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日侦探小说概说

一、民国时期中国的侦探小说创作

（一）“侦探”小说与“公案”小说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和侦探小说类似的、以狱讼为题材的公案小说。所谓公案小说，孟犁野提出：“凡是以广义性的散文形式，形象地叙写政治、刑事、民事案件和官吏折狱断案的故事，其中人物、情节、结构较为完整的作品，均应划入公案小说之列。”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案小说的范畴是非常宽泛的，因此有些人认为公案小说可以被看作侦探小说的前身或者分支等。虽然一般认为侦探小说诞生于19世纪的美国，但假如公案小说也可算作侦探小说的话，侦探小说的历史便可以追溯到中国唐朝时期，则世界侦探文学史就要全部改写了。

那么，公案小说到底是不是侦探小说呢？在侦探小说传入中国之初，译者将“detective story”翻译成“侦探小说”，而不是直接使用“公案小说”的说法，可见在当时的人看来，公案小说和侦探小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侦探作家程小青在《侦探小说的多方面》一文中提到，侦探小说的历史仅仅90年。在《论侦探小说》中也明确写道：“侦探小说的发源地点是在欧美，欧美的历史既然这样幼稚，那么从欧美引渡而到我国的历史自然更比较幼稚了。在我国的故籍里面，如唐宋以来笔记小说等，固然也有不少记述奇狱异闻的作品，可是就体裁性质方面说，决不能算侦探小说。他如流行民间的通俗小说，如《施公案》、《彭公案》和《龙图公案》等，虽已粗具侦探小说的雏形，但他的内容不合科学原理，结果往往侈述武侠和参杂神怪。这当然也不能算做是纯粹的侦探小说。”

在学界的研究成果中，有些学者认为公案小说是侦探小说的前身，比如曹正文指出：“中国侦探小说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书上记载的各种案例，如《三国志》中有‘蜜中鼠矢’，《魏书》中有‘刀鞘得贼’、‘妄认死尸’、‘破鸡得情’，这些案例中都讲究悬念与破获凶犯。可以说是中国侦探小说的雏形与素材。南宋时的包拯、明清时的海瑞，也破获了不少疑案，这在《七侠五义》、《大红袍》等通俗小说话本中，均有详尽的描述。宋人郑克编的《折狱龟鉴》与桂万荣编的《棠阴比事》中也有巧破疑案的记载。这些案例大多注重于歌颂清官的廉洁与刚直不阿，在字里行间反映了官吏的机智与明察秋毫的侦探本事。明清年间，案例已经引起了文学家的兴趣，……最突出的例子是清末小说家刘鹗在《老残游记》中通过三家冤案刻画了酷吏草菅人命，作者借书中白子寿之口请出老残，说：‘这种奇案，他岂是寻常人能办的事？不得不请教你这个福尔摩斯呢！’可见，神探福尔摩斯已在中国产生了影响。在这些作家的努力下，中国公案小说在最初写法上更加讲究生动性与趣味性。应该说，这类案例与故事都为中国近代诞生侦探小说打下了基础。”可见他虽然也承认古代的公案小说与近代侦探小说在性质上略有不同，但还是认为两者之间具有传承的关系。黄泽新和宋安娜则提出中国的公案小说都可以看作是侦探小说。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公案小说和侦探小说应该看作是两种不同的类型。例如郭延礼指出：“侦探小说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即私有财产高度集中并受到威胁）以及社会重视科学并对科学普及发生兴趣的产物”；“严格地说，中国20世纪之前没有侦探小说。有人把唐代的《谢小娥传》，宋代的《错斩崔宁》、《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三现身包龙图断冤》，乃至清代出现的《包公案》、《海公案》，都作为中国侦探小说的代表作。其实这些作品均系公案小说，并不是侦探小说。大体可以这样说，20世纪之前，我国虽有数量可观的公案小说，但没有侦探小说。”

那么，同为具有破案元素的小说，两者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两者主要有如下不同（见表1-1）：

