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俄国政治现代化理论研究》：俄国意识形态方案暨本土的政治现代化理论之生成

在20世纪，苏联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的选择，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成为世界霸权国家之一。但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最终失败，学者们从政治、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和思考。有观点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苏共执政时期僵化教条地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执政精英和社会科学没有创造性地吸收其他意识形态中有生命力的元素，这也最终成为导致苏联后期社会破坏性进程的一个主要因素。了解俄国历史上各种意识形态现代化方案的起源、原则和特点，对于认识俄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俄国历史上，除社会主义之外，还形成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的现代化模式和方案。每种意识形态都并非凭空诞生，其产生和发展反映了社会中存在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客观需求。

第一节 自由主义方案的形成和特点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近代西欧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反映了西欧人民生活状况和社会意识所发生的根本性变革。“自由主义”这个词来自拉丁文“liberales”，1812年西班牙宪法的追随者，加的斯议会中的民族主义者代表自称为“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概念从19世纪30～40年代起成为欧洲常用的政治词语，最初使用这个概念的是研究1812年西班牙政治事件的历史学家，他们用这个概念表示早期中产阶层（资产阶级）反对旧制度压迫，争取宗教、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要求建立以自由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新社会制度。英国光荣革命，美国民族战争，法国大革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南欧其他国家的立宪革命和变革都是为了实现这样的社会制度。

经典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有：在政治上支持议会民主、内阁制度、政党自由以及法律至上；在经济上支持工业资本主义，要求全力发展市场经济，国家不干涉（或者在必要时刻有限干涉）市场关系和经济组织，全力维护私有权，将之作为经济增长和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在社会关系上代表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文化生活上主张个体的思想完全独立，支持思想和言论自由；在宗教上反对教权主义，对异己思想持宽容态度；在道德方面支持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优先原则；在民族问题上支持民族主义，主张民族国家制度优先。

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基础是天赋人权，由宪法和法律确认个人在所有领域活动的自由；建立议会民主社会和法治国家，实行分权原则，通过选举制度确立社会对政权的监督；制定明确完备的法律规范，调节所有权、生产和分配的关系，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比如拿破仑法典。经典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家有基佐、托克维尔、密尔等，他们认为民主政治制度——立宪制度能够保障人的天赋权利，因此提出了各种君主立宪制的方案，维护个体的权利免受国家以及社会的侵犯，他们的思想对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18～19世纪，欧洲各国根据其所面临的各种客观任务对自由主义的诠释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例如，法国革命时期自由主义的特点是推崇理性主义和激进主义；美国革命时期自由主义思想特别关注保障人身权利和私有权；英国自由主义主要是寻找建设性地解决社会冲突的方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以及密尔的实用主义渐进性法律改革纲领；德国自由主义则具有较多的保守元素，在国家统一和实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的条件下民族和社会趋势表现得特别明显。南欧国家的自由主义或者与宗教价值观结合（西班牙），或者与民族复兴的浪漫思想结合（意大利、希腊）。俄国受农奴制度的影响，自由主义价值观也有自身鲜明的特点。

自由主义现代化方案与任何完整的意识形态一样，具有自身的社会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纲领，并且致力于在社会生活中贯彻这些思想和纲领，提出具体实施的途径和手段。西欧自由主义理念对俄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俄国自由主义者提出的现代化方案是在西欧自由主义思想家提出的经典政治-法律思想和原则基础上形成的，但在俄国现实生活中受到了本民族文化和文明的深远影响。

有关俄国自由主义起源的时间问题尚无定论。十月革命前研究俄国自由主义的权威学者В.В.列昂托维奇认为，俄国自由主义历史始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社会改革活动。[20]苏联和后苏联史学中的主流观点是把俄国自由主义的出现与彼得一世的改革联系在一起，彼得一世打开的“通向欧洲的窗口”使西欧启蒙运动思想“涌入”俄国，俄国知识分子开始与欧洲直接接触。如Д.И.奥列尼科夫指出，“彼得一世改革后西欧新思想可以轻易地传入俄国，俄国中世纪的宗法制思想在启蒙时代新思想的影响下明显发生了变化”。[21]从18世纪下半叶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起，自由主义思想在俄国具有了重要的社会意义。叶卡捷琳娜二世作为“开明女皇”并不隐瞒自己的自由主义倾向，在她编纂的“圣谕”以及1767～1768年法律编纂委员会展开的大辩论中都体现了她的自由主义倾向。叶卡捷琳娜二世在欧洲思想的影响下打算对俄国生活众多领域进行改革，只有一点例外，即俄国应该保留专制制度。

俄国自由主义作为完整的意识形态，其有充分价值的社会政治方案及实践政策，在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形成。在这一时期，政府自由主义代表（斯佩兰斯基）和反对派自由主义代表（十二月党人）都提出了自由主义改革思想及方案。在19世纪中期以前，俄国自由主义的发展主要是受西方哲学体系的影响。

从亚历山大二世时期起，俄国自由主义获得了强大的动力，与保守主义一样，成为俄国有影响力的社会流派，涌现出了可与西欧思想权威并驾齐驱的著名理论家，如Б.Н.齐切林、К.Д.卡维林等。在19世纪下半叶，自由主义实践仅局限于地方自治运动、自由主义新闻媒体、部分政府官僚的温和改革纲领，到20世纪初，俄国自由主义制度化，形成政党和议会。在此期间，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激进化，直至出现了与革命党派的某种融合。许多自由主义理论家放弃了君主立宪制的思想，把自己的目标直接定位为建立共和制。二月革命后，自由主义成为临时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和纲领，而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后，自由主义与其思想载体一起移民海外。

