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核对车票时，母亲把保温杯塞进我背包的动作突然凝滞。铝制杯盖磕在充电器上，发出类似断弦的颤音。她鬓角的白发在晨雾里泛着瓷器的冷光，让我想起昨夜收拾行李时，那些被反复抚平的衬衫褶皱。
“记得把茶叶罐放上层...“她开口的瞬间，月台广播吞没了尾音。我们同时伸手去扶歪斜的行李箱，两个人的食指在黑色箱壳上相碰，像两片逆向生长的银杏叶。
地砖缝隙传来列车进站的震动，母亲围巾末端的流苏开始不规则摆动。她突然用方言说起阳台新栽的薄荷，语速快得像在填补某种即将裂开的空隙。我数着她眼角细纹里蓄积的光斑，想起十八岁阑尾炎手术那晚，她就是这样语无伦次地描述窗外根本不存在的彩虹。
当绿色指示灯亮起的刹那，母亲指尖划过我外套纽扣的力度，精准复刻了大学毕业典礼上她调整我学士帽的角度。车厢连接处传来机械咬合的叹息，她终于让那滴在睫毛上悬浮了二十三分钟的眼泪落下来，砸在我手背时却变成了微笑的形状。
“冬天回来喝鱼汤。“隔着开始移动的玻璃窗，她举起那个装着手工糍粑的保鲜盒。月台立柱的阴影一道道掠过她的面容，像老式放映机的光栅。我在逐渐加速的视野里看见十六岁的自己——她正踮脚将舍不得吃的毕业旅行机票，悄悄塞回母亲收着存折的檀木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