通过列表可以看出，公案小说的重点在于烘托判官的人物形象。他们应是理想人格的化身，具有一定的名声和威望，在遇到疑难案件时，他们有时会阴差阳错地得到破案的线索，顺利查明事实，有时则凭借“五听”等方法，甚至仅通过主观的“自由心证”，先锁定怀疑的对象，再逐步验证自己的推断。而当案件陷入僵局时，他们往往会得到神明的帮助，比如托梦或者显现神迹等，使案件得到圆满的解决。比如鲁迅曾提道：“明人又作短书十卷曰《龙图公案》，亦名《包公案》，记拯借私访梦兆鬼语等以断奇案六十三事，然文章甚拙，盖近识文字者所为。”在公案小说中，整个破案的过程中并不体现太多科学的分析和推理，相比之下，出于“人之常情”或者“人之本性”的常识判断和推论对侦查案件是更有帮助的。小说的冲突和高潮往往不在于破案的过程本身，而在于案件中人物的经历或者性格等方面。小说的结局多体现因果报应的观念，意在教化众人，更重要的目的则是拔高判官的形象，判官常常被称为“×青天”，寄托了民众对于公平和正义的向往和信仰。而在侦探小说中，塑造侦探的形象固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最为重要的内容，却是侦破案件的过程本身。案件的侦破并不过于依赖侦探的灵光一现或主观直觉，更多的是通过严谨的侦查，取得客观证据，再运用科学知识和严密的逻辑进行综合分析和推理，最终找出罪犯。从这个意义上说，侦探小说和公案小说之间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如果从序言部分对侦探小说的定义来看，很难认为两者是同一类型的文本。

（二）中国侦探小说的创作和发展历程

中国的侦探小说始于对欧美作品的翻译。从1896年开始，欧美的很多侦探小说都陆续被翻译成中文，尤其是1907年以后，翻译作品如雨后春笋一般不断涌现。“其特点是翻译数量多，涉及面广，翻译队伍庞大，速度快，几乎与原著者的创作同步。1907年之后，究竟翻译了多少部侦探小说，至今尚未有完全的统计，保守的估计当在400部（篇）以上。”其中，夏洛克·福尔摩斯系列是最受欢迎的。除了上文提到的张坤德所译《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之外，1916年，程小青和周瘦鹃等用文言翻译了夏洛克·福尔摩斯系列小说，结集为《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出版发行，截至1937年，便再版了20余回，可见人气之高。1930年，程小青又接受顾明道的邀请，将柯南·道尔当时撰写的共54篇夏洛克·福尔摩斯系列小说全部翻译成了白话文，世界书局取名为《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出版发行。除了夏洛克·福尔摩斯系列小说之外，当时比较受中国读者欢迎的欧美作家还有埃德加·爱伦·坡和莫里斯·勒布朗等。1918年，中华书局不仅出版了埃德加·爱伦·坡的《杜宾侦探案》，还出版了《亚森罗苹奇案》。1925年，上海大东书局又出版了《亚森罗苹案全集》。

受翻译作品的影响，中国本土作家原创侦探小说的出现可以说是一种必然。但是，中国最早的原创侦探小说到底是哪一篇，至今仍没有定论。孔范今认为：“就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侦探小说是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出版的《中国女侦探》，作者是吕侠（吕思勉）。”郭延礼则认为：“据现在所能看到的材料，中国最早的侦探小说当是1905年在《江苏白话报》第一期上刊载的挽澜著的《身外身》。”除此之外，俞天愤于1915年在《礼拜六》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侦探小说《柳梢头》，他主张“中国的侦探小说，本是在下始创的。”虽然有种种争论，但不论哪篇作品是中国最初的原创侦探小说，都可以说是在神州大陆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小说种类。

随着中国本土侦探小说的诞生，刊载侦探小说的杂志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除了《侦探世界》《红玫瑰》《紫罗兰》《大侦探》等以刊载侦探小说为主的杂志之外，《快活》等文学杂志也会不定期地推出侦探小说特刊号。值得提及的是，《侦探世界》作为我国第一本以侦探小说为主的专业性杂志，对于侦探小说的普及和推广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侦探世界》创刊于1923年，每个月出版2期，以侦探小说及其创作理论为主体，辅之以武侠和冒险小说，从创刊之初便受到读者的关注和推崇。在杂志第一期的开篇宣言中，沈之芳这样写道：