俄国政治生活的悖论之一，是自由主义思想方案在知识分子的书屋中孕育诞生，在学术圈的朋友宴会和思想辩论中、在大学课堂乃至“宴会运动”中被精心打磨，但接下来这些思想方案的创作者不能参与实际贯彻执行，落实自由主义方案的职能由政府开明官员承担。沙俄政府一些政治“自由化”举措失败的原因往往也植根于此：自由主义官僚并不总是具备充分的理论修养和知识储备从事这种严肃的实践工作，而自由主义理论家不仅自身脱离实践活动，而且在看到政府屡次失误之后，滑到了政府反对派阵营，倾向于更进一步地批评、谴责和揭露政府行为。

这种“理论家”的思辨性质以及“实践家”的经验欠缺，在很大程度上是俄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特点。在俄国历史上的各个阶段，自由主义方案往往采取激进的、强硬的方式来实施，通常都以失败结束。自由主义实践往往导致社会情绪的激进化，接下来政府做出保守主义的“反冲”。临时政府时期自由主义理论家成为国家领导亲自进行政治实践的短暂时期，也以失败告终。

俄国很多自由主义者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现代化方案，占据中心地位的有М.М.斯佩兰斯基、Б.Н.齐切林、К.Д.卡维林、М.М.科瓦列夫斯基、П.Н.米留科夫、П.Б.司徒卢威、С.Л.弗兰克等。还有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虽然没有扮演俄国自由主义“支柱”的角色，却对俄国自由主义政治现代化方案的思想框架进行了补充，使之更加完整，如П.Я.恰达耶夫、Т.Н.格拉诺夫斯基、А.Д.格拉多夫斯基、Н.М.科尔库诺夫、И.И.彼得鲁克维奇、С.А.穆罗姆采夫等。与其他思想流派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相比，俄国自由主义者中学界代表最多，有大量学者、教授和新闻记者，使得自由主义学术著作的理论和资料基础更为坚实。俄国自由主义实践家、开明官僚代表有Д.А.米柳京、П.А.瓦卢耶夫、С.Ю.维特等。

俄国自由主义者在思想阵地上占据“中派”位置，其“右派”对手一直是保守主义者，而“左派”对手是革命流派——无政府主义者、民粹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他们与这两派对手在“两条战线”上展开激烈争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政治行情下往往倾向于某一方，时而滑向保守主义阵营，时而滑向激进主义阵营。

俄国自由主义的重要出版物有《祖国纪事》《欧洲导报》《俄罗斯思想》《法律导报》《俄罗斯消息》《秩序》《声音》《国家》《法律》《俄罗斯财富》《解放》《人民自由党导报》等。1905年后，俄国自由主义政党有：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十月十七日同盟”（十月党）、民主改革党、和平振兴党、进步党。这些党派成立之前重要的自由主义组织有“清议”小组、地方自治工作者-立宪主义者联盟、解放联盟等。

俄国自由主义政治现代化方案的主要原则有：“西方中心主义”，崇拜西方思想和模式；主张通过进化的方式逐步建立民主社会；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为实现个体的自由；建立法治国家保障个体的自由；建立相应的分权制度，在横向上划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在纵向上实现中央行政权力和地方自治制度之间的平衡；坚持法律至上；实现议会制。自由主义阵营在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和方式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有些学者根据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将俄国自由主义划分为“保守的自由主义”和“激进的自由主义”。

第二节 保守主义方案的形成和特点

保守主义作为近两个世纪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一种世界思想体系，在俄国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但其发展并不是有机连续的，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几十年间仅存在于俄流亡侨民之中，20世纪80～90年代哲学和政治学层面上的保守主义才在俄国合法复兴。

苏联时期，保守主义政治流派被牢固地贴上“反动派”“偏执狂”“蒙昧分子”“黑帮”等标签。近年来保守主义思想受到俄国内学者的关注，对保守主义思想的评价也逐渐从“否定”转向“肯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国在经历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自由主义改革的冲击之后，国家局势动荡，人民怨声载道，开始有意识地拒绝“被西方所强加”的自由主义。对俄国而言一直非常重要的“传统与现代化”问题在当代迅速尖锐化，俄国许多学术和政治精英寻求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折中，将走向进步社会的一般历史需要与民族本土特色联系起来，使他们和谐发展，相得益彰。保守主义成为这种折中的意识形态，被人们看成远离左翼和右翼激进主义的“黄金分割线”。

“保守主义”的概念本身源自拉丁词语“conservare”，意为“保护”“维护”，现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作为政治术语，是由法国王权主义者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在19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期提出的，他从封建-宗教-贵族的立场出发，强烈反对启蒙哲学和法国大革命，在1818年创办了《保守主义者》杂志。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起，英国托利党的支持者被称为保守主义者，此后这个术语开始广泛使用。然而，后来被奉为保守主义思想经典的著作，英国思想家和政治家埃德蒙·伯克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录》（1790）问世的时间要早于《保守主义者》杂志，埃德蒙·伯克在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集中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他的这部著作引起了巨大反响，他也因此被视为保守主义思想的奠基者，被称为“保守主义之父”“保守主义的马克思”。埃德蒙·伯克激烈地抨击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想，认为它是引发法国大革命事件的罪魁祸首，他所提出的政治观点与激进自由主义针锋相对。

