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近代中国“科学”概念溯源

现代学者讨论近代“科学”时，常常喜欢引用胡适在1923年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时说的一句话：“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1]以此来证明“科学”在近代中国的重要程度，但很少有人质疑胡适话语的确凿程度。若严格考证胡适所说，从1923年倒推30年，也就是1893年，以现有的材料来看，作为近代学术名词的“科学”尚未在中国出现，胡适的“科学”应该是一个后发的概念。用后出的概念诉说前史，立论的基础已经令人生疑，后学者又多以胡适的话为定论，这难免混淆历史本相。

如果将胡适所说的“科学”理解为以科学知识为主体的西学体系，大致是成立的。宏观而言，近代西学在中国至少有两个面相：一个是来自域外，虽然通过不同渠道，经过不同程度的翻译与筛选，但大体保留了西学的原貌，变化较小的学术种类，主要指自然科学与技术；另一个是中国人选择性吸收的西学，一般遵循有益者采之、无益者置之、择善从之的标准，衡量的尺度亦因时、因地、因人存在差异。曾经滥觞于近代中国的“格致学”“实学”“新学”乃至“科学”等，指称西学的学术名词大多是两种面相共存。近代所谓的“学战”从一开始便不是中西学术的直接对弈，而是希望通过中学的“西化”，以应对来势汹汹的西学大潮。中学“西化”的初衷或许只是郑观应期待的“以西学化为中学”[2]，但从结果看，中国学术走上的是一条“以西学化中学”的不归路。不过，尽管西学所占比例一再增加，但形成的各学终究还是梁启超所说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3]的学术混合体，固有学术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延展性。

问题在于，同为西学，何以诸学之名逐渐褪去，“科学”一词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却“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至今成为治国方略，且越发显得仰之弥高？今日所谓的“科学”或有别于晚清民国时的“科学”含义，但“科学”一词沿用至今，说明它已经扎根现代人的观念，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制度和行为方式上留下深刻印记，且持续地发挥作用。“科学”概念的生成衍化及其一路走来何以得步进步，吸引了不少史学研究者的好奇目光，将“科学”视为整体，探求其输入、传播与运用的全过程日益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从字面上看，“科学”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特指“科举之学”。[4]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二字连用指代科举的用法并不普遍。目前语言学界基本达成共识，认为近代“科学”一词来自日本，为日本的原语汉字借词。[5]严格而论，它与科举之“科学”绝非一事，[6]而是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新概念。

已有研究显示，日本用“科学”译science，是因为“科学”有“分科之学”的意义。[7]“科学”一词最早出现在1832年，著名的兰学医生和翻译家高野长英在其著作《医原枢要内编》中说“解剖学乃医学之一科学”[8]，该词即有专门之学的意思。明治维新后，出现不少在“分科之学”意义上使用“科学”一词的日本学者。1871年，井上毅讨论学校制度时，让学生跟外国教师首先学习作为学问的“语言学”，然后再“科学化”；文章中出现的“农科学”一词，特指学术专业化。1873年，福泽谕吉将“科学”与“文学”一词连用，指称“文学学科”。1874年，西周在《明六杂志》上发表的《知说》一文中出现“科学”字样。[9]但据沈国威的翻译，science仅对应“学”，“学之旨趣唯在于讲求真理，而不可论究其真理于人类有何利害得失”。与“学”相对的为“术”，“据真理为吾人兴利去害、使之被失向得者是也”，“至于所谓科学，有两者相混，不可判然区别者”。[10]日本学者岭木修次认为《明六杂志》的例子根据上下文判断有“学科”之误的可能性，属于孤例、疑例。[11]科学史家吴国盛也认为英文的science并没有分科之义，作为分科之学的英文应是discipline。日本人把science译为“科学”，是针对当时西方科学正处于职业化、专业化、分科化阶段而言的，突出了19世纪中期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科学特征，但遮蔽了它所生长出来的知识论传统。[12]

