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评析

1948年，英国经济学家罗伊·F．哈罗德在《动态经济学导论》一书中提出了他的增长模型。差不多同时，美国经济学家埃夫塞·多马在他的《扩张与就业》《资本扩张、增长率和就业》《资本积累问题》等论文中也提出了与哈罗德模型基本相同的增长模型，之后被并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哈罗德和多马均认为经济增长与资本（储蓄率）以及资本产出率存在密切的关系。这一模型在20世纪50年代获得推广，是因为解释了为达到目标增长率必需的投资率，如果必需的投资与本国储蓄之间存在资金缺口，那么来自外国的投资援助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持。阿瑟·刘易斯（1954）提出“过剩劳动力模型”，认为资本是制约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建设工厂可以吸收过剩劳动力而不会影响农业生产，因此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资本积累。罗斯托（1960）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中提出，最令人困扰的是从起飞进入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阶段，这一阶段唯一的决定因素是投资率能否从5%上升到10%。钱纳里（1966）基于投资缺口模型，强调国民储蓄的重要性，认为储蓄率必须足够高，方能使一个国家实现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他建议援助国将援助数量与受援国提高储蓄率结合起来。1995年，世界银行的一篇报告指出：“如果拉美国家将储蓄和投资提高到GDP的8%，将会使其经济增长率提高大约2%。”

哈罗德－多马模型给出了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即实际经济增长率等于有保证的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要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就像在“刀刃”上行走一样困难。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索洛（1956）指出，经济增长除了劳动和资本两个内生因素外，还包括外生的技术进步。在长期内，资本投入必然遭遇报酬递减，资本投资并非经济增长的源泉，技术进步才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因。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使得投资机器设备并非维持经济增长的可行之路。因为只有机器设备刚开始稀缺时，投资机器设备的产出增长率才会提高，而当机器数量相对工人数量变得富余时，投资机器设备带来的产出增长率便会下降，以至为零。索洛模型提出可以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具体而言，在均衡状态下，总产出的增长率依赖于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在未达到均衡增长时，投资率的上升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在均衡增长路径下，技术进步可以克服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使经济能够持续地与技术进步同步增长。索洛（1957）将产出的增长分解为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的增长，通过计算发现资本和劳动力只能解释12.5%左右的产出增长，另外87.5%左右的产出增长则归因于技术进步。索洛这种计算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方法，就是著名的“索洛剩余”。

索洛没有解释清楚外生的技术进步的源泉，但保罗·罗默提出知识、技术的增长可以通过投资取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形成了与索洛的技术外生思想截然不同的内生增长理论，即技术、知识不仅能形成自身的递增收益，而且还能使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进而成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动力。这一分析有些类似于阿罗的“干中学”思想。阿罗（1962）认为，人们通过学习而获得知识，技术进步是学习知识的结果，而知识又是经验的产物，这些知识的积累和外溢会形成报酬递增效应。

舒尔茨（1961）把资本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认为通过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投资形成人力资本，能够产生收益递增，从而扭转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因此人力资本是经济稳定增长的保证。卢卡斯（1988）指出，人力资本在提高投资者本身生产率的同时也会产生外部效应，即知识溢出效应，最终将形成生产的规模报酬递增。卢卡斯的增长模型表明，拥有大量人力资本的国家会实现持续、较快的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1997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针对“东亚奇迹”指出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许多人将东亚的经济成功归因于为基础教育提供大量公共资金，这是东亚发展的基础。”对国民的教育能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其影响的途径是提高生产率、收益、劳动力流动性、企业家才能和实现技术革新。

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增长的因素包括知识存量增加、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结构转变等因素。其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往往是知识积累、技术进步所致。经济结构转变的因素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经历了经济结构的转变，经济活动从农业转向非农业，再从工业转向服务业，劳动力也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但贫穷经济的结构变化非常缓慢，劳动力束缚在传统的农业部门，传统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方式阻碍了经济的增长。

自从新古典经济学把研究对象从经济组织问题转向资源配置问题之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储蓄和投资效果的考察只见物不见人，只见果而不见因。那么是否只要有钱就能改进生产力？如果是，盛产黄金、石油、钻石和其他珍贵资