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想从无神论的视角来考量政治生活，对宗教的作用或者予以完全否定，或者将其归为公民的个人事务，认为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或善或恶，但总为物质利益所控制，是社会和政治进程的原始细胞。国家，作为社会契约的结果，由个人组成，在政治生活中起到次要的作用。自由和平等是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埃德蒙·伯克认为，人在本质上是宗教的，宗教与人的精神生活密不可分。政治的意义及国家的任务不仅在于物质方面，而且在于精神领域。教会与国家相辅相成，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实现“最高的福祉”。国家相对于个体而言，不可能起到次要的作用。国家不是人为的建构，也不是契约的结果，而是社会生活永久的根基。个体的自由不可能脱离社会或高于社会，社会制度的趋向不是使个人优于社会，而是使社会优于个人。在民主社会并不存在绝对的自由，个人享有因归属于国家而带来的福祉，也应该为了国家而牺牲一些个人的自由。平等亦是如此。平等只可能是在上帝的面前，在民主社会中，人们由于精神、道德、智力和身体素质等方面的原因在客观上是不平等的，相应地他们在国家机体中的地位也是不平等的。

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推崇理性，认为人的理智在认识人类活动（包括政治活动）方面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能够成为政治活动唯一可靠的指挥棒。社会现实可以按理性建构的理想模式进行改造，社会革命是与愚昧的传统迷信做斗争的方式，是人们所希望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而埃德蒙·伯克相信，理智不是人性的主要构成部分，在人类活动中社会传统、风俗习惯和下意识的偏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他对人们是否终有一天能够全面认识政治发展的内部规律持怀疑态度，要求在对国家体制做某种变革的时候要极端谨慎。埃德蒙·伯克不接受根据抽象思想和理论构建模式进行的国家制度改革，因为任何理论都不能全面反映数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国家机体的所有细节，以及预见改革将带来的所有后果。他指出，国家制度及其权力分配要求最精湛的艺术、高超的技巧，在这方面最需要的是实干家，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教授。国家管理应该遵循时代的精神、风俗和人民的特点，而如此精细的话题却不适于理论的探索。国家统治的基本原则应该是最大限度地维护传统的、为经验所证实的秩序，不能进行超前的创新。最好的改革是一切都保留原状，但在此基础上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22]

埃德蒙·伯克的《反思法国大革命》以及法国政治思想家约瑟夫·德·梅斯特尔（1753～1821）和德·波纳德（1754～1840）的著作成为保守主义思想诞生的标志。[23]但西方保守主义作为思想和政治流派并非铁板一块，保守主义阵营思想家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有重大分歧，甚至是直接对立，由此出现对保守主义思想的界说问题。

学界对保守主义本质的定义大体上从两个视角出发：思想的视角和情境的视角。从思想的视角出发，保守主义被看成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列的现代主要思想-政治流派之一，有稳定的思想核心。保守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基于对未来的构建方案，而是基于保护普遍的、永恒的价值。俄国哲学家Н.А.别尔嘉耶夫强调保守主义永恒性的本体论根源，“保守主义维护时代的联系，不允许发生根本的断裂……保守主义……面向生活的古老起源，将自身与根基结合起来”。[24]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进行反思的产物。然而，这种现象的出现有更深刻的原因，1789年事件只是催化了保守主义“党派”的形成。保守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和教育哲学所做出的精神和思想回应。[25]

从情境的视角出发，保守主义被看成一种情境产物，不能脱离特定的文明环境和历史时期去研究。保守主义并不是一种完整的政治意识形态，没有一个稳定的思想核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形式，实际上起着一种“功能性的”作用，“是应对破坏性的变革在社会上起到维护功能的一切”。[26]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从情境的视角出发，对保守主义做了功能性的解释，认为保守主义的使命在于维护生活、传统和习俗，使它们免受理性的浸淫，维护秩序，使其免于混乱的威胁。[27]

笔者赞同把保守主义视为一种具有稳定的思想核心的政治思想，其核心原则和价值观大体如下：宗教性是个人和社会的主要特征，政治活动与宗教和精神世界相辅相成；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集体优先于个体，主张强大的国家政权，倡导爱国主义，推崇教会、学校、家庭和军队的崇高地位；崇尚民族传统，把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看作生活的支点，相对于抽象逻辑处于优先地位；把社会进程看成一种自然的有机发展，主张变革的渐进性和谨慎性；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受制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人的地位在客观上是不平等的，社会具有等级结构。

保守主义与所有其他政治思想的区别在于其最为关注社会遗产，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承认某种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之上。波兰学者Е.沙茨基指出存在两种遵循传统的方式：一种是“原始的”传统主义，一种是“意识形态的”传统主义。“原始的”传统主义存在于原始社会或传统社会，在传统背后是对超自然物质的崇拜，缺乏对传统的反思和理性思考。“意识形态的”传统主义出现在传统社会走到尽头之时，即传统的社会秩序受到威胁、需要保护的时刻。这时就出现了专门的思想体系，以证明保护或者恢复传统的必要性。[28]保守主义思想产生于社会不再自动地、无意识地遵循传统生活规范之时，以及历史传统受到外来或内在的侵犯之时。保守主义思想是对动摇和破坏传统生活的事件和进程所做出的理论回应，以保护或恢复历史传统为根本任务。

遵循传统是保守主义思想的最根本原则。保守主义的基本价值观都是从遵循传统原则衍生而来：宗教在传统社会-政治生活中起到根本性的团结作用，因此维护传统意味着传承宗教。教会、家庭、学校、军队等直接起着传统的教导者和传播者的作用，因此维护传统意味着重视这些社会要素。民族国家能够最充分地保障对传统的维护，因此爱国主义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保守主义思想的价值观。保守主义者把传统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决定了他们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态度，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拥有程度取决于其是否会影响到国家的最高利益。遵循传统也意味着承认人们之间天生的不平等，根据保守主义观点，这种不平等并不有损尊严，如同孩子与教导他传统的父母地位不平等并不有损孩子的尊严，就如同在世者与留下传统遗产的先人地位不平等并不有损在世者的尊严，也如同教民与神父的地位不平等并不有损教民的尊严一样。