日本“科学”一词的首见书证一般以《哲学字汇》为确。[13]1881年，井上哲次郎等主编的《哲学字汇》初版，把“科学”一词与日本理学（自然科学）并列，成为science的译词，与“哲学”相对。在以后出版的《附英图解英和字汇》（1886）、《英和双解字典》（1886）、《和译字汇》（1888）等工具用书中，science的译词当中不但出现了“科学”字样，同时存在“学”“艺”“知识”“学问”“智慧”“理学”等诸多译词。[14]随着日本教育近代化的发展，指向近代自然科学的“科学”一词渐渐普及，在大正时代民主主义时期大体上固定。“科学”概念最终形成广狭二义：广义指具有一系列近代科学特性的学术整体，狭义指自然科学与技术。

“科学”一词初入中国，在两个意义上同时得以体现。1899年，《清议报》登载大量日人文章。有文章指出：“凡人种增进，及其争夺之事，关系不小，而将为万国民之大战场，殆不容疑也。及于彼时，则其动机所起，有二个之现象：一曰科学之进步，一曰列强之均势是也。”[15]并举例说明“科学”进步与开苏伊士运河、西比利亚（西伯利亚）的铁道、尼加粒瓦（尼加拉瓜）的运河，以及铺就太平洋海底的电缆和希马拉耶（喜马拉雅）横亘以铁道相关联。此“科学”指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所引发的世界格局的变化。又如，井上哲次郎著《心理新说序》，说“电线、火船与自鸣钟，无一不本于科学。然而科学原出于哲学，而心理学实为哲学之根基矣”[16]。此“科学”就不特指自然科学，而是已论及欧洲学术的发展次第。

多数学者认为，近代中国首次使用“科学”一词的人是康有为，他在《日本书目志》卷二《理学门》中列有普及社译的《科学入门》和木村骏吉著《科学之原理》。[17]这一观点见于20世纪80年代樊洪业的研究。[18]但据朱发建考证，樊文在引证时没有顾及版本问题。在张伯桢《万木草堂丛书目录》中记载，该书最早的版本“《日本书目志》，丁酉印于上海，戊戌八月、庚子正月，两奉伪旨毁版”[19]，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今本《日本书目志》收入姜义华等人所编的《康有为全集》第3集，所据刻本为1912年刻印的万木草堂丛书本，因此这一推测尚且存疑。[20]但是，即便樊文所论确实，据沈国威考证，康有为不懂日文，依靠其女康同薇的翻译对日书略有了解。《日本书目志》中存在的大量日语词语和表现方式，是康有为原封不动地照抄过来的，他本人对于这些新知识的了解非常有限。诸如“科学”“美学”等词只不过是作为书名的一部分加以引用，它们对于康有为来说充其量只是一种符号，而不存在实际意义。[21]至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年，在上清帝的《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首先使用“科学”一说，因该奏稿被证明本有代拟原件，经日后篡改内容大异而无法成立。[22]不过，从康有为将《科学入门》列入《理学门》，可推测“科学”应作自然科学解。他本人对于自然科学的态度十分明确，曾说“尝考欧洲所以强者，为其开智学而穷物理也，穷物理而知化也。夫造化所以为尊者，为其擅造化耳。今穷物理之本，制电、制雨、制冰，制水，制火，皆可以人代天工，是操造化之权也。操造化之权者，宜其无与敌也”[23]。或许康有为并不知道日本“科学”的详情，但至少清楚“科学”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意义与“理学”相当。

汪晖推测中国最先使用“科学”一词的是严复，认为他的《国计学甲部》残稿应作于《天演论》之前。[24]文章中严复说：“群学之有公例，而公例之必信，自我观之，且由心志之自繇。……故即使治此学者，祈向之不灵，前言之不验，亦不过见（此）学之（未）精，原因之未得，不可谓人事为无因果，抑科学之无此门也。”[25]赞同者认为此稿译于1894年或1894年之前；[26]反对者如王天根，他于2004年撰文表示严复此文当作于1909年前后，[27]但后来不再坚持这一观点，将之存疑。[28]因此，判定严复是否最早使用“科学”一词的关键在于确定《国计学甲部》的翻译时间，目前学界对此并无确论。根据严复在文章中将“科学”明确解释为“分科之学”，本书倾向于认为严复使用“科学”一词应当在20世纪初期。

