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6年，在和巴黎高师文化迁变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著名历史学家埃斯巴涅教授主持一项合作项目时，我就曾经提出以“概念的流动”为主题展开合作，自此之后，概念的全球性流动、概念在不同文化空间里展现的内涵变化，以及不同文化区域的人们如何思考和界定这些概念等内容一直成为我个人及一批学界同人的研究兴趣，希望由此来探讨人们，特别是不同空间的人们对世界的不同认知，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思考方式。2019年6月，华东师范大学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成立。我和中心主任孟钟捷教授、世界历史研究院执行院长沐涛教授，以及同人周保巍副教授等商议后，一致同意以此为主题编选一本论文集，借以体现中心的研究宗旨，同时把很多同人对此的研究成果集中展示。正是由于诸位同人的共同努力，本论文集现在终于面世。

本书主要围绕全球思想史，特别是“概念的流动”这一主题展开，具体而言，我们选择了帝国、财产权和体育等概念，以及关于思想史与概念史理论和方法论等问题。在此，我想在本书出版之际，对本书所关涉的理论和方法论做一说明。由此既可以理解本书的价值与意义，也便于更好地理解本书所涉及的内容。

近十年来，全球史在历史研究领域异军突起，成为异常醒目的研究潮流。在思想史研究领域，为呼应全球史研究的取向，一些学者也响亮地提出思想史的国际转向，甚至直接使用全球思想史这一概念。对全球思想史，目前还没有公认的统一的定义：是国际转向，还是思想观念、文本和概念的空间扩展？但毫无疑问，有一点被大家广泛接受，就是需要对概念以及文本的全球性流通和接受进行研究，从而考察辨析人们是如何认知世界或者说如何展开对世界的思考的。因此，全球思想史并非仅仅考察某一概念或文本等具体内容的全球性流动，更为重要的是要解释与揭示这一流动背后的机制和动力，以及这一流动与移位对人们的影响，进而塑造和建构他们的价值观，以及在社会实践中如何按照自身方式注入其意义。

以本书所选取的“帝国”概念为例，尽管帝国的观念和概念古已有之，但到19世纪，随着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成为“日不落”的世界性帝国，帝国这一概念才被赋予新的内涵，同时在全球性流动与移位中被其他区域的人们所接受。因此，对这一概念的考察，就需要在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历史性的维度，探讨帝国概念的历史演变，例如，在欧洲，帝国的概念以及内涵是什么，在中国又是如何理解帝国的；二是在全球空间的维度下探讨另外一个文化区域的人，例如中国如何对此做出理解。这样，在历史性和空间性中思考概念的内涵变化，以及人们如何通过对概念的理解与界定形成认知世界的方式。

同样，这一双重维度的研究也推动了概念史的前行。以往的概念史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流派，形成了两种理论和方法论的范式，一是以剑桥学派的昆廷·斯金纳为代表，二是以德国的考斯莱克为代表。对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英国思想史研究者蒙克教授指出，昆廷·斯金纳所追求的是聚焦于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动”分析的模式，以及概念史模式。他还认为，英语世界的概念史模式与德语世界的概念史模式之间显而易见地水火不容——在英语世界里，人们强调需要有一种广阔的共时性语境，以便能辨明特定的概念；而在德语世界里，为了历时性分析的需要，人们则试图把个体概念从其共时性语境中剥离出来。在英语世界的概念史中，人们强调人的能动性；相反，在德语世界的概念史中，人们则更强调历史过程。实际上，两种不同的概念史范式可以归纳为，斯金纳借助于奥斯汀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从修辞和言语行为方面进行概念史研究；而考斯莱克则借助于阐释学理论，从社会史的维度来进行概念史研究，从而将概念作为社会的显示器和推进器。如果从大的学科范围来说，斯金纳是在思想史的范畴中进行概念史研究，而考斯莱克则是在社会史的范畴内展开概念史研究。但无论哪一种研究范式，它们都是仅仅聚焦英语世界或者德语世界展开的，就连斯金纳自己也坦陈，他对概念如“自由”和“国家”等的考察都局限在英语世界，这难免偏狭。的确，如果引入空间的维度，即可突破仅仅固定与局限在某一文化区域来考察概念的历史演变，可以在更为宽广的空间里看到概念在流动中所形成的种种新的历史情形，从而丰富我们对概念的理解，以及深化对历史的理解。

辨析这些话语表达以及被这些话语所界定的帝国概念的内涵，从而理解其思想世界和价值取向就非常重要，也自然是学术研究应当要做的一项工作。本书对帝国概念的历史性考察即体现了这一研究旨趣，并期冀实现这一学术目标。同样，进入19世纪后，财产权这一现代社会的基础性核心概念也发生了变化，是依然如18世纪法国《人权宣言》所宣称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还是财产可以为了社会的“共同善”而被再分配？新的社会现实要求有新的话语表达，以及对“财产权”这一概念做出新的界定。因此，概念有自己的历史，概念也总是在流动，并被不断再定义以及再概念化。

应该看到，此书的出版并非对这一主题研究的终结，实际上它意味着我们的研究刚刚开始，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课题。随着全球化的行进，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力量也日益活跃，概念在全球性的流动中会引发什么样的回响与激荡？未来是走向“文明的冲突”还是“文明的融合”？历史学特别是思想史研究应如何回应和解释这些现象？找寻未来“文明”发展的新范式，我想这是思想史研究者理应承担的历史性重任。

李宏图

2019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