维护社会传统原则位于保守主义价值观等级阶梯的顶端，也决定了保守主义思想必然具有反理性主义和反个人主义取向，因为对传统不能进行纯粹的理性认知，传统亦非个人创造，其能够得以保持是因为有大众作为载体。保守主义思想的其他原则和价值观都有机地产生于维护传统、反理性主义和反个人主义原则中。

从民族文化的角度看，保守主义思想从根本上是民族的。除了最共同的思想原则外，各民族国家之间无任何相互模仿之处。每个国家因历史和自然条件不同，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文化、宗教精神，相应地形成了独特的历史传统。西欧的、俄罗斯的、阿拉伯的、印度的、中国的保守主义注定有着巨大的差异。俄国伟大的保守主义者К.Н.列昂季耶夫指出，“……每个民族都保留着自己的东西：土耳其人保留着土耳其的，英国人保留着英格兰的，俄罗斯人保留俄罗斯的，而所有民族的自由主义都是相同的”。[29]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世界，是在上千年的东正教信仰以及独特的地理和气候环境条件下形成的，具有非常独特的国家和民间传统，俄国保守主义思想体系反映了俄罗斯独特的文化世界，反映了使俄罗斯形成独特传统的宗教、自然和历史特点。

俄国保守主义政治思想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形成，到20世纪初完成了自己的理论建构，是法国大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化进程及其对俄国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产物，也是对国家激进的西化政策及现代化进程在思想和政治上所做出的反思。但是，与任何其他著名的思想流派一样，保守主义有其自身的背景，建立在先辈的思想基础之上。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国保守主义思想植根于国家千年的传统，这些传统在基辅罗斯和莫斯科公国时期的著作中就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体现出来。决定俄国政治传统特殊发展方向的基本因素至少有两个：其一，10世纪末罗斯接受的东正教，对人民的日常生活到政治生活各个领域产生了根本影响；其二，由罗斯开放的地理环境决定的有关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理想。这些因素决定的价值取向在俄国早期的历史文献中就清楚地体现出来。

基辅都主教伊拉里奥认为，罗斯受洗是俄罗斯国家精神和有意识的历史的起点，他在《论律法与恩典》中写道：“当时我们的土地被多神教的热情燃烧得荒芜、干涸，福音突然降临，浇灌我们的土地。”“霎时间我们所有的土地都开始颂扬圣子、圣父和圣灵。多神教的黑暗开始远离我们，笃信教义的霞光熠熠生辉；魔鬼笼罩的黑暗时代消逝，福音的训示照耀着我们的土地。”[30]在位期间使基辅罗斯国力达到鼎盛的莫诺马赫大公给国务活动家的《训言》中体现了东正教对政治观点的影响：“你们不要忘记那些最贫穷的人，要尽你们所能给他们食物，要给残疾人以施舍，要替寡妇辩护，不要让强者伤害人。无论是无辜的人，还是有罪的人，都不要处死，也不要吩咐别人处死他。如果有人犯罪当杀，那么也不要伤害任何一颗基督教的灵魂。”[31]在基辅罗斯时代东正教就完全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几百年以来“东正教徒”和“俄罗斯人”几乎成为同义词。

随着莫斯科王国的兴起，人们越来越关注沙皇权力的来源和本质问题，在一点上达成共识，即罗斯必须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国家。修道院院长菲洛费伊提出的“莫斯科——第三罗马”的观点在这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异教徒占领之后，罗斯开始确信自己是拜占庭的历史继承者，是世界上唯一的真正信仰的守护者。菲洛费伊把这些观点发展成为政治学说。“虽然两个罗马倒下了，第三个依然挺立，而且不会有第四个。”这个学说将东正教和强大国家的理想结合起来。国家开始承担起维护东正教的责任，因此必须积蓄实力，以击退那些试图侵犯神圣信仰的敌人。罗斯一直把西方“天主教”作为东正教的主要敌人，由此出现了俄国传统的反西方思想，把西方视为对俄国东正教及其独特文化的威胁，这种立场在11世纪已经出现。著名的修道院院长圣狄奥多西的《基督教或天主教信仰宝训》整部作品明显贯穿着反西方的思想。他敏锐地指出，所有受到西方蛊惑的俄国统治者都不会有好下场。从宗教的角度看，东方是友善的，鞑靼-蒙古人在统治俄国的漫长时间内并没有干预宗教事务。后来被封为圣徒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公的行动明显体现出了罗斯对东方和西方邻居的态度，他忠于东方的金帐汗国，同西方的德国和瑞典展开无情的战斗，认为西方的胜利会导致罗斯的天主教化，使作为一种独特文明的罗斯灭亡。即使到了17世纪，当时在莫斯科建设了外侨村，新教徒被允许进入罗斯居住，他们的权利也受到严重限制：不允许他们进入东正教教堂，购买圣像，与俄罗斯人通婚。正如大司祭В. 泽尼科夫斯基所指出的：“当时西方对于俄国人的意识而言完全是‘天主教’的，而对于西方的这一宗教鉴定……并以几乎不可逾越之墙把罗斯与西方隔开了。”[32]