朱发建认为王国维是近代中国明确使用“科学”一词的第一人。[29]1899年，王国维为《东洋史要》作序时写道：“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实，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30]王国维此说与其东文学社老师籘田丰八相同，籘田谓“人类之史迹前因后果，如连珠之不绝，若不明其中之关系，则数千年已往之陈迹，幻梦耳，浮云耳，何意义之足云。盖零碎之智识，不足称为科学故也”[31]。因此，王国维的“科学”认识来自日本确定无疑。

考证何人最早使用“科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该词。在1902年之前使用“科学”一词的中国人并不多见，他们大部分在国内接受教育，并受到日本学术或多或少的影响。1900年，章太炎的《訄书》刊行，该书在《王学第十》与《忧教第五十》两篇中出现“科学”字样。其中《忧教第五十》是1898年初版中的第43篇，原文说“景教者，物理学士之所轻，其政府亦未重也”[32]，文中的“物理学士”后改为“诸科学”。[33]《王学第十》是1900年版本中新增的内容，文中说“是故古之为道术者，‘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二四是也’《庄子·天下篇语》《周官》《周书》既然，管夷吾、韩非犹因其度而章明之。其后废绝，言无分域，则中夏之科学衰”[34]，“科学”表示以古代名学为基础的分类治学的方法。[35]《訄书》中的“科学”一词应该是1899年章太炎东渡日本后受到日本学术的影响而有所增改。

1901年，章太炎著《征信论》，谓史学不能为“科学”。“史本错杂之书，事之因果，亦非尽随定则，纵多施平议，亦乌能合科学耶？”今世平议者，“上者守社会学之说而不能变，下者犹近苏轼《志林》、吕祖谦《博议》之流，但词句有异尔”，他们只是“藉科学之号以自尊，斯所谓大愚不灵者矣！又欲以是施之史官著作，不悟史官著书，师儒口说，本非同剂”[36]。章太炎的这一观点与王国维的“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37]的判断不同，尽管他们对于“科学”的认识没有大异，但他与严复的“历史不自成科”[38]的判断大体相近。但是细究之下，史学不必合“科学”与不能成为“科学”，看似结果相同，性质却有天壤之别。有学者根据版本学的研究，认为章太炎此文始作于1901年，成文不早于1908年，特别是《征信论》下篇应是全新内容。[39]如果结论确凿，至少说明1901年的章太炎仅是初涉“科学”，可以运用，却未必有独立的见解，而他关于历史学的认识究竟成于何时便有了重新探讨的必要。事实上，自“科学”概念进入以后，类似史学是不是“科学”等一系列的学术问题纷至沓来。随着学术标准的转变，固有学术被迫置于更广阔的范围内完成自我身份的再认定。

1900年杜亚泉辑《亚泉杂志》，“揭载格致算化农商工艺诸科学”[40]，其时杜亚泉亦能直译日籍而无阻。[41]文章中，杜亚泉把今天所说的科学技术称为“艺术”，“科学”则为“艺术”根底，因此他的“科学”应理解为纯粹的自然科学学理。与杜亚泉交好的蔡元培在为其《化学定性分析》一书作序时说，“《礼记大学》称：格物致知。学者类以为物理之专名，而不知实科学之大法也。科学大法二：曰归纳法，曰演绎法。归纳者，致曲而会其通，格物是也。演绎者，结一而毕万事，致知是也。二者互相为资，而独辟之智必取径于归纳”[42]。1901年，蔡元培写《学堂教科论》，谓“道家者流，亦近世哲学之类，故名、法诸家，多祖述焉。刘氏谓其出于史官，则如近世进化学家，固取材历史矣。以其与孔氏宗旨不同，故夷之科学，所谓别黑白而定一尊也”，并表示所举学目“皆取易于识别，故或采译语，或用日本人所定”[43]。可见蔡元培的“科学”概念亦源自日本，意为分科之学，而且初具方法论上的认识。

综上所述，1901年前后出现在中国的“科学”概念大多出自日本，且未溢出日文本义。一是指分科的系统之学，以追求因果理法为鹄的的学术均为“科学”，如王国维、蔡元培、章太炎等人所论。二是指对于自然的研究与运用。总体而言，当时的“科学”仅被少数人知晓，基本停留在简单引用的阶段。

