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名好教师

课改：在研究状态下工作的新推手

1989年从华东师大历史系毕业至今，我在九江一中从事历史教学已经20多年了。如果问我工作上有什么成就感的话，我想主要有两点：一是学生对我做人、做事、做学问的认可。竟然有不少学生受到我的影响而选择了历史专业，像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厦门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大学、巴黎第四大学等大学的历史专业，都有我的学生在学习，他们或者读本科，或者读硕士，或者读博士。二是2005年，我不到40岁，就被评上了江西省特级教师，据说是当年江西省最年轻的特级教师，我的事迹也收入了2009年出版的《丽娃河畔逸事：华东师范大学校友风采（基础教育篇）》（俞立中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一书，书中收录了全国80名在基础教育领域做出优异成绩的华东师大校友。

我教书更多的是出于兴趣，“在研究状态下工作”是我的工作信条，这也可能是我能够取得一点点成绩的原因吧。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你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一些研究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我非常认可这一说法。

我发现，当下的很多中学教师，常常有职业的倦怠感，而我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中，还觉得有职业的新鲜感，还能够常教常新，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研究状态下工作”。“在研究状态下工作”，应该成为我们教师一种新的工作方式和职业生活方式。对此，我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提升的过程。课改之前，我也可能是这么做的，但意识还不很强烈。2008年江西课改以后，我比较强烈地感到，经验型的、勤恳苦干型的工作方式和职业生活方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课改形势发展的要求了。

新课改有很多新理念、新概念，但对一般老师的直接“冲击”，则是新教材的巨大变化。如历史教材，更是从通史体例变到专题史体例，同时增加了很多历史新知识、新观点，可以说是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我近20年来的教学经验和教案几乎归零，我的题库基本废掉，我的许多藏书因为教材变化而“无用”（如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方面的专业书），也由于教材变化而“不够用”（如古代希腊、罗马方面的专业书）。如何处理教材？如何把新理念贯穿到课堂教学中？如何从教教材转到用教材教？我很快厘清思路，新课改的理念是提倡教师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教材不是圣经，也不是唯一的课程资源；从教材到教案，从教案到教学，教师完全可以是“课程的开发者和建构者”。可以说，对教材处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教学质量的高低。在影响教学质量的各种因素中，处理教材始终是占第一位的。所以，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花了大量时间从备课环节入手，从研究课程标准入手，从研究教材入手，相信“七分备三分讲”仍然是不变的真理。

所以，我一方面从网上大量购买专业图书，三年来至少买了500本以上专业书籍，我的藏书也突破了5000册。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这次课改。以往，我都是从实体书店买书，都是利用出差机会买书，北京的风入松书店、万圣书园、盛世情书店，南京的先锋书店，上海的鹿鸣书店、季风书园，广州的学而优书店，厦门的晓风书屋，南昌的青苑书店，这些都是我淘书的“精神家园”。但这种买书方式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一是不能常去，二是书的信息不对称。而课改以后，在年轻老师的帮助下，我学会了从网上买书。这种方式不仅书价十分优惠，而且想买的书基本上都能买到，具有快捷、方便、实惠的诸多优点。我唯一感到愧疚的，是对不起原来那些帮助我精神成长的实体书店。另一方面是大量阅读，进行专业“恶补”，弥补专业知识的不足和缺陷。知识水平、认识水平的逐渐提高，使得我对新教材认识的视角也在不断变化：由“仰视”到“平视”，再到“俯视”，对新教材不再畏惧。三年来，我研究课标、研究教材、研究教学，我感觉我的课堂教学更有效了、更富有生命力了，学生也更欢迎了，而且还收获了一批“科研成果”。例如，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历史教学（上半月刊）》上，先后发表了《关于洪秀全的“学历”问题》《历史教学不可运用“人造史料”》《新航路开辟前茶叶输入西欧说献疑》《我们应该进行怎样的爱国主义教育》《2010年高考文综全国卷Ⅰ欧阳修题商补》《参议会非参政会考略及其他》《科学命题应加强材料摘编的严谨性——从一道新课标历史示例题引用不规范谈起》等七篇论文；在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刊物《中学历史教学》上发表了《历史课标及历史教材的“去历史化”问题》《高考历史命题何以与学生为敌？》《新课标人教版历史必修教材若干史实商兑》《隋唐文化中的“南朝化”和“胡化”问题》等四篇论文，其中《新课标人教版历史必修教材若干史实商兑》全文收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学历史、地理教与学》2010年第9期。

“因文相知，以文会友”，我也由此结识了全国中学历史教学界、研究界的一批教改名家、课改名家。例如，2008年9月，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的特级教师李惠军老师赠送给我他的《笃学行思路——一个历史教师团队的教学随笔》一书；2010年3月，《历史教学》主编任世江老师在南昌讲学时对我“高调”表扬；2011年3月初，我收到了长沙一中胡军哲老师惠赠的《杏坛爬梳——来自一线的历史教育思考》一书；2011年4月的一天，我母校的聂幼犁教授给我打电话交流博士生的培养工作；我每发表一篇文章，南京宁海中学的特级教师陈红都会发短信来鼓励。我与李老师、任主编、胡老师、聂教授、陈老师或者素昧平生，或者只有一面之缘，我们完全是“因文相知”，我对他们永远附随“温情与敬意”，他们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江西首轮课改即将“收官”。回首三年来的历程，我没有惊心动魄的课改故事，倒是有如何主动适应课改、对接课改甚至超越课改的心路轨迹。我感觉，课改对中学教师而言，最大的挑战是观念和知识的更新——即教师的专业成长，最大的难点是课堂教学的变化。如何迎接挑战、改变教学方式？我的最大收获是坚定了、明晰了、强化了“在研究状态下工作”的工作方式，而阅读与写作则是“在研究状态下工作”的两大支柱。我想，“在研究状态下工作”，不仅可以让我们的教书生涯变得更加幸福，而且也可以让我们的教师更能够适应任何形势下的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

（原载于《中学历史教学》201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