这个延续了七个世纪的反西方传统，在18世纪被严重动摇，从彼得一世改革开始，俄国启动了追赶西方先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吸收西方文明的行为准则、思维方式以及全套思想和价值观。尽管当时也存在对西方文明的批评声音，如杰出国务活动家和思想家В.Н.塔季舍夫、М.М.谢尔巴托夫公爵的著述，А.П.苏马罗科夫和Г.Р.杰尔扎温的诗歌等，他们可以说是俄国保守主义政治学说的直接先驱。法国革命后，俄国对欧洲的警觉态度重新苏醒，这场革命使俄国贵族经历了真正的精神冲击，他们看到了俄国西化将面临的巨大代价——爆发革命。从此时起他们开始积极探索俄国与欧洲的本质差别，寻找自己的历史和传统，试图揭示真正贯穿和决定俄国历史的一些独特传统。法国大革命成为影响俄国社会和政治思想转折的重大事件，俄国开始形成独立的保守主义思想。

俄国保守主义的诞生与Н.М.卡拉姆津和С.С.乌瓦罗夫的创作和活动联系在一起。卡拉姆津可以说是俄国保守主义思想整体上的奠基人，他在俄国第一个对法国大革命做出反应，在自己的一些政论著作中，如《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历史赞歌》（1802）、《关于对祖国的热爱和人民自豪感》（1802）、《论古代和近代俄罗斯的政治和公民关系札记》（1811）、《俄罗斯公民思想》（1819），提出对国家体制、革命、自由、平等和对西方的态度等问题的保守主义政治观点，成为俄国政治保守主义的基石，随后整整几代俄国保守主义者都从中寻找其思想观点进一步发展的支柱和源泉，在这个意义上，他可以与英国的伯克、法国的梅斯特尔和波纳德等思想家相比肩。乌瓦罗夫作为尼古拉一世时期的俄国科学院主席、国民教育大臣，创造性地提出了“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三位一体的“官方民族性”理论，这个理论体现了“俄罗斯社会生活深处蕴含的隐秘原则，俄罗斯人民的精神性灵，俄罗斯文明的基本原则”。俄国“人民倾向于宗教的集体主义精神（东正教），强大而权威的权力（专制制度），社会责任与宗法主义（民族性）”。[33]直到1917年俄罗斯帝国崩溃，乌瓦罗夫提出的“官方民族性”理论一直是俄罗斯帝国官方的意识形态，也成为俄国保守主义的“座右铭”。

19世纪上半叶是俄国保守主义思想之一的经典斯拉夫主义创作的繁荣时期，斯拉夫派在与西方派的思想争论中完成了自己有关俄国发展道路特殊性的政治和哲学思想建构。但19世纪上半叶只可称为俄国保守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俄国保守主义比较系统而完整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和学说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俄国资本主义关系形成时期，与亚历山大二世改革时代相契合。俄国保守主义在批评欧化改革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到20世纪初完成了自己的理论建构。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是俄国保守主义政治理论发展中经典的、创造力最强的时期，Н.Я.丹尼列夫斯基和К.Н.列昂季耶夫提出了文化-历史类型和国家发展阶段理论，Л.А.季霍米罗夫、М.Н.卡特科夫、К.П.波别多诺斯采夫、И.С.阿克萨科夫和К.Н.列昂季耶夫等提出了保守主义政治方案，使俄国保守主义在思想政治上得以系统化。

与欧洲保守主义一样，俄国保守主义是对引起很多欧洲国家政治制度变革的法国大革命的反应，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俄国政权尝试在俄国启动自由宪政改革的反应。但俄国保守主义与欧洲保守主义相比有很大的独特性，影响俄国社会和政治思想演变的特殊历史条件，以及俄国的“赶超型”发展模式，使俄国保守主义在其起源阶段就具有明显的民族色彩。

保守主义思想的基础是传统主义。西方保守主义之父埃德蒙·伯克的思想中洋溢着对传统的神圣崇拜，遵循传统意味着使行动符合由古老智慧积累起来的传统规范和制度，而俄国政治和知识精英与文化历史传统的关系远非如此和谐。俄国保守主义思想基础形成之时，社会上对“民族传统”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理解。俄国实行赶超型发展，“文化师承性”强，严格地说，到19世纪初古老莫斯科的政治和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永远丧失。有关“传统的”“本土的”文化元素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思辨的性质。

俄国追赶经济先进和文明国家的进程早在现代化进程启动之前就已经开始，俄国传统价值观早在彼得一世改革前即遭到破坏。尼康教会改革是对俄国“传统主义”思想的严重打击，当时宣布“新的”是好的，要忘记“旧的”，出于政治目的，让“民族传统”为创新做出牺牲。从彼得一世改革开始，俄国历史上只有一小部分时期例外，大部分时期是“否定古老的”成为传统。国家统治者不断吸收先进国家的行为准则、思维方式以及全套思想和价值观。这种“文化师承性”使“民族传统”的概念在俄国变得虚无，对俄国西化的精英而言，“民族传统”是与烟草、土豆和军工产品一起被借鉴过来的。[34]“传统主义”与真正的俄国民族文化传统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间隔。俄国一些思想家，如恰达耶夫，甚至公开宣布俄国根本没有可以保护和维持的传统。[35]

俄国保守主义的形成进程受到西方社会政治和哲学思想的全面影响，俄国贵族精英经常在西欧各地游历，熟悉西方的思想学说。重要的西方思想家的著作被翻译成俄文并且在俄国出版。1797年9月，身为王储的亚历山大在给他的老师拉阿尔普的信中写道，他和他的圈子希望“把尽可能多的有用的书籍翻译成俄文……开始知识传播和思想启蒙”。[36]西欧一些著名的思想家曾经在俄国驻留供职。例如，法国保守主义的奠基人梅斯特尔19世纪初在俄国居住十几年，他在圣彼得堡社会各界的活动十分活跃，与保守主义代表卡拉姆津、希什科夫等熟识。