但是，严复是众人之外的一个特例。1901年，严复亦言“科学”，《原富》译本中首次出现“科学”一词。经过中英文比照，严复的“科学”意为专科之学，并不完全与science对译，有时也从arts and sciences，[44]或是The parts of education[45]翻译而来。而且学科范围广泛，凡分科者都可以称为“科学”，并没有附加更多意义，如伦理学对应的是The science of general principles of good and bad reasoning。[46]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原文中science并没有明确的界域，严复的译文也只是表达出分科之义。

与译文不同的是，严复在《计学》例言中表达的“科学”意义相当明确。如他所说，“科学”以追求事实公例为鹄的，“科学所明者公例，公例必无时而不诚”。“科学”为客观之学，与主观上的伦理道德无涉，“科学之事，主于所明之诚妄而已。其合于仁义与否，非所容心也”。“计学于科学为内籀之属。内籀者，观化察变，见其会通，立为公例者也。”[47]且与中国之贫富、黄种之盛衰有密切关系，“欲违其灾，舍穷理尽性之学，其道无由；而学矣，非循西人格物科学之律令，亦无益也”。诸如此类的言论显然不是亚当·斯密原著中的本意，也比他人的“科学”表述得更为周详。严复的“科学”意义从何而来？追溯至1897年他在《国闻汇编》上发表的《劝学篇》，可见端倪。

《劝学篇》是《群学肄言》的初译本，严复在《天演论》的译本中称之为《天人会通论》。所说之事为“举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贯之，其说尤为精辟宏富。其第一书开宗明义，集格致之大成，以发明天演之旨。第二书以天演言生学。第三书以天演言性灵。第四书以天演言群理。最后第五书，乃考道德之本源，明政教之条贯，而以保种进化之公例要术终焉”[48]。《劝学篇》只连载了《砭愚》和《倡学》两篇，《倡学》是作者斯宾塞解释何为“科学”最为详细的一篇，但在初译本中严复将其称为“格致”。1902年，《群学肄言》翻译完成，次年由上海文明编译局出版足本，新译本中的“格致”一词全部置换为“科学”。其实，早在1895年发表的《原强》《救亡决论》《论世亟之变》，以及1898年发表的《西学门径功用》等文章中，严复已经陆陆续续把斯宾塞关于“科学”的分类、性质以及“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分别阐发，而且说只有符合“西学格致”之例者，才可谓之为“学”。[49]因此，如果不强以“科”“学”二字并列为标准，而以今天所认知的“科学”意义来衡量，严复应该是中国最早完整表述近代科学体系的第一人，但严复将“科”“学”二字连用应该不早于日本“科学”的出现。

遗憾的是，严复阐发的“科学”内涵远没有他的《天演论》影响广泛，[50]也没有他的群学那么激荡人心[51]。20世纪初，援引严复“科学”论说的人并不多见，社会上充斥的几乎都是来自日本的“科学”。中国出现的第一份以“科学”命名的杂志——《科学世界》，第一个含有“科学”字样的组织——科学仪器馆，第一部归入“科学”类的翻译小说，乃至杂志中出现的第一个“科学”类栏目，以及讨论“科学”的文章，无不与日本相关。对此严复相当不满，认为东学的侵扰将造成国人思想上的混乱，甚至引发政治上的骚乱。他曾规劝友人“无以东学自误”，“须知今日天下汹汹，皆持东学；日本人相助以扇其焰。顷赵仲宣为京师大学总办，以主西学宗旨与人异同，几为人人所欲杀，顷已自劾去矣。罗、吴倡之于南，张、李持之于北，而长沙、南皮为之护法。年少子弟名入学堂，四五载枵然无所得，又不肯以无所知自居，则骜然立名，号召徒众，以与腐败之官人旅距。此番南洋公学之事即其类也。往者高丽之事起于东学，中国为之续矣，可悲也夫！”[52]

但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及其成功的政教转型比严复的担忧更具说服力。中国朝野人士在战后几乎一致地向东看齐，兴起的“学战”思潮也多以东学作为学理支撑。即便是那些对东学有所抵牾之人，其思想来源也还是日本转贩的西学。《新世界学报》多次讽刺梁启超拾东学唾余，而不识西学精旨，[53]但刊物上的新学译介，大多却也是从东文转译。当时，东文东学在地理上、语言上以及功用上所提供的便利的确是欧美学术所不能比肩的。

