗歌结构、语调、措辞、修辞、主题等等，它们就是每个阶段的‘声音’，他将一个关于作者的现代术语实用化为该作者所具有的独特、显著的人格与风格，近似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对该词的理解，宇文所安曾称读者和批评家的领悟力有助于重建诗人的原初声音。在具体比较苏轼的公共声音和私人声音的过程中，傅氏还特别关注了苏轼诗歌中的主观性因素。”[48] 唐凯琳提出傅氏有必要对“诗人之声”一词进行界定。其次，唐凯琳提出“理”是傅氏论著中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概念，尽管苏轼本人并未对“理”进行系统且连贯的论述，且我们也很难要求傅氏对此进行系统分析，但仍然希望论著可以对该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剖析，毕竟该问题是傅氏论著中第二、三章最主要的理论探究对象，且多处提及“理”一词，与“理”相关联的几个需要辨识的概念也堆积在注解中未予解说。在第四、五章对诗歌的分析中也未能紧密结合“理”展开探讨。[49] 因此，尽管傅氏极力强调他试图阐明苏轼所理解的“理”是什么以及如何影响他的文学创作和其他文学活动，但却显得力不从心。他对苏轼之“理”与朱熹等新儒家之“理”的区分不够透彻，对苏轼每个创作阶段诗歌中的“理”交代不清，再加之在分析诗歌时掺杂了大量时代、社会、政治、生平等信息，因此使得傅氏对“理”的分析缺乏清晰的脉络，加之他只研究诗歌，不涉及词、文、赋，而后者对理解苏轼之“理”的内在流变非常重要，所以影响了他对苏轼诗歌之“理”的阐述。唐凯琳的批评比较中肯、切要。

1992年，何瞻（James M.Hargett）也发表了对傅君劢的《通向东坡之路——苏轼诗歌“诗人之声”的发展》一书的书评，该文刊登于《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何瞻认为，该书是英语世界第一部专门研究苏轼诗歌的专著。该书以对苏轼诗歌的深刻剖析并翻译了苏轼的100多首诗而值得注意。傅君劢所选诗作是苏轼年轻时至贬谪黄州期间的，该书以大量的诗例分析试图揭示出苏轼诗歌的意蕴、风格以及内在发展规律。同时，傅君劢还力图证明苏轼是如何受到前人的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中国诗歌传统的。另外，傅君劢想告诉读者苏轼的人生经历与诗歌创作之关系，以及苏轼诗歌创作与北宋哲学思想（后来发展为新儒学的思想）的内在关联。尽管傅君劢试图揭示“理”在苏诗中的具体体现，但显得力不从心，由此何瞻提出自己的疑虑，在运用西方批评理论如“诗人之声”来分析中国古诗时是否应该更加慎重，但尽管如此，傅君劢通过诗例充分证明了苏轼作为伟大诗人毫无疑问是成功的。[50]

同年，波特兰州立大学（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Jonathan Pease 在《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发表了《躬耕东坡：重读苏轼》（Contour Plowing on East Slope：A New Reading of Su Shi）一文。Jonathan Pease首先指出，研究傅君劢的论著尤其是细致分析论著中涉及文学理论的内容，有助于提升西方的苏轼研究水准。书中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是傅君劢有意为之，比如将研究对象限定在诗歌范围，并且是贬谪黄州之前的诗歌（包括黄州时期的诗歌），但有些不足体现了西方研究中国文学的共同问题，比如对诗歌的翻译虽然追求精准但却深奥难懂；对诗歌过度理论化阐释影响了对诗歌意境的整体感悟和领会；对“诗人之声”的阐释也难以令人信服。[51]

此外，艾朗诺也对傅君劢的苏轼研究予以了中肯评价。艾朗诺首先肯定了论著对苏轼的100多首诗歌的细致解析，认为傅君劢借助中国学者王文诰的苏轼诗歌编年资料进行研究，有利于增进英语世界读者对苏轼及其诗歌的了解与认识。艾朗诺言：“该著按照年代顺序对苏轼诗歌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解析，当为英语世界第一部全面探讨苏轼诗歌的论著，具有开创性意义。傅氏在王文诰及其他中国学者辑注的苏诗编年资料的基础上，着力于阐释苏轼诗歌创作的发展变化历程，对于主修宋诗的学生以及想要了解天才诗人苏轼的发展历程的人来说都极有价值。”[52]

但同时艾朗诺也提出了论著的疏漏之处：其一，傅君劢对研究方法缺乏清楚的交代，对他使用编年史的方法来研究苏轼诗歌的原因未加说明，而这对于理解苏轼诗歌流变是非常重要的；其二，对“理”这一术语缺乏清晰的界定，对苏轼之“理”也未予解释，从而未能有力论证苏轼诗歌之“理”的流变，而且，傅君劢在阐释“理”在诗歌中的显现时似乎暗示读者苏轼之“理”是自成体系的思想，艾朗诺则认为“理”是苏轼画论、书论中的术语，且在不同语境中意义不尽相同，若用其解读诗歌，清楚的界定是有必要的；其三，艾朗诺指出傅君劢运用编年史的方法论述苏轼诗歌风格嬗变，既没有对诗风进行历史分期，也没有阐述苏轼诗风发生变化的深层原因。此外，艾朗诺还指出，傅君劢对《东坡组诗》与“和陶诗”的理解存在不当之处，同时也认为其对“东坡”一词的解释因没有辅以苏轼的词、文、赋进行说明，所以不够深入。

