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丹阳”地望的分歧

据《史记·楚世家》记载，熊绎受封，居于丹阳。然丹阳地望何在？学术界却是众说纷纭。在早期文献中，先后有当涂、秭归、枝江、丹淅四说，其后又派生出先秭归后枝江、先丹淅后荆山（南漳）、先丹淅后秭归再枝江、先商县后丹淅四种说法，徐少华称之为“四系八说”。[1]

当涂说，来自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其于丹扬郡“丹阳县”下注云：“楚之先熊绎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2]汉丹阳县为今之安徽当涂。然此说遭到后世学者责难。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云：“论者云：寻吴楚悠隔，蓝缕荆山，无容远在吴境，是为非也。”[3]从楚人的形成历程及楚人受封来看，此说当不可取信，目前，学术界已无人再坚持此说，可存而不论。

秭归说，最早当来源于郦道元的《水经注·江水》。郦氏在江水“又东过秭归县之南”注云：“江水又东径一城北，其城凭岭作固，二百一十步，夹溪临谷，据山枕江，北对丹阳城，城据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东北两面，悉临绝涧，西带亭下溪，南枕大江，险峭壁立，信天固也。楚子熊绎始封丹阳之所都也。”在批驳了“当涂说”之后，又云“又楚之先王陵墓在其间，盖为征矣”。[4]郦氏之说，在后世影响甚大，并多为历代地理总志所采信，如唐代的《括地志》《元和郡县志》，宋代的《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以及清代的《读史方舆纪要》。考郦氏之说，当来自郭璞对《山海经·海内南经》中“巴人讼于孟涂”的“丹阳”注释，其文云：“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即孟涂所居也”，[5]确定秭归有丹阳。其后袁崧《宜都山川记》云：“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6]从而将秭归丹阳与熊绎受封联系起来。在三峡考古之前，郦氏之说由于有大量的文献支持，得到了学术界的响应，如杨宽的《西周时代的楚国》，[7]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等，[8]甚至还有学者认定鲢鱼山遗址就是丹阳所在。[9]随着三峡考古的开展，对于峡江地区的各时期文化面貌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郦说逐渐遭到了学术界的否定，[10]如今亦不再坚持。

枝江说，最早来自东汉颍容《春秋三传例》，其文云：“楚居丹阳，今枝江县故城是也。”[11]三国宋忠注《世本·居篇》“丹阳”云：“丹阳在南郡枝江县。”[12]显然是认为鬻熊所居丹阳与熊绎所居丹阳为一地。杜预《春秋释例·世族谱》亦云：“成王封其曾孙熊绎于楚，以子男之田居丹阳，今南郡枝江是也。”[13]随着学术界对丹阳地望的探索，枝江说成为目前的主流说法之一。[14]

丹淅说，最早来自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其注“丹阳”曰：“故楚都，在今均州。”[15]但此说并没有引起重视，直到清宋翔凤主张鬻熊居丹淅，[16]才引起学术界关注。目前，丹淅说也成为丹阳地望的主流说法之一。[17]在丹淅说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先商县后丹淅、先丹淅后荆山（南漳）两种新说。石泉认为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的丹阳在丹淅，而商周之际至西周中期的丹阳则在商县。[18]张正明则认为鬻熊所居的丹阳为丹淅，熊绎所居的丹阳为南漳。[19]

对于目前丹阳地望的两种主流说法，尹弘兵从文献、族源、考古以及楚都的地理空间体系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考察，认为丹淅说与枝江说相比，丹淅说虽有一定的疑难存在，但符合楚国早期的形势，因此，丹淅说成立，枝江说不能成立；并且还认为丹淅说存在的疑难，主要还是解释体系上的问题，而不是论据本身的问题。至于先丹淅后荆山（南漳）说，尹氏认为以考古资料来验证，南漳一带未见西周时期的遗存，并且文献证据也很薄弱。于是，尹氏发展了石泉的观点，认为鬻熊之时，楚国在丹江上游商县一带；熊绎受封，楚国可能在丹淅之会附近；熊渠以后，楚国开始涉足江汉或江上。[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