弗智囊可以括四海，侦探知识智之大者也。而侦探小说不啻举智囊以授人，人挟智囊而更授蛊未之有也。书中所述虽皆取诸理想，然理想者成功之母也。是刊也，期将以理想之酝酿，济之以寓言讽劝之力，使人人获有侦探知识之益，而潜弭人心之恶，机且以造成中国将来之侦探事业。扶持人道与垂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则是刊之力虽微，而所以有裨于世人者，他日或可征也。

可见编者不仅仅是为了追求销量，更是怀着崇高的理想和情怀来创办这样一本杂志的。该杂志的编辑有严独鹤、陆澹安、程小青和施济群四人，从第十三期开始，赵苕狂接替陆澹安加入编辑阵容。每一期杂志都设有类似导言的栏目，由当期主要负责的编者撰写，比如陆澹安的《辑余赘墨》、施济群的《编辑者言》和赵苕狂的《编余琐话》等。在刊物存续期间，共有104位作者在上面发表了侦探作品，其中以程小青为最，共发表了55篇作品，体现了程小青的高产，也间接反映出稿源不足的窘迫。也正是由于稿件的匮乏，再加上出版周期过短，《侦探世界》勉力支撑了一年，在出版了24期杂志之后，便宣告停刊。在最后一期杂志中，赵苕狂承诺少则半年多则一载便会复刊，最终却未能实现。

民国时期主要的侦探小说作家包括程小青、俞天愤、张碧梧、陆澹安、赵苕狂、孙了红等。他们从20世纪初期到1949年为止，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并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比如俞天愤是尝试在侦探小说中添加与内容相符的插绘的先驱者，张碧梧以描写家庭案件见长，陆澹安塑造了非专业的私人侦探李飞这一经典形象，等等。而在短暂的中国侦探小说史中，最为突出的作家非程小青莫属。他模仿夏洛克·福尔摩斯系列创作的霍桑探案系列，可以说体现了民国侦探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本书的第二和第三章将分别对民国时期的代表性作家及程小青的创作进行介绍，在此不做赘述。

（三）侦探小说与“俗”文学

20世纪初期，中国人口在两万人以上的城市已经有312个，其中两万至五万人口的城市有216个，五万至十万人口的城市有46个，十万至五十万人口的城市有41个，五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9个。伴随着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以上海为代表的大都市中涌现出了大量的出版物。进入民国以后，上海的文化产业迎来了繁荣时期，当时的报纸和杂志种类超过了500种。而据统计，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的出版物中，跟鸳鸯蝴蝶派相关的报纸和杂志有180余种。其中，侦探小说作为重要的分支，为出版业的繁荣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对于当时的民众来说，侦探小说具有惊险的故事情节和紧张的探案氛围，展现出了其他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少有的神秘感和刺激性，因此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然而，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创作虽然兴盛一时，但受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学界对“通俗”文学的研究一直较为缺乏，对侦探小说更是少有系统性的研究。所谓通俗文学，是与高雅文学相对而言的。范伯群在其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提出，迄今为止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只被研究了半部，即只研究了“纯”文学的部分，而对以侦探小说、言情小说及武侠小说为代表的“俗”文学的研究则是缺失的。关于雅俗文学之间的界线，范伯群则认为：“综合评估标准是：一、是否‘与世俗沟通’，二、是否‘浅显易懂’，三、是否重视‘娱乐消遣’功能。有些知识精英文学也是浅显易懂的，但它的陈义很高，就与世俗难于沟通、通俗，就是道俗情而与俗众相通。另外，通俗文学看重趣味性，崇尚‘传奇’。”

笔者认为，在探讨20世纪的中国都市文化时，如何评价包含侦探文学在内的“俗”文学，是一个重要的命题。一方面，民国时期，通俗文学被认为对政治和社会改革缺乏关心，只是为了迎合以市民阶层为中心的读者的兴趣而创作的具有“娱乐”功能的作品而已。另一方面，众所周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新文学，十分强调文学的“启蒙”功能，并将文学作为救亡图存的手段之一。新旧文学、雅俗文学之间仿佛天然地存在巨大的鸿沟。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当时很多侦探作家尤其是程小青创作的小说，虽然属于通俗文学的范畴，但作品中体现出的对社会问题的思索和探讨，却与新文学所提倡的“启蒙”具有高度重合的部分。这也是侦探文学与其他鸳鸯蝴蝶派的文学种类之间最为重要的不同之处。目前学界的研究虽然注意到了侦探小说作为“通俗”文学的价值，但对于侦探小说的“启蒙”因素则观察不足。

