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名师激励我成长

民进名师多，有吸引力，这是基层学校很多老师对民进组织的印象。我2000年加入民进，就是受到身边民进名师的“感召”。记得那年3月的一天，在九江市教研室审定全市高三“二模”试题，当时来了一些把关的老师，不记得由什么话题说到了学校的党派活动，廖可珍老师的女公子廖莉莉老师乘机动员我加入民进，我问学校哪些老师是民进会员，她说她爸爸和姚剑云老师都是，我当天晚上就写了入会申请书。这些名师本来就是我平时的“偶像”，能够与他们为“伍”，那是求之不得的美事。一转眼，我加入民进15年了。回想起来，如果说，我个人在中学教师岗位上还算做出了一点成绩——如2005年被评为江西省特级教师，那么，我一要感谢母校老师的培养，二要感谢民进名师的引导。在我的教师生涯中，民进有三位名师对我影响较大，他们是我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导师”。

这三位民进名师，都是德高望重、久享盛名的前辈，其中两位是我供职的九江一中的教师——姚剑云老师和廖可珍老师，一位是江西师大附中原校长、民进省委会原主委、省政协原副主席刘运来老师。刘运来老师、姚剑云老师是1979年江西省首批31位特级教师中的两位，廖可珍老师则是“不是特级的特级教师”。

我1989年大学毕业到九江一中工作的时候，就听说一中历史上名师荟萃，九江坊间久有“三蔡两姚”之说，其中毕生工作于九江一中的姚剑云老师是他们中最年轻的一位，直到1986年9月年近古稀才从教学岗位上退下来休息。那时我听到过很多关于姚老师“很厉害”的说法，比如，他可以教授多门课程，哪一门学科缺老师，他都可以顶上，这让师生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教地理，可以不看课本，在黑板上准确地画出任何一个国家的地图；他教英语，那流利的口语和美国人没有两样；他教数学、物理，很快成为毕业班的把关老师。许多人反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艺术享受。一位在国外工作的学生曾经深有感慨地说：“我离开九江一中以后，再也没有遇见过像姚剑云那样学识渊博的老师了！”给我印象深刻的是，那时学校有一栋三层的教学楼，楼的一面侧墙上绘有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往来的师生天天可以看到，估计有“放眼世界”之考虑。有老教师告诉我，那是姚剑云老师手绘的，他一人爬在梯子上慢慢绘就的，爬上爬下，逐日而成。这种精湛的专业技能与精神给了我极大的震撼，20世纪80年代华东师大的毕业生到中学教书的很少，我正心有不甘而彷徨，但一看到九江一中还有这么厉害的老师，作为年轻老师，只有安心工作和加倍努力了。后来我慢慢也知道了姚老师的一些其他情况，他1944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地理系，当时正是全民抗战时期，受政府征召，赴印度中国远征军中担任翻译，1949年2月到九江一中担任教师，直到退休。他是江西省最早的一批特级教师，他是九江市最早的一批民进会员，是江西省劳动模范，先后担任省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市科协副主席。现在回忆起来，有两点遗憾：一是当时没有与姚剑云老师面对面地交流过，即使在校园里偶尔碰到，也只是点头微笑，没有主动停下来打招呼，感受他的博学，永远失去了当面请益的机会；二是那栋绘有巨幅世界地图的教学楼早已拆掉，当时没有留下任何历史照片。尽管有这两点遗憾，但那幅巨大的世界地图，像一座丰碑，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那是我安心工作、努力工作的一个动力，一个标杆。