与此同时，在“政学为要”的指导思想下，日本“科学”体现出的普适性也比严译“科学”更具亲和力。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在华西人曾经使用“格致学”“实学”“新学”等一系列学术概念，从不同角度诠释西学。但他们的学术概念总体上还是以近代实证科学为根基，中国人又固守“中体西用”的格局，各个学术范畴相继陷入体/用、虚/实、新/旧的二元对立之中，中学式微无法挽回。日本“科学”的出现似乎暂时缓解了中西学术的内在紧张，为中学走出困境提供了想象空间。

日本“科学”在中国滥觞的另一个原因是清末新政后留日学生的激增。1900年前后，“科学”一词的运用多只是个人行为，影响并不广泛，随着留日学生数量的激增、传播媒介的扩展，“科学”迅速成为趋新士人的普遍用语。不过，当“科学”字眼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报纸杂志之上时，“科学”的意义却越来越难以把握。在大多数人尚无辨别能力的情况下，口口相传的“科学”很难辨明它的真义。随着民族危机日益紧迫，即便对“科学”概念有所领会之人，也多在救国图存的层面上加以运用。不论是严译“科学”还是日本“科学”，在实际的传播与运用过程中都发生了意义上的转变，生成中国特有的“科学”形态。

“科学”一词在中国从无到有，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意义转换。这一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樊洪业追溯了“格致”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的相关思考：一是“科学”进入中国与传播的途径；二是“格致”与“科学”并存的原因与取代；三是西方“科学”源流的差异以及在中国的体现；四是“分科”与“科学”在中国结合的逻辑。[54]文章虽然没有对以上问题做出全面回答，结论亦有可商榷之处，但他的研究无疑具有开拓性，后学者也多在此文的基础上研究立论。

自90年代始，中国学术界迎来了一个概念史研究的高潮。研究从译介西方，尤其是德国的概念史起步，一些有着西学背景的学人搭建起中西概念史研究对接的理论平台。方维规解析、比较了英、美、德、法等国的“历史语义学”的基本观点和主要特色。[55]李宏图等先后主编“剑桥学派思想史译丛”和“剑桥学派概念史译丛”，对斯金纳、波考克等剑桥学派学者的思想史和概念史研究做了成规模的译介。诸多学人从概念史的意义、方法、研究对象以及具体案例等多个侧面展现了欧美概念史的发展历程。[56]

在西方理论的导入下，一些学者开始尝试构建与近代中国历史情境相契合的概念史研究路径。[57]金观涛、刘青峰于1997年着手创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并以此为依据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冯天瑜等提出了“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研究方法，以关键术语和核心概念为关注点，通过对概念做历史性考察，探析概念背后蕴藏的丰富历史文化意涵。[58]刘禾提出了概念“跨语际实践”的研究范式。[59]黄兴涛认为概念史是认知转型期整体历史的一种独特视角或方法，对清末民初大量涌现的新名词、新概念的追溯可提供与“一般思想史”研究接榫的可能。[60]孙江采用德国概念史的研究方法，着手“东亚近代知识的考古”的研究实践，提出在近代中国特殊语境之下，概念、文本、制度是展开中国概念史研究的三个切入口，[61]认为概念史和社会史的结合是帮助我们接近不在场而具有实在性的过去的方法。[62]

同时，也有学者对于把概念史方法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有所保留，担心西学理论“橘逾淮而为枳”，反使中国研究者的观念视野落入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63]桑兵认为近年兴起的概念史研究，方法多是向外洋求助，以新自诩，实则是削足适履地以外来间架为框缚，强古人以就我的偏蔽。研究中至少存在四弊：一是用后出外来名词重新定义以前物事，导致似是而非的误读错解；二是忽略同一时期的同一名词可能具有不同含义，而同一时期的不同名词反而表达同一概念；三是未能注意分别考究同一名词随着时空变动而产生的含义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与具体的时空变动的相关性；四是简单孤立地追求概念的形同，使得所谓关键词脱离文本、学说、流派的整体，变成抽象的含义，再据此以重新连缀史事。[64]