俄国保守主义者深受西方思想影响，导致他们思想的特点是兼收并蓄，试图将许多互相排斥的原则整合成统一的世界观体系。他们常常把看似不可能结合在一起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如将中世纪的农奴主思想与欧洲启蒙运动思想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杰出国务活动家和思想家的典型代表谢尔巴托夫公爵在其政治教育思想著作中积极宣传开明思想，但在这位俄国传统主义者的笔下，这些开明思想拥有非常奇特的形式。在他有关国家起源的观点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自然法则和社会契约理论的影响力，但这些自然法则只适用于贵族，而社会契约被视为名流贵族选择统治者和限制君主特权的协议。重农学派有关农业在人民经济生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理论被这位俄国保守主义者用来证明土地贵族对政府要求的合理性。[37]

谢尔巴托夫思想上的混合立场在18世纪末的俄国贵族中非常有代表性。乍一看，这有点令人费解，然而从俄国的“赶超型”发展道路来看就顺理成章了。在历史上，如果想“赶超”他国就得被迫跳跃过一些历史衍化阶段，18世纪的“赶超型”发展预先决定了俄国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无根性”以及后来尝试回归祖国传统的思辨性和随意性。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是俄国保守主义思想形成的起点：当时社会上对“传统”的概念没有清晰的理解，从而在社会上层包括政治精英的头脑中，欧洲封建贵族的传统主义、启蒙理念以及对“俄国精神”的自由解释混合在一起。

法国大革命成为影响俄国社会和政治思想转折的重大事件，俄国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保守主义思想，逐渐取代了18世纪欧化的传统主义。这场革命使俄国贵族经历了真正的精神冲击，他们看到了祖国西化将面临的巨大代价——爆发革命。他们开始从不加批判地借鉴欧洲的经验转向认真地思考祖国的历史命运。在整个18世纪，从来没有人想过要驳斥俄国对欧洲国家社会的归属性。西方模式的改革提高了国家管理效率，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给予了俄国出海通道，带领国家进入了西方大国的队伍。然而，19世纪初的俄国社会和政治思想已经不能回避一个事实，即打开了“通向欧洲的窗口”，俄国人引进自己家门的除了启蒙思想之外还有革命精神。如果说以前他们渴望证明俄国制度和历史与欧洲完全同源，同时寻找造成俄国落后的自然气候、地理和历史因素，那么从此时起他们开始积极探索俄国与欧洲的本质差别，寻找自己的历史和传统，试图揭示真正贯穿和决定俄国历史的一些独特传统。俄国保守主义者竭力向俄国社会证明，“我们不是欧洲，我们有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传统”。

“俄国传统”概念的模糊性，“传统主义”作为世界观的模糊性，使得俄国保守主义精英们因视何种元素为祖国的根本历史传统而产生巨大的分歧。俄国保守主义公认的思想基础——国民教育大臣乌瓦罗夫所提出的著名的“官方民族性”三位一体理论的核心元素，即“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每个元素都以特别的方式反映了俄国政治精英反对西方所盛行的阶级对立和理性主义的趋势，根本思想是确信俄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及文化历史传统的独特性。

俄国保守主义者的主要理论对手是自由主义者，主要的政治敌人是革命流派。在保守主义者中，只有Л.А.季霍米罗夫同革命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进行理论争论，其他人认为同激进主义者所需要做的不是争论，而是斗争。保守主义者经常谴责自由主义者“纵容革命”，具有政治激进主义情绪。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国政府一直存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官僚的对抗，前者的主要代表有А.А.阿拉克切耶夫、С.С.乌瓦罗夫、Д.А.托尔斯泰、К.П.波别多诺斯采夫、В.К.普列维等，后者的主要代表有M.М.斯佩兰斯基、П.А.瓦卢耶夫、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Д.А.米柳京、М.Х.赖腾、С.Ю.维特等。

反映保守主义思想的刊物有《莫斯科人》《罗斯》《日子》《莫斯科新闻》《俄罗斯导报》《俄罗斯评论》《当代》《俄罗斯旗帜》《俄罗斯人民同盟通报》等。1917～1922年，俄国保守主义思想的“中心”从俄国境内转移到侨民界，这一时期的保守主义理论家主要有И.А.伊里因和И.Л.索洛涅维奇。

俄国保守主义政治现代化方案的主要原则是：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保留传统的东正教，保留宗教意识形态与专制君主制度之间的关系，君权神授，专制者以上帝的名义管理，君主制不能被任何“人设的机构”所限制；在社会层面，保留等级结构；在国家管理领域，消除彼得一世改革后形成的政治体制的缺陷，君主保留最高权力，行政官僚机构为君主服务。保守主义者有关社会组织形式的观点不一：斯拉夫阵营坚持必须有发达的地方自治制度，在君主制下设立全民的而非议会的人民代表制度，而国家主义者阵营认为发展地方自治将导致分立趋势，坚持沙皇与人民直接交流。但这两个阵营都主张实行中央集权，保留帝国形式。保守主义理论家提出了特殊的保守主义进化式现代化的方法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将传统和创新因素有机结合，避免改革带来悲剧性后果。

