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24日。北京故宫。
第九届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决赛落下帷幕，西南政法大学（原西南政法学院，以下简称“西政”）终于问鼎了。西南政法大学代表队从重庆、南京、北京，一路鏖战了17场次，创“华辩”单届场次之最。设在北京故宫的这场辩论赛事的正方是西南政法大学，反方是清华大学。
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自2011年首届比赛至今，已经成功地举办了8届，是全世界最具权威性、最专业、规模最大的华语辩论赛赛事，也是目前唯一纯粹选拔国际华语辩论选手的竞技场。
由于这次西南政法大学的出线，许多校友和其他人士纷纷为西南政法大学代表队点赞。还有一些在现场观摩的校友和一些一直关注现场直播的人纷纷发表了相应的感想和体会。有一位自称为“孙志超博士”的人也加入到了这个评论的行列。
“孙志超博士”:“辩题对清华明显不利，幸福不幸福是种观点，当然是主观的。能考上清华的，当年报志愿的时候都不一定知道有西政这个学校。反正当年我不知道有西政这个学校，因为打死也不会考那么差。两个IQ的人怎么辩论？评委什么IQ？加上选题对清华很不利，又刺激低智商了，不好意思。”
这位“孙志超博士”所发表感言的前半截，我是完全认同的。
1979年，我高考的分数出来以后，突然被通知去我所就读中学的校长办公室填报志愿。一张大大的乒乓球台，在昏暗的灯光下，围坐着十几个上了高考分数线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复读生。
老师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份报纸，报纸上标记着重点大学和一般大学。那年代，没有现在这样的985、211、一本、二本和三本或者是什么合资学校之类的东西。据说，在1978年，著名作家刘震云的父亲，他的两个儿子参加高考都考上了大学，刘父收到了两份录取通知书：一份是北京大学的，一份是西南政法学院的。北京大学好办，校址当然是在北京了；而西南政法学院在哪儿？刘父四处找人打听，问，西南那么大，西南政法学院的校址到底在哪儿？
据贺卫方（现为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回忆：1978年的8月，山东牟平邮递员来到姜各庄村，在他家门口大喊有喜。他接过挂号信，小心翼翼打开，里面的确是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但不是山东师范大学，而是西南政法学院！
贺卫方当时非常纳闷：西南政法学院？这是个什么东西？在哪里？重庆又在哪个地方？我没填这个学校啊？这个真没有啊！
我当年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在填写高考志愿时，我是茫然四顾，不知所措。那种惶惶然正好暴露了我们那一代人内心的荒芜、信息的闭塞和知识的贫乏。
我拿着一张《湖北日报》，翻来覆去不知道如何填写。坐在我隔壁的一个男同学非常自信地在他自己的表格上填了上海交通大学智能工程系，而我则是一直拿不定主意，左看看，右看看。表面上是犹豫不决，实际上是内心没有主意。看见我这般模样，这位中学同学指着报纸说：“我给你一个建议，这上面有一个西南政法学院，是一所重点大学，去年在全国招收了300多人，基本能够确定，这些大学生在毕业以后去司法机构工作。这个学校今年招收的全部是法律专业和刑侦专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十分明确的，现在强调的是依法治国，需要法律和刑侦方面的专门人才，毕业后一定有用武之地。”
我态度非常谦虚地问：“这个学校在什么地方？”
他拿过我手上的报纸，指着西南政法学院这一栏的最后一项说：“在重庆市沙坪坝区。”
“孙志超博士”说的是实在话。那个年代，在填报高考志愿以前，真的是很多人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所大学。
