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意义和研究内容

当代社会的阶层结构在发生变化。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中产阶层的主力，2015年占我国全部从业人员的12.5%；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群体不断产生，2016年达到5000多万人，在社会上影响不断增强（李培林，2017a）。随着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主体和解决就业的主要产业，我国劳动力呈现“白领化”趋势，这也意味着中产阶层的崛起和中产化社会的来临（张翼，2016a）。在这个以“中产化社会”、技术革命为特征的新阶段，中产阶层及其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尤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技术创新增加白领职业机会，有利于中产阶层的扩大和社会结构的均衡。从全球视野来看，中产阶层的构成正在发生变化。英国“大英阶级调查”显示，传统的中产阶层和工人阶级的结构只能够解释39%的被调查者，新出现的阶层包括技术中产阶层、新富裕工人和新兴服务工人，占到40%的人口比例（Savage et al.，2013）。21世纪初“创意阶层”在美国兴起，主要指产生新观念、新技术、新艺术的人群以及部分专业技术人员（Florida，2003）。互联网时代，创意阶层的构成更加丰富，包括网络主播、职业电竞玩家等，创意行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界线逐渐融合（黄斌、向勇，2017）。技术进步、知识创新以及产业升级增加了白领职业的选择，有利于中产阶层规模扩大，从而增强社会流动的机会和社会结构的均衡。

其次，中产阶层是推动互联网消费和消费升级的重要力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在中高端消费、共享经济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中产阶层规模不断扩大、经济社会地位上升，将带动整个社会不再满足于廉价、大众化的消费品，而开始追求质量可靠、设计新颖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从而形成“消费升级”的趋势（张翼，2016a；张林江、赵卫华，2016）。技术与信息要素成为刺激消费升级的强劲动力，技术创新引致供应侧产品创新与需求侧消费内容和方式的变革，生活性服务业尤其成为互联网时代消费升级的重要领域（杜丹清，2017）。社会中间层，尤其年轻一代，关注新生事物，热衷网络消费；中间阶层的壮大对于推动互联网消费有重要意义（杨继瑞等，2015）。

最后，中产阶层借助互联网优势引领文化消费和信息消费，有利于提升全民文化素养。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键在于人民的精神文化状态和高度的文化自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越来越突出，应当创造条件提升全民文化素养。实证研究显示，文化消费有利于提高居民的主观福利和生活质量（李小文、陈冬雪，2016b）；文化消费显著改善了居民消费的内部结构，通过关联作用形成的“挤入效应”将继续带动相关非耐用品和服务消费的增长（赵迪、张宗庆，2016）。李培林、朱迪（2016）分析表明，中产阶层拥有丰富多元的生活方式，频繁地参与文化、娱乐和休闲消费，更愿意在子女教育、文化品味、休闲旅游等方面消费。因此，中产阶层的消费并不是简单的经济行为，在文化和品味上表现出的特征，使之具有引领文化的社会功能；在互联网社会的大背景下，中产阶层借助互联网优势引领文化消费和信息消费，从而提升全民的文化素养。

因此，一方面，理解中产阶层的发展及其消费模式和生活福利，对于考察经济社会发展趋势非常重要；另一方面，要想理解中产阶层的消费模式和生活福利，也必须考察技术和互联网的因素。作为中产阶层中的新兴群体，新中产阶层的形成和消费模式离不开技术和互联网机制，也离不开“中产化社会”或者说“白领社会”的社会背景，并且对于新中产阶层的构成、社会参与和消费模式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当代社会及其发展趋势。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中产阶层，特别是新中产阶层，研究选择了中产生活方式中典型的和新兴的消费领域，包括饮食消费、文化消费、子女养育消费、可持续消费以及互联网背景下的消费，其中互联网不仅催生了新兴的消费方式，而且通过组织日常生活也构建了一种“社会规范”。本书的研究内容主要是：在社会转型和技术革命的背景下，中产阶层和新中产阶层如何兴起及其有着怎样的经济和职业特征，他们如何参与消费文化，以何种角色参与新兴消费，如何通过消费增强主客观福利、塑造文化品味、获得阶层认同以及实现阶级区隔和社会再生产；在此过程中，制度、结构和技术（包括互联网技术、新科技等）分别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除了个体生活，本书也特别关注中产阶层的公共性，中产阶层和新中产阶层的规模和话语权不断壮大，离不开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和社会态度的表达，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公共参与更加日常化，公共参与和社会态度也有助于理解中产阶层的消费偏好、消费动机和消费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