时下学人关于概念史研究方法的讨论，不论是大力推介的西方理论，还是坚守本国立场，对于本研究而言都具有指导意义。其实，二者的矛盾在于是否能以概念作为切入历史研究的视角。在中西社会的转型时期，概念发挥出的构建作用同样重大，其历史的镜像作用不可否认。问题在于，经过数十年的理论探讨和研究实践，形成于西方的一整套概念史的基本内涵、理论预设和研究方法于中国而言是否可以且可能照单全收。如果有研究涉及概念含义的辨析，因为与德国和英美的概念史研究没有全然的切合，便不具有“概念史”的身份，那这身份反成牢笼。本书确以“科学”概念为基点寻绎历史，不排斥借鉴任何来自西方的理论方法，但亦不会画地为牢，以西方意义上的概念史而自囿。

理论后发于事实，中国概念史的研究理论亦当由实践而后得。桑兵认为，1940年傅斯年在《性命古训辨证》一文中的研究对象与做法，与今日所谓概念史相近甚至相同，而其对欧洲相关学术方法的理解运用，以及对历代各类文籍材料和学人见识等的把握，则较今人更为深入贴切。[65]其实质在于准确把握了“求其是”与“求其古”的分别以及做法：“求其是”采用语言学的方法，从定义出发求字面上的解释；“求其古”采用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依照时空的联系探寻事物的发生及其演化，然后参合陈寅恪“了解之同情”之法，或可见那些无实证而可能有的实事。此套方法立意甚高，若研究中时刻高悬于心，则可以内化为思想与行动上的自觉。

具体到“科学”一词的研究，2000年以后逐渐有学者表现出研究的兴味，但至今专门性、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并不多见。2004年，金观涛、刘青峰利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对近代“科学”一词使用的频度进行了检索，认为1900～1916年“科学”的用法绝大多数（90%以上）是泛指或特指现代意义的“科学”（如近世科学、科学刊物、科学社团、科学史、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家等）；在某些场合泛指社会人文科学（包括文史哲及政治学、社会学等）；而“历史科学”“政治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类词组出现的时间较晚。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头几年，“科学”一词用于指涉各种实用技术知识的例句非常少，也很少用于反对纲常，主张平等或建立公德等。由此得出结论：除了个别的言论外，“科学”一词基本上价值中立，与道德价值（终极关怀）呈二元分裂状态。[66]该研究的价值在于通过对“科学”概念的计量统计展示概念含义的多样化，梳理了近代思想的主体走向，展现了“科学”概念参与社会思想活动的积极样态。但不可否认，这种将概念抽离具体语境的方法，看似线索清晰，却是在用后来的、外出的观念与历史上的“科学”强行对应，文中所说的“科学”意义究竟是与生俱来，还是形成于后世，文中没有明确说明。这种稍显笼统、简单的概括有可能掩盖“科学”意义流变中的多元样貌，更无从窥见言说者的立场与真实意图。

近代中国的科学文化史是美国学者本杰明·艾尔曼的研究旨趣之一。2000年，艾尔曼发表了《从前现代的格致学到现代的科学》一文。2009年，其英文著作中译本《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Modern Science In China）出版。2010年，他整理的北美学者关于中国科学史的研究成果在国内编译出版。2012年，他发表论文梳理了“格致”与“科学”的关系。在艾尔曼的研究中，“格致”与“科学”[67]，“中国科学”与“近代科学”[68]等词偶尔会加注双引号，表明其意义的特殊性。但就整体而言，其研究范畴定格于1600年到1900年之间的中国自然研究和文人对欧洲自然知识的掌握情况，[69]“科学”一词限定在自然科学的范围之内。[70]这一内涵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且与社会政治活动保持一定的距离，学术实践与社会政治的勾连暂时不在他的研究视野之中。[71]当然，类似的研究并非无足轻重，不同时代实体科学的发展构成了“科学”话语体系的现实语境，“科学”概念的任何变动与歧出都是中国科技水平的真实映射，并导致了思想上的波动。美国学者史书美强调，中国语境从来就不曾独立于基本的全球等级体系而存在，[72]世界科技的发展水平为中国“科学”概念的传播与流衍提供了全球性的先进/落后的参照体系。中国语境下的思想能动是以对抗西方武力以及文化霸权为前提的抗辩。