1994年，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萨进德教授（Stuart H.Sargent）在《通报》（T′oung Pao）上发表了关于艾朗诺《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的书评。作者开篇即提出，任何一个对中国感兴趣的读者都应该阅读此书。凡是从事人文学科的读者都将从阅读此书中获益匪浅，因为此书具有敏锐的思想与明晰的表达，这是任何一个时代尤其是目前的文化和文学研究领域都极为稀缺的。[53] 接着萨进德作了一个假设，即这篇书评所刊发的《通报》杂志拥有了一群了解中国和苏轼的西方读者，他们已经对苏轼的重要性有所了解。在他们看来，苏轼是精通文学的人，是文化圣人，是反对王安石新法的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人物，恰如他们所了解的鲁迅、曾国藩、韩愈、曹操之类的人物一样。那么，《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对于这些读者而言，是否值得一读？且对于那些非文学专业的研究者或者对宋代不甚感兴趣的读者来说，又是否值得一读呢？萨进德认为，毫无疑问，苏轼是绝对伟大的人物。但如果总是重复说“苏轼是个多面的天才”，那无疑是令人厌烦的，当然这对于中国的苏轼研究者来说是必须强调的，因为他们必须强调苏轼作为民族文化英雄的这一点。然而西方读者不同，他们并不期待了解苏轼是民族文化英雄，并因此而崇仰他。艾朗诺也并没有单调地重复“苏轼是伟大的”，但他通过具体阐述苏轼所处的学术环境和政治环境以及如何应对这些环境的挑战间接地阐明了苏轼的伟大。不仅表现在苏轼为应对处境而逐渐获得的价值理念，还表现在他艺术地将其体现在创作中的手段、方法上，艾朗诺均更新与加深了我们对“苏轼是伟大的”论断。[54]

萨进德提出，在艾朗诺的著述中，苏轼被表现为一个积极与周围世界接触、交融的典范，如第五章“地方性事务中的行动主义者”，[55] 艾朗诺通过具体事例论证得出，苏轼在具体行政管理上具有充沛的精力与创造力，且拥有心系天下苍生、仁爱自然万物的情怀，苏轼的创造力不只体现于学术上，也展示在改造世界的具体事务中，即使是在被贬谪困境中，也依然为民造福，如在黄州赈灾、构筑防御工事、修筑堤坝治水、改善医疗设施等方面，而且他还不遗余力地说服一些官员加入，这是历史上少见的发生在贬官身上的事，且在儒家或道家传统中都没有相应思想支撑，艾朗诺认为这是苏轼对世界所创造的另一种文本。本章中，艾朗诺详细讨论了苏轼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哲学根据，即《苏氏易传》与《东坡书传》，深入地揭示了苏轼政治行为与文化行为的思想根源，并提出苏轼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努力探究人与世界的关系，亦可称作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这种重视外在世界与人之关系的思想理路与二程理学转向内心世界截然异趣。在论述苏轼反对王安石新法时，艾朗诺非常有力地揭示出苏轼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与其反对新法之间的紧密关联。艾朗诺提出，苏轼强烈反对新法的理由之一是新法完全忽视了政策制定者与施行后承担后果的劳动者之间的分离，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不为任何新法后果承担责任，他们可以置身事外，整个新法的一切后果与他们毫无关联，而苏轼一直极力主张自我必须积极投入到改造世界的事务中，并为之承担责任，即便是圣人也不能逃避责任。艾朗诺提出，苏轼这种思想深受佛家“慈”观念的影响。他极其谨慎地论证了佛家“同情”（compassion）、“无私”（selflessness）、“无所住心”（non-attachment）等是如何影响苏轼的，由此，艾朗诺认为苏轼对佛家思想的接受是有选择的，佛家思想并没有将苏轼引向脱离世俗事务的消极方向。

继而萨进德指出，艾朗诺在论述苏轼诗歌成就时，敏锐地观察到苏轼诗歌具有显著的艺术特征，即善用戏谑（jocularity），醉心于从独特视角看事物，善于反映瞬间感悟，比喻新奇等，这是非常准确的。[56] 在探讨苏轼文学艺术成就时，艾朗诺还特设专章论述了苏轼贬谪时期的创作。艾朗诺指出，苏轼虽模仿陶渊明诗歌，但比陶诗更宁静，境界更高，他把自己完全融入当地群众生活中，在这个意义上，苏诗超越了陶诗。而且苏轼的诗歌创作不仅是一种精神慰藉和自我满足的需要，更是他保持对政敌进行不屈抗争精神的手段，他以此回击政敌对他的迫害和不公，追求公正。艾朗诺还特意分析了前后《赤壁赋》的思想特点，即既向往永生又怀疑永生的复杂矛盾心理。