第三节 无政府主义方案的形成和特点

在苏联和后苏联时代，俄国社会科学和大众文化多年来把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与混乱动荡、打劫破坏和妄作胡为联系在一起，无政府主义者的形象就是剽悍的边缘分子、劫匪强盗。但是，对无政府主义的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俄国其他意识形态在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斗争过程中对其进行批评和攻击所形成的一种歪曲形象。事实上，无政府主义是政治激进主义思想的一种，是一种有着自己结构和体系的独创性现代化思想。这种思想的基本原则是取消国家权力，建立民众自愿协作和自治组织。

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是反对按照统一的理性计划有目的地实施社会改造，相信社会不用某种来自外部的帮助，有能力自发地进行自我组织或者自我调节，形成解决社会问题的自我管理体系。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强制、计划和等级性质的元素，认为这些是造成社会不平等、剥削和冲突的潜在根源。他们坚持自治、联邦制和兄弟友爱的原则，批判具有强制性的国家官僚、军队和警察机构。

“无政府主义”一词源于希腊语“archia”，意思为不存在政权或者领袖。第一个系统阐述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学者是18世纪末的英国哲学家威廉·戈德温，他在著作《政治正义论》（1793）中提出了“没有国家政权的社会”的概念。但无政府主义作为著名的政治思想流派，形成于19世纪40～50年代的西欧，受到德国哲学家М.施蒂纳和法国政治家P.蒲鲁东思想理论的影响。欧洲无政府主义思想发展的顶点在1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在意大利、西班牙、瑞士、法国、比利时等国家广泛流传。

无政府主义思想描绘了各种没有国家政权的乌托邦社会，提出一个专门术语——“自治公社”，指实行自治原则的独特的个体联盟。自治公社结成联邦，取代市场和国家。无政府主义所主张的社会确实能够克服僵化的官僚机构所导致的各种弊端，受到追求改变现有社会结构、权力和资源被少数人垄断状况的那部分人的拥护。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是认为社会冲突可以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来消除，这一点在革命和激进社会变革的条件下具有重要意义。

在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中，巴枯宁和马克思在第一共产国际时期进行的那场著名的争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场争论曾经导致了第一国际的分裂。马克思反对保留生产合作社的独立性，认为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恢复市场经济规律，破坏革命的成果，巴枯宁则批评国家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中央集权制、计划经济和官僚制度，认为这可能会导致出现新的特权体系。理论上的分歧使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存在鸿沟，马克思主义主张对社会进行理性的、有计划的变革，认为国家调节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无政府主义则坚持社会的自我调节，将之作为社会变革（包括革命性变革）的基本途径，把国家和官僚视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主要阻碍。

无政府主义理论建构的重要基础是寻找社会的自我调节和监督机制，消除官僚化。一些思想家提出了不同的方式来消除官僚化，实现自我调节，如巴枯宁提出通过人民暴动的方式，布兰基、涅恰耶夫提出由革命者秘密团体发动革命的方式，赫尔岑提出通过农村公社式的社会组织的形式，蒲鲁东甚至提出建立恺撒式或者波拿巴式的政治制度。各流派无政府主义者都认为公社或者工会是最佳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上层不具备政权赋予的强制的职能，而只是具有协调和管理的职能。无政府主义形成了革命理论：先是由秘密小组酝酿革命，然后推动革命爆发，革命爆发也意味着同时要建立新型社会，没有任何过渡阶段。

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对传统现代化意识的一种挑战，先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形成，然而在发展水平稍弱一些的国家拥护者更多，如俄罗斯、西班牙、意大利等。后来这个意识形态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传到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无政府主义在理论层面上非常薄弱，只是在与其他意识形态争论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基本思想，主要有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否定国家和法律，取消货币，推动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根本因素是人民间的互相协作等，这些思想被20世纪其他革命性的意识形态所吸收。

无政府主义最著名的理论家之一М.涅特兰提到，他支持任何能够扩大人类独立性的理论观点和经济方案，无论是互助主义、集体主义还是共产主义。他强调，这个意识形态纲领中一些最重要的特征，如主张发展自治、联邦主义和思想自由，自古希腊起，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存在。人类曾经不止一次地试图实现无政府主义理想，为什么最终却没有实现呢？

涅特兰认为，这个理想没有实现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大型革命都追求独裁。1789年法国革命和20世纪初俄国革命都具有这种特点：这两次革命都从宣布无政府主义理想开始，却以残酷的专政结束。П.А.克鲁泡特金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一书中提出了相似观点。但他认为无政府主义并不是封闭的、教条的意识形态体系，而是体现了人类希望享有充分的自由，推翻所有桎梏，建立能够完全发展自己个人能力和创造力的生活条件，人类的情感和思想不受到任何制约。这样的社会能够实现的前提是，人们之间相互帮助，不再有种姓或阶级特权。无政府主义思想认为，在革命过程中社会能够进行自发的转化，转化能否成功取决于革命者思想的成熟程度以及创造能力。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无政府主义的批评家们就揭示了这个学说潜在的根本矛盾。这个学说继承了法国启蒙思想中有关人类在本质上是极端理性的观点，如果认清所发生事件的逻辑，那么就会永远理性地行动。基于这种对人类本性的理性主义的看法，无政府主义者提出自发性社会变革的优势。但无政府主义理论忽略了人类本性中的理性与非理性元素的关系问题，也没有回答为什么人类会有破坏性和侵略性行为的问题。例如，在向大众社会转变的时期，社会运动以及革命运动的发起可能不是出于理性主义的科学推论，或者因为忠于某种意识形态，而仅仅是由于群众感性的、非理性的活动。Э.久尔科格姆、弗洛伊德等人的心理分析理论揭示了人类富有侵略的客观本性，提出法律和国家是文明的必要因素。Х.О.加先特观察了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群众”现象，指出让一些准备不足的群众自发地、不受监督地参与政治所造成的巨大文明代价。“大众社会”理论指出群众的心理和行为具有不可预测性，特别是在危机局势下，提出了政治的非理性主义的观点。“群众——这是社会性的动物，在挣脱强加给他们的缰绳。”[38]这是一种盲目的力量，能够摧毁他们在实现自己目的道路上的任何阻碍。无政府主义没有注意到群众的非理性主义这样一种心理现实，这使人们对无政府主义的基本思想产生怀疑，质疑这些思想与社会和心理现实不相符合。