在去重庆上大学之前，我和这所大学似乎不是处于同一个世界里，彼此一无所知：我的城市乡村，她的山川河流；我的江汉平原，她的坝子丘壑。我们毫不相干，如同两条平行的铁轨，找不到交叉点。直到我从武汉乘坐东方红27号轮船，逆长江而上，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的那个的夜晚，我翘首看见西南政法学院迎新站的时候，我才看见了我心目中的重庆和地址在重庆的这所大学。那个时候，我才有机会用心去触摸地处西南重镇的我的大学，去近距离地观察她，体会她。
观察和思索，这是我与西南政法学院对话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与她发生故事的最初动因。我相信，我和这所大学的这些故事仍然在继续，一定会持续到地老天荒。
我当时的感觉是，走进这所大学的迎新站那个时刻，自己的模样一点儿也不好看，瘦里吧唧的，头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脸也是又皴又红，满身臭烘烘的汗水，倒是像极了刚从田野的劳作中洗脚上岸的少年。由于对过去农村生活的特有的敏感以及害怕在大城市迷路引起的不安，一个农家子弟在进入特大型城市的时候，往往显得格格不入。
我远远地就发现了路边的一辆大巴车，车身上写着学校的名字。我开始惊喜，看见了希望。我赶紧一鼓作气，身手矫健地、迅速地双脚一蹬，把自己整个人和行李一起塞进了大巴车里。
上车以后，长途跋涉的亢奋和疲惫，如歌曲的余音还残留在我的体内。在这大巴车上，我竟陷入了一种错觉，如同自己在星际移行的时空中。我沉默地打量这个热闹的世界，我渐渐没了自信。我甚至有点怀疑自己是否来到了适合于自己未来成长的环境里。或者说，对于自己的未来，一头雾水。
大巴车开动时已近黄昏，重庆的地貌和各种建筑，一直隐没在多山、多树、多水汽的雾霭之中。天色逐渐转暗变黑，这座西南城市的夜晚，依然是云薄月淡，给我留下温馨的记忆。
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有了对这所大学的实实在在的感觉，一种皈依了某种信仰的虔诚之心油然而生。我以为，只有亲历过那个沸腾的、波澜壮阔的、如饥似渴的年代并贴近观之，才能即便身在遥远，也能够看见西南政法学院近在咫尺的模样。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就一定会在空寂的、层层叠叠的、重庆的灯火之中感受到一种凝视的目光——一个求学的少年凝视自己精神故乡的目光！
40余年前的那场考试，改变了我的命运，改变了那一代人的命运，改变了中国的一切，影响了世界，也塑造了今天我们的这个样子和我们这样的社会。我们无法否认，每一次高考，都是特殊时代的特定产物，都印着那个时代特殊的烙印和密码。感谢高考，中国上下流动的通道畅顺了，让无数学子梦想成真！
在那个剧烈的变革过程中，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南政法学院在中国的法学和刑事侦查学方面，是率先重起炉灶，在断层中另辟蹊径的。
尽管西南政法学院在形式上太过内敛，像她所推崇的价值观一样，充满了“拙而勤、愚而直”（79级敖完全语）的精神气质。至少，作为一个形式，这所大学看起来并不那么焦虑，沉稳扎实地迎接挑战。这样的姿态，进一步证明了，她已重新返回到了某种专注于法学、刑事侦查学的教学和研究的自主的某种状态之中了。
考上大学以后我才明白，西南政法学院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她就像一个活在现代的善于感天悟地的母亲，总是能迅速地捕捉到我们这些年轻学子的思想意识中最细微的火花，并且进行恰如其分的引导。她的孩子们无论走多远、飞多高，抑或在惊涛骇浪中沉浮悲欢，都永远背负着母亲的牵挂和思念。
回头想想，在那个年头，人们内心的企盼和愿景并不比今天少：要想成名比登天还难，没有个人电脑，连个像样的打字机也只有大单位才有，黑白电视比房子还贵，每餐能吃上鸡蛋和肉类的都算是大户人家了，能喝上一次红薯干酿的白酒就会让人通身舒坦。可是，很可能就是在旁人难以想象的那个瞬间，那个时候，西政在令人期待的清明世界里悄然地走向了人们的视野，并且在持续的震荡中不断地重构着新的法学和刑事侦查学的教研秩序。
关于IQ的问题，“孙志超博士”所用的逻辑推理及其结论，本身就证明了这个人所处的IQ层次，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正常的人一看就会明白。我想说的是，西南政法大学的学生，绝大多数秉承的是“拙而勤、愚而直”的学习和做人方式，这跟IQ的层次似乎关系不大。如果说一定要有关系的话，IQ太高的学生，西南政法大学教不了，也长不大，只能去国际或者国内的最为顶尖的大学接受教育。