此外，一些讨论近代中国语言学、哲学、史学、文学的相关论著[73]虽涉及“科学”概念的意义追溯，但囿于对象不同，“科学”概念并未作为研究主体而存在，往往借助“科学”意义的诠释，为研究提供一个近现代学术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场景。这恰恰说明，“科学”概念活跃于近代中国的各个思想层面，且作为现代思想的基本特征，整体性地作用于近代中国学术体系、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转型。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清楚地表明，自20世纪初开始，“科学”的含义出现了言人人殊的情况，概念的多歧样态提供了多元的历史语境与思想维度，国人其实是在形同实异的话语结构中塑造着各自不同的社会理想。

1905年，严复在《政治讲义》中说，“应知科学入手，第一层工夫便是正名”，“既云科学，则其中所用字义，必须界线分明，不准丝毫含混”。[74]显然，严复所谓的“正名”之法并不适用于“科学”概念自身，反而是“科学”的难以正名才更接近纷繁复杂的历史本相。“名者，实之宾也。”近代中国“科学”概念之实可体现为三：一是实体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二是作为词语符号的语义之实；三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语境下概念的意义实践。前两个层面的“科学”内涵虽有变化，但意义与使用范围相对稳定，唯后一种“科学”在前两者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凝聚了实体性的思想意志，为社会提供了一定的意义和指向功能，反映了人们认知、思想和观念的转变，甚至能动性地塑造了历史。本书欲为“科学”正名，寻求“科学”概念与其历史语境下的名实相符，更多的是在后一个层次上的学术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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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52页。

[2] 郑观应：《考试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301页。

[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氏著《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第71页。

[4] 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1999，第426页。

[5] 〔意〕马西尼（Federico Masini）：《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19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黄河清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第225页。

[6] 沈国威：《原创性、学术规范与“躬试亲验”》，《九州学林》第3卷第4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247页。

[7] 金观涛、刘青峰：《“科举”和“科学”：重大社会事件和观念转化的案例研究》，氏著《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10，第423页。

[8] 转引自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第46页。

[9] 周程：《新文化运动兴起前的“科学”——“科学”的起源及其在清末的传播与发展》，《哲学门》第16卷第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215页。

[10] 沈国威：《原创性、学术规范与“躬试亲验”》，《九州学林》第3卷第4期，第247页。

[11] 转引自沈国威《原创性、学术规范与“躬试亲验”》，《九州学林》第3卷第4期，第248页注释4。

[12] 吴国盛：《中国人对科学的误读》，《基础教育论坛》2015年第4期，第60页。

[13] 沈国威：《原创性、学术规范与“躬试亲验”》，《九州学林》第3卷第4期，第248页。

[14] 王彩芹：《“理科”“理學”在中日詞彙中的意義變遷與交流研究》，《东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2010年第3号，第310页。

[15] 《论太平洋之未来与日本国策》，《清议报》第13册，1899年4月，第11～12页。

[16] 〔日〕井上哲次郎：《心理新说序》，《清议报》第18册，1899年6月，第5页。

[17]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3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279页。

[18] 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第46页。

[19]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41页。

[20] 朱发建：《最早引进“科学”一词的中国人辨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60页。

[21] 沈国威：《康有为及其〈日本书目志〉》，《或問》（WAKUMON）2003年第5期，第51～68页。

[22] 宋德华：《〈戊戌奏稿〉考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第58页。

[23]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3集，第280页。

[24] 汪晖：《“赛先生”在中国的命运——中国近代思想中的“科学”概念及其运用》，陈平原、王守常、汪晖主编《学人》第1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第64页。

[25] 严复：《国计学甲部（残稿）按语》，王栻主编《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第847页。

[26] 李培林等：《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社会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第11页。

[27] 王天根、朱从兵：《严复译著时间考析三题》，黄瑞霖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诞辰150周年纪念论文集》，方志出版社，2004，第309页。

[28] 王天根：《严复与近代学科》，《清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30页注释16。

[29] 朱发建：《最早引进“科学”一词的中国人辨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60页。

[30] 王国维：《〈东洋史要〉序》，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第381页。

[31] 〔日〕籘田丰八：《序泰西通史》，《政艺通报》壬寅第13期，1902年9月，第19张。

[32] 章炳麟：《訄书原刻手写底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179页。

[33] 章炳麟：《訄书详注》，徐复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670页。

[34] 章炳麟：《訄书详注》，第111页。

[35] 唐文权、罗福惠：《章太炎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第160页。

[36] 章太炎：《征信论下》，《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59～60页。

[37] 王国维：《〈东洋史要〉序》，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4卷，第381页。