与廖可珍老师，则相对较熟，他是在我工作的第二年退休的。说是退休，实际上是退而不休，他仍然被学校“返聘”，发挥特长和余热，负责生产学校化学课化学实验需要的试剂和自己研制的洗涤剂，他研制和生产的洗涤剂很长时间是作为一中老师的“福利”发放的。2000年2月学校成立科研处，需要收集包括退休老师在内的所有老师的科研成果，我早听说廖可珍老师是学校科研“大户”，提前打电话联系好后，特意到廖老府上拜访。看到廖老师发表的论文之多、刊物等级之高、教学思想之先进，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化学通报》1956年第8期上，此后一发不可收，在《化学通报》《人民教育》《教育研究》《化学教育》《化学教学》《江西教育科研》《课程·教材·教法》《教学参考》《电化教育》等全国知名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1988年他出版了《中学化学教学艺术》专著，这是他几十年教学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结晶，被《光明日报》推荐为全国首届优秀教育理论著作。1991年廖老师与他人合著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化学教育学专著——《化学教育学》，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看到一大摞刊有廖老师论文的名刊，看到两本厚厚的署有廖可珍名字的专著，你很难把这些成果与中学老师联系起来，这完全是大学教授的“范儿”，给我的震撼力也是可想而知的，原来中学老师也可以做成这样，也可以做出大学问来。我原来以为廖可珍老师也是特级教师，1996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主编的《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丛书，廖老应编委会的约稿以《情感升华 艺术结晶》为题撰文入选该丛书《中学化学卷》，2000年9月新世纪教育文库选编出版了《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又选入了廖老的文章。后来才知道，省里第二批特级教师评选时，他已经退休了。尽管如此，但在大家的心目中，廖可珍老师不仅是特级，而且是著名的特级，他做出的成绩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特级教师。我想，如果他在大学教书，那早应该是教授了。那次拜访之后，我还发现与廖老师是校友（他光华大学肄业，光华大学是华东师大的前身），学习、效仿廖可珍老师的念头越发强烈。以后每有想法，便会敷衍成文，有时会到廖府或打电话向廖老请教改稿和投稿事宜，每次廖老都会细细道来。如今廖可珍老师已去世多年了，但一大摞名刊、两部专著堆放在书桌上的场景和廖老略带九江口音的话语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之中。

第三位对我产生较大影响的民进名师，是刘运来老师。与身边的名师姚、廖二老不同，在加入民进之前，我并不知道刘运来老师的尊名。加入民进以后，对刘运来主委平易近人的风采时有耳闻。刘运来老师对我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则是2007年以后的事了。那年学校举办第二届教育教学开放周活动，第一天（6月10日）邀请了刘运来老师来讲学。当时校长樊仁（现为九江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对我说，你与刘主席是校友，我说刘主席还是我们民进省委会主委呢，所以樊校长委派我负责接送和主持讲座诸事，我得以与刘运来老师“亲密”接触。记得那次讲座的题目是“爱拼才会赢：一位特级教师的人生道路”，刘运来老师以自己人生的经历畅谈了这一主题。他说：“我的人生在充满了坎坷、艰难、失败之后，终于赢得了成功，它正好应了闽南的一首民歌《爱拼才会赢》。……我的人生的三个阶段中最重要的也是决定性的阶段是第一个阶段，即打基础阶段。在这一阶段，我经历了三个转折点：一是确立了终生从教的思想，二是立志并努力成为一名学者型的中学教师，三是不断学习、努力工作。这一阶段是从1958年分配到江西师大附中工作到‘文革’结束。在这一段时期里，我由立志当一名大学教师到最终只当了一名中学教师、由一名刚走上讲台就要担纲附中高三全年级物理教学的教师，由勤奋工作、一心一意钻研教育教学艺术到不让上课只能卖饭菜票的人，遭受到的心灵上的撞击、意志上的锤炼和人格上的磨难，是我终生难忘的。然而，每一次转折，我都把握准了自己前进的方向，即使在‘文革’期间我仍矢志不移，收购了许多教授被迫变卖的书籍，暗地里拼命学习，同时坚持翻译一种外文物理杂志。正是这三次重大的人生转折，使我成熟了、坚强了，从事教育事业的决心更加坚定了。”这场励志式的讲座，由于相同的身份——华东师大校友，由于相同的经历——“立志当一名大学教师到最终只当了一名中学教师”，由于相同的目标——“努力成为一名学者型的中学教师”，由于相同的定位——“首先是个教师，然后才是教育管理者”，像一股股电流直击我的内心深处，让我激动不已，产生强烈共鸣，感到吾道不孤，更加坚定了心中的理想信念——做学者型的中学教师。那次讲座以后，刘运来主委还先后两次（2007年9月13日、2012年10月29日）视察九江一中，我都参与了接待。刘主委每次来，不管多忙，都要求安排与一中支部会员简短座谈和合影留念，这也让基层会员心里暖洋洋的。

从教26年来，三位名师像灯塔，像启明星，一直在为我导航，为我引路，激励着我，伴随着我的成长。没有这些民进名师的浸润，我也不会在不到40岁的时候被评上特级教师；没有这些民进名师的熏陶，我也不会在评上特级教师之后还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4篇。我高兴地看到，民进名师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我们一中支部会员在我之后，又有一位老师被评上特级教师，并荣获“苏步青数学教育奖”。近年来，还有一位老师被评为江西省学科带头人，一位老师被评为九江市优秀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三位老师被评为九江市学科带头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民进名师队伍的成长与壮大，反映了民进优良传统的传承与光大，反映了民进组织的发展与进步。窥一斑而知全豹，民进的伟大事业正越来越辉煌！

（原载于《九江教育》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