郭延礼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一书中曾经论述过侦探小说广受欢迎的几条理由。

（1）“侦探小说描写的犯罪问题是人们所关注的社会问题的焦点之一，这类小说题材不管是遗产争夺，强盗行凶，还是奸情谋杀，图财害命，其犯罪事实无不与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它是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状况的一架聚光镜。……小说中所描写的这些犯罪事实和侦破过程，又可以满足人们好奇心理的需求。而强烈的好奇心，以及渴望揭开社会生活中的秘密（所谓‘迷’），则是人们天性中所具有的。读者对作品的这种强烈的欲望和好奇，正是侦探小说巨大诱惑力产生的根源。……它们的基本主题，大多是揭露、鞭挞社会上的黑暗邪恶势力，张扬正义和道德，同情弱者而惩办罪犯。这类的题材又正是我国读者最乐于接受的。”相较于其他鸳鸯蝴蝶派描写的风花雪月，侦探小说惩恶扬善的主题的确更能够唤起读者内心深处对于某些终极价值的渴望和追求，从而产生更爽快的阅读体验，因此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2）“小说中塑造了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不少人物都是一个典型。”比如民国时期侦探作家笔下的霍桑、李飞、胡闲等，都是栩栩如生、疾恶如仇的经典人物形象，又各具特色。

（3）“侦探小说一般故事情节惊险神秘，起伏跌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曲折迂回，忽明忽暗，故事中随时都会出现节外生枝的疑点，又促使接受主体去猜测，迫不及待地要求探明究竟。”案件发生之后，读者便和文中的侦探一起展开了寻找犯人的旅程。读者分析各种线索，带着审视的目光注视着案情的发展。如果真正的犯人与读者的推断一致，结局又是犯人伏法，读者就会产生一种自己伸张了正义的感觉，从而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感。

（4）“优秀的侦探小说，特别是柯南·道尔等人的推理侦探小说，在侦破过程中，侦探和助手们表现出惊人的智慧，他们的反复论辩，周密的逻辑推理，往往使读者心折，这也是侦探小说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吴趼人曾言，“访诸一般读侦探案者，则曰：侦探手段之敏捷也，思想之神奇也，科学之精进也，吾国之昏官、聩官、糊涂官所梦想不到者也。吾读之，聊以快吾心。或又曰：吾国无侦探之学，无侦探之役，译此者正以输入文明。而吾国官吏徒意气用事，刑讯是尚，语以侦探，彼且瞠目结舌，不解云何。”可见侦探小说除了推理等因素吸引读者之外，按照范伯群的说法，更重要的是“科学之精进”和“输入文明”带给人的震撼，但他并没有对此进行太多深入的阐发。

综上，笔者赞同郭延礼指出的四点要素都是侦探小说的重要特色。但要重点强调的是，侦探小说还具备很强的教化民众的作用，即所谓的“启蒙”功能。一方面，侦探作品往往与犯罪相关，体现善与恶、杀戮与正义等相互对立的主题，而侦探小说一般以案件侦破、凶手伏诛为结局，自然而然地便包含劝善惩恶的意味。另一方面，诚如梁启超所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身处上海的侦探作家们感受到了当时的社会氛围，出于良知和正义感，他们也试图用笔来向民众宣扬新思想，引导其向善。因此，侦探小说具有超越“俗”文学娱乐功能的一面，在某种意义上，承担起了“普及文化”和“启蒙思想”的作用。正是基于此，作家们笔下的上海才成为一座“希望之城”。本书的第二、三章将对此展开详细论述。