接着，萨进德还论及艾朗诺关于苏轼书论的评述，他认为艾朗诺的评述是非常中肯的。艾朗诺的观点是，苏轼在欧阳修提出书法与人品之间存在内在关联的基础上有所推进，认为艺术家的个人气质、精神风貌等较之道德品格更能影响书法创作，这体现出苏轼独特的思维方式，即善于透过表象直抵深层根源。艾朗诺尤其赞同苏轼提出的“神意”论（new artistic intent/aesthetic mood）。[57] 艾朗诺论述问题的特异之处还体现在他对苏轼书法创作动机的分析上，他认为苏轼进行书法创作的动机是表达“自我”，表达其对“理”（pattern）的理解，这较之于文学创作显然更为安全。[58]艾朗诺还特别阐述了苏轼在黄州时期转向词创作的原因，与评论界其他学者侧重揭示此转向的政治与心理原因不同，艾朗诺着重探讨苏词的形式、风格与创作意图。

萨进德也指出了艾朗诺研究的不足：其一，艾朗诺仓促地以苏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结，而没有对论证作全面总结；其二，艾朗诺怀疑来自苏轼朋友（如黄庭坚）对苏轼情况的陈述是准确客观的，他认为在具体问题中即使是朋友的陈述也带有个人主观的倾向。[59] 但总的来说，艾朗诺的这本书论证严谨、措辞典雅并且极富个人风格，是一本集前人之大成的研究著述，恰如杜诗之于中国诗歌史。

由上可知，美国汉学界已经展开对自身研究的批评与反思，他们的批评深中肯綮，准确把捉了研究者的特色，无论是对研究者学术观点的总结，还是对他们研究方法运用得失的评价，以及对研究者理论话语表述的论断都非常精当，这源于批评者本身就是苏学研究专家的学术身份，深厚的理论修养与扎实的文学功底使得他们的学术批评相当深刻透辟。此外，这些批评者大多具有在中国讲学、访学的学术经历，学贯中西，对中西文学、文化均有较高造诣，这使得他们能站在国际学术的高度来审视本国研究成果，通过积极地介入影响苏学发展，给我们颇多启发。

总之，国内外既有成果对20世纪初期至20世纪90年代美国汉学界的苏轼研究作了比较清晰的梳理，并对研究特点进行了整体归纳，对极少数重要成果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学理探研，对本课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也存在明显不足，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现有研究仅对20世纪的成果予以了简单梳理，尚未涉及21世纪的研究，这部分成果还有待进一步搜集整理；且大多止于简略引介，往往是对研究内容作简单概括，浮光掠影。然而对于几乎均为二三十万字的论著与博士论文，这样的概括远不能让我们全面了解美国汉学界苏轼研究的学术见解、研究理路、方法话语等，也无法把握重要学者的研究特色，更遑论从他们的研究中汲取学术养分，将其内化到自身的研究中去，从而促进自身的学术发展。因此，需要我们对这些成果（尤其是代表性著述）进行准确译介与归纳。

其二，现有研究虽对美国苏学进行了分类介绍，但尚未从整体上对研究历史进行分期梳理，也没有归纳每个历史时期的研究特征，更没有对研究现象背后的时代、社会、政治等文化语境进行分析，而这对于透彻理解美国苏轼研究极为重要。

其三，现有研究尽管引介了美国的苏轼研究中颇具代表性的著述，但没有引入中国学界成果这一重要参照系，未与中国苏学进行横向对比、鉴别，更没有上升到中西诗学对话层面作深入探讨，也未曾关注中美学界的互动，而这些都应当是研究跨文化批评必须关注的问题。

其四，前人虽意识到美国学者具有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学术背景，但并未揭示隐藏于苏轼研究背后的理论立场、思想来源、话语权力与意识形态因素。由于美国汉学界的苏轼研究在理论来源、学术背景、方法手段等方面都颇具特色，且国外汉学研究通常与中西方话语权力之争交织在一起，部分著作还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因此都应予以揭示。

同时，除了美国汉学界艾朗诺、唐凯琳、萨进德等极少数学者对美国的苏轼研究有专门深入的涉猎外，大多数出版物依然是零星涉及，且主要关注流传情况，系统的专门研究仍然相对缺乏。“这种局面的形成，除了语言、资料以及海外中国古典文学、文论专业研究的兴起较晚等客观因素，恐怕也与中西方文论间的巨大差异以及跨文化、跨语言研究所要面对的复杂情状直接相关。”[60] 另外，学界虽已开始对部分成果进行深入探讨，如《弥纶群言，而言精一理：论艾朗诺的苏轼研究》（载《中外文化与文论》第24辑，2013年），开始由整体概观转入个案分析，论述其学术见解、研究方法、特点、话语、问题等，且在深度上有所推进，但仍不能作系统、全面的论析，更为立体、全面、系统的研究亟待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