无政府主义者追求回到因市场关系的发展而消失的传统公社秩序，他们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与农民的想法非常接近，他们把自发性暴动作为实现社会和谐途径的思想与很多国家农民起义的实践相吻合。“黑色重分”即平均分配土地的思想得到了刚刚才脱离农业生产的无产阶层的响应。巴枯宁和俄国民粹主义者都指出，这些农民运动，至少在其起始阶段，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农民运动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土地商业化破坏了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市场经济原则的推广也迫使人们寻找某种方式来对抗它们。人们忠诚于传统制度，这些传统制度被破坏性的力量所撼动，于是人们希望消除这些破坏性的力量，也可能会转向寻找能够保护他们的新的社会形式。

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无政府主义者观点的共性是追求使社会从国家的束缚——官僚、警察以及任何等级性质的机构下解放出来。但是无政府主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特点。在法国、英国、美国、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无政府主义融入了人类衍化进程，是自由主义发展的直接结果，同时也是自由主义思想更新的形式。在那些发展进程具有自身特色的后发国家，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发展呈现另外一种形式，有另外一种发展规律，俄国也在此列。

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创始人是М.А.巴枯宁，他是19世纪60～70年代革命民粹主义的理论家之一，在1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直接参与了当时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从1876年他去世后到20世纪20年代，俄国无政府主义理论的领袖是П.А.克鲁泡特金。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不仅是俄国无政府主义现代化方案的主要创作者，而且是公认的世界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权威。别尔嘉耶夫曾指出：“无政府主义主要是俄国人的创造。有趣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主要是俄国贵族的最上层创造的。这就是最重要的并且最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公爵和宗教无政府主义者托尔斯泰伯爵。”[39]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其他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名气不大，但他们的创作也是对俄国无政府主义政治现代化理论的重要补充，如А.卡列林、Л.切尔内、А.阿塔别科扬、Я.诺沃米尔斯基、А.波罗沃伊等人。

俄国大部分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由于身份非法被迫流亡国外进行活动。俄国侨民在他们特别是克鲁泡特金的影响下创建了各种无政府主义联盟和协会。例如，1900年在日内瓦出现了М.达伊诺夫领导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小组，1903年也是在日内瓦由Г.果格利亚领导成立了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协会——“面包与自由”社，1905年在纽约形成了Я.诺沃米尔斯基率领的工团无政府主义小组，1913年在巴黎由卡列林等人创建了“自由社员兄弟会”等。

俄国本土第一批无政府主义团体于1903年出现。无政府主义者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以及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俄国内战期间，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进行活动，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共济会运动，部分无政府主义者支持布尔什维克。20世纪20年代初，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组织被苏维埃政权取缔。一些强硬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被镇压，如切尔内，一些留在了苏联做出妥协，如诺沃米尔斯基、波罗沃伊，而另一些人再次选择流亡，如В.沃林、П.阿尔希诺夫等。

俄国传统上把无政府主义视为极左流派。无政府主义从最初起就是面向未来的激进现代化理论，体现了俄国左派政治思想的整体特点。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思想和学术争论的主要对手是左翼政治阵营——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流派虽然是他们在革命运动中的“兄弟”，却主张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而对于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他们不是与之辩论，而是完全地排斥、激烈地抨击，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对他们也是如此。

俄国无政府主义内部派别林立，彼此之间紧张对立，可以划分出集体主义的（巴枯宁）、共产主义的（克鲁泡特金）、宗教的（托尔斯泰）、工团的（诺沃米尔斯基）、个人主义的（波罗沃伊、杜宾斯基）、联盟的（切尔内）、泛无政府主义的（戈尔津兄弟）、神秘主义的（索洛涅维奇）、普世的（卡列林、阿塔别科扬）等无政府主义流派。但他们之间的共同点，用克鲁泡特金的话说，是承认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国家，否定法律，反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集中化与等级化，主张通过革命方式进行社会变革。[40]

无政府主义者曾经若干次试图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政党，却劳而无功，但形成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组织，主要有“黑色旗帜”“面包与自由社”“斗争”“人民复仇联盟”“警钟”“无政府工团宣传联盟”“劳动之声”“先锋队”等，还有“乌克兰革命起义军”（马赫诺分子）。

反映无政府主义现代化纲领的主要出版物有《面包与自由》《海燕》《劳动与自由》《无政府状态》《暴动者》《锤子》《无政府主义者之声》《无政府主义通报》《自由劳动之声》《自由之路》《无政府主义》等。

俄国无政府主义现代化方案的主要原则有：坚持人与社会的生物性本质，要求取消所有约束人本性自然发展的制度限制，首先是取消国家和法律；给予人的个性绝对的自由，人的个性只能受到“自然”道德规范的自我限制。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基础是自由联盟的自我组织、全面自治，实行联邦制（甚至是全球的邦联制），即所有人类联合组织自由地相互交往、互利合作。实现这个美好未来的方式只有通过广泛的社会革命，因为“旧世界”的精英，社会政治、经济和法律领域的所有剥削者都不会甘愿自动放弃自己的特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