我以为，最好的大学是一张无缝的信任之网，把一群爱学习的、勤奋钻研的、爱思考的、志气相投的人联结起来，没有什么非常深奥的道理和所谓的神乎其神的东西，只有一群靠谱的人，他们彼此之间有着正确的信条和信任。这种连接，清淡如水，却浓稠如血。
我非常幸运，在就读西南政法学院之后就学会了诸多的学习方法，特别是保持着一种对知识的渴求状态和日积月累的持续学习的习惯。接着，我认为我变成了我希望变成的人。我自认为我不是最聪明的，但我是非常勤于思考的；我不是思想家，但却愿意成为一名勤奋的思考者；我只想每天夜里睡觉时，比当天早晨多学习一点点，聪明一点点，进步一点点。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我就会认为自己是在进步。这种习惯对我很有帮助，特别是在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时候。我想，这些都是无法用天分和IQ去解释的。
回头再说说华语辩论赛的事情。尘世中的竞技，无非都是名、利二字，但是，这两个字也需要以实力去承载。在中国，名气最大的学校尚且不能免俗，譬如“为获取好的名声而聘用一些能够为学校带来更好名声的专家和学者”“举行校庆的时候有意或者无意地提前建校时间，让自己的历史变得更加悠久辉煌”等等，更何况其他大学？
一个学校中某一个群体的集体崛起，绝不是偶然的，必有其前因与后果。在知识活动的蓬勃气氛下，必须要有一种思想上和道德上的向上的、内生的精神力量。只有让这种内生的东西在学生中生根发芽，这样的群体，才会超凡脱俗。
西南政法大学追求的是自由发挥个人潜质，不为功利所累。与此同时，要求学生学会独立思考、自觉自愿地勤奋学习、自主选择研究方向；拥有独特的信念、思考的自由，这才是教育的目的，也是学生终其一生学习的习惯和基础，更是每一个学生获得幸福和成功的终极能力。
低调而不张扬，一个学校有一个向内求安的愿望，无时无刻不在要求自己的学生“日拱一卒”的进步，做到了这些，自然就有了好的出世与入世的师生，一个群体的崛起也就成为必然。
西南政法大学的精神气质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可能是对这个残缺的世界保持信心和耐性，不会高估自己的能力；是耐得住寂寞，经得起磨炼，不服输，不随大流；是可以就地跌倒，但不能从此下跪；是知进退、守边界、不作恶；是坚持做正确的但可能不太容易的事；是明白“谁在真理面前胡说八道”、知道“谁在用嘴巴放屁”、知道谁用笔挺的西装包裹着猪下水；是学校对学生的包容和宽待。而这些也正是那些年西南政法大学的精神内核之所在。
我以为，有些人对在大学学习的理解是错误的，在大学学习不是由拼搏和牺牲精神组成的，而是由忍耐和煎熬堆积起来的。这样的辩论赛事，虽然不一定能提高某一所大学的声望，但赢了赛事，绝对没有偷走其他大学的名气，更没有挤占其他大学高高在上的、欺世盗名的生存空间。我甚至还以为，真正的大学的声望不是来自个别人的吹嘘，而是来自于专业同行的尊重；真正的自尊也不是来自于他人，而是来自于夜深人静时一个大学的师生们的自我拷问。
在中国的大学改革过程中，制度设计的核心问题不是如何分配利益、资源和名气，激励所谓的更高的伪“学术”产出，而是如何培养学术传统的精神带头人。我想，好的大学，必须具备用以提高学生的精神水位的条件和环境，必定有一套能为本校的自主的学术成长提供有效支撑的制度。谁都清楚，只有建立了特有的大学人文传统，在特色科研和教学文化中积淀出高层次的人才，提高教育品质，才能够为国家奠定真正的精神和文化的基础。
我们的这个社会需要这种有益无害的竞争，我们要创造环境和条件，让那些最有能力和最愿意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发挥最大的作用。一个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想要获得非常高的成就，就必须参与到其中来，并且成为那样的人。
这几十年来，中国社会一日千里。不要说别人，就连我都变得让自己认不出来了。在这个暮色四合的背景下，在这个越来越走向心灵的封闭的环境里，在这个民生孤苦的时代，在这个同行者渐已沉沦和不断消逝的世界里，有了这样的辩论，至少是一股向往知识、向往光明的清流。一切公共的知识人，一切的媒体，还是要多一分宽容、多一分致敬和多一分相互守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