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中国市场

东印度公司虽丧失了印度贸易垄断，但却仍然垄断着中国贸易。

为改善由行商垄断广州贸易的局面，东印度公司希望英国在北京派驻使节，实现舟山、宁波、天津开埠，并在沿岸选取合适的岛屿用作英国人的居留地，于是开始鼓动英国政府。英国政府先是在1793年派遣马嘎尔尼，后来为了交涉福州开港，又于1816年派出了阿美士德，但两次交涉都没有取得进展。

东印度公司为改善广州贸易条件多少做出了努力，但担心伤害中国当局者的感情会使茶叶贸易遭到禁止，所以还是选择继续忍耐，在现有的“公行制度”下开展贸易。

中国当局者也意识到茶叶贸易是牵制英国人的最佳手段。因为一旦英国人违背官方意志，官方采取禁止其开展茶叶贸易的手段就可以使他们屈服。

在东印度公司忍受广州贸易体制期间，兰开夏地区的棉纱工业在19世纪的30年间实现了由飞梭织布机向水力织布机的转变，由此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幅提升，这使得印度市场已经不能满足需求，英国还急需打开中国市场。

英国想将中国变成第二个印度。此时，在广州从事鸦片走私的地方贸易商开始响应这一诉求。

可以说鸦片商是东印度公司的私生子，是钻广州贸易体制空子的走私者。他们的贸易远远超过了东印度公司，毋宁说，他们充当了东印度公司“扶养人”的重要角色。尽管如此，作为走私商人，他们还是处在一个不光彩的角落。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开始与兰开夏棉纱业者、曼彻斯特商人合作，努力将中国市场从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中解放出来。

就这样，英国也于1834年（道光十四年）放开中国市场的自由贸易，东印度公司只负责从广州到伦敦的汇票兑换业务，自由贸易商一下子涌入广州。

1831年，刨除葡萄牙人、印度人和波斯人，广州夷馆的外国人总数为83人。其中，英国除东印度公司的20人，共有32人，商会5个。1837年，外国人总数达213人，其中英国人158人，商会激增至17个。由此可以窥见自由贸易商纷至沓来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