（四）侦探小说与上海

民国时期，上海作为在世界范围内都颇具影响力的城市，享有很多的美称。它被称为“大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都市，也是亚洲唯一的世界金融中心，世界各大银行纷纷在这里开设办事处，同时，上海又几乎掌握着中国的国民经济命脉。上海还被称为“东方巴黎”，在娱乐和时尚领域可以说是走在世界的前列。当时全国90%以上的电影公司都坐落在此，培养出了一大批至今仍然广为人知的电影明星，也留下了丰富的电影文化遗产。上海还诞生了全国第一家广告公司，广告行业发展迅速，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已经十分发达，街道上随处可见的巨大广告牌成了上海独特的风景之一。茅盾的小说《子夜》中，开篇便写道：“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多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燐似的绿焰：Light, Heat, Power!”此外，当时的上海人在三个月内就能穿上巴黎当季的时装，海派服饰也引领着全国的时尚潮流。“人人都学上海样，学来学去学不像，等到学到三分像，上海已经变了样。”这首歌谣体现的不仅仅是上海旗袍的别具一格，更是反映了上海在各个领域的全面领先地位。

新文化运动为上海带来了新鲜的知识氛围，而出版行业的发达和文化的普及又推动了上海市民文化的繁荣，各种思想交汇碰撞，形成了富于活力的城市文化。同时，“民国上海的知识人逐渐形成了独特又有着鲜明内部差异的日常生活方式与品位格调，这对他们日后的思想倾向产生重要影响”，也对上海的各种出版物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的很多作家（包括外国作家）都用真挚的情感歌颂了这座城市的繁华和精致。

然而，除了上述发达的文明外，上海也存在很多令当时的知识分子深感忧虑的社会问题。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一书中写道：“在西方，关于上海的论述已经很多了，而大量的‘通俗文学’又向她的传奇形象馈赠了暧昧的遗产。不过，它们除了使上海的魅力和神秘不朽之外，也成功地使这个城市的名字在英语中成了一个贬义动词：根据Webster's Living Dictionary，动词‘上海’意味着‘被鸦片弄得麻木不仁，随后被卖给需要人手的海船’，或者是，‘用欺骗或暴力引发一场打斗’。同时，这种流行的负面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又被中国左翼作家和后来的共产党学者强化了，他们同样把这个城市看成罪恶的渊薮，一个外国‘治外法权’所辖制的极端荒淫又猖獗的帝国主义地盘，一个被全体爱国主义者所不齿的城市。”村松梢风也说过：“到了上海，就可知晓像这种可以成为侦探小说材料的事情俯拾皆是。要说喧嚣杂乱的话，世界上没有比此更甚的了。有人失踪，就好像狗呀猫什么的走失了一样，没有人会特别在意，可怕的是，失踪的人永远都回不来了。上海这个地方，严格而言，可以说是不存在警察权的。虽然有很多警察署。”事实上，大多数的城市观察者和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城市阴暗的角落中隐藏着的种种罪恶，尤其谈论到了当时的司法以及警察问题。20世纪20年代初期，上海的犯罪率急速增长并逐渐失控，甚至有西方记者认为，上海已经成为东方的犯罪中心。一发而不可收的犯罪显然意味着警察的无能，因此，对警察的指责和揶揄几乎贯穿了整个民国时期的通俗文学作品。司法的腐败同样是几乎不言自明的话题。然而，实际上警察并非全无作为。比如魏斐德就曾指出：“上海所有的执法机构，甚至包括日本领事馆警察在内，都经常制定法规，尤其是针对赌博和卖淫。由于辖区的局限，所有这些机构试图控制犯罪的努力，特别是上海市公安局和公共租界巡捕房，最终都失败了。对城市某个地区的执法，只是意味着使犯罪活动转移到另一个更合适的地区。换言之，即使在本辖区内有效地制止了，辖区之外，甚至远离上海的国民党统治的内地发生的刑事案件的威胁依然存在，这种城区分治的情况年复一年，使‘罪恶大都会’成为上海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但是，应该指出的是，中国警方为控制上海娱乐业的真诚努力，事实上比其他任何受到治外法权限制的执法行动要好。”由于侦探小说以破案为主题，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对警察甚至司法的描写。而作家对于警察的立场，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们对于城市、国家乃至时代的看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城市，也是最坏的城市；是文明最发达的城市，也是信仰最堕落的城市；是最令人向往的城市，也是最令人绝望的城市；是光明之城，也是魔性之都；人们拥有全部，人们又一无所有；人们仿佛置身天堂，人们又仿佛身处地狱。而到底是歌颂城市中的光，还是追逐城市中的影，中日两国的作家用他们的侦探故事做出了不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