[38] 严复：《国计学甲部（残稿）按语》，王栻主编《严复集》第4册，第847页。

[39] 陈汉玉：《章太炎手稿用纸》，《文津流觞》2003年第10期，第232页。

[40] 杜亚泉：《〈亚泉杂志〉序》，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第230页。

[41] 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第245页。

[42] 蔡元培：《〈化学定性分析〉序》，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第299页。

[43] 蔡元培：《学堂教科论》，《蔡元培全集》第1卷，第337～338页。

[44] 原文为：“If in each college the tutor or teacher，who was to instruct each student in all arts and sciences，should not be voluntarily chosen by the students，but appointed by the head of the college.”见Adam Smith，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J.M. Dent and Sons Ltd.，1975），p.248。译文为：“其中课授科学之师常不许学者自择，而必由管予者之历命，即至情劣无检，非馈于管学者，犹不得去之而事他师。”见严复译《原富》，商务印书馆，1981，第622页。

[45] 原文中“The parts of education”对译为“至于国学所教之专门科学”中的“专门科学”。见严复译《原富》，第628页。

[46] Adam Smith，The Wealth of Nations，p. 253.

[47] 严复：《译斯氏〈计学〉例言》，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97～102页。

[48] 严复：《天演论》，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325页。

[49] 严复：《救亡决论》，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40～54页。

[50] 欧阳哲生：《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天演论〉》，《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105页。

[51] 姚纯安通过对“社会学”的分析，发现晚清学人对于斯宾塞学说的兴趣多在“修齐治平”的层面，严复强调的社会学的科学性并没有为当时国人所接受。见姚纯安《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进程（1895～191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第101页。

[52] 严复：《致熊季廉函》，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第237页。

[53] 马叙伦：《中国无史辨》，《新世界学报》壬寅第9期，1902年12月，第81页。

[54] 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第49～50页。

[55] 方维规：《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关于定义和方法以及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冯天瑜等主编《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第12～19页。

[56] 李宏图、周保巍、孙云龙、张智、谈丽等：《概念史笔谈》，《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第4～21页。

[57] 参见李里峰《概念史研究在中国：回顾与展望》，《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95～97页。

[58] 冯天瑜、余来明：《历史文化语义学：从概念史到文化史》，《中华读书报》2007年3月14日，第15版。

[59] 李陀：《序》，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序第6～7页。

[60] 黄兴涛：《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谈对于“一般思想史”之认识》，《开放时代》2003年第4期，第70～82页。

[61] 孙江：《概念、概念史与中国语境》，《史学月刊》2012年第9期，第11页。

[62] 孙江：《切入民国史的两个视角：概念史与社会史》，《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107页。

[63] 贺照田：《橘逾淮而为枳？——警惕把概念史研究引入中国近代史》，《中华读书报》2008年9月3日，第11版。

[64] 桑兵：《求其是与求其古：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的方法启示》，桑兵、赵立彬主编《转型中的近代中国：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学术研讨会论文选》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309页。

[65] 桑兵：《求其是与求其古：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的方法启示》，桑兵、赵立彬主编《转型中的近代中国：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学术研讨会论文选》上卷，第297页。

[66] 金观涛、刘青峰：《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生产力”——知识体系和文化关系的思想史研究》，氏著《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第342～343页。

[67] 〔美〕本杰明·艾尔曼：《为什么Mr.Science中文叫“科学”》，《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99～104页。

[68] 〔美〕本杰明·艾尔曼：《科学史，1600～1900——北美学者中国科学史研究成果综述》，张海惠主编《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中华书局，2010，第245～246页。

[69] 〔美〕本杰明·艾尔曼：《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王红霞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3页。

[70] 〔美〕本杰明·艾尔曼：《从前现代的格致学到现代的科学》，《中国学术》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0，第4页。

[71] 〔美〕本杰明·艾尔曼：《为什么Mr.Science中文叫“科学”》，《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104页。

[72] 〔美〕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第18页。

[73] 相关著作有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1部下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刘为民：《科学与现代中国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74] 严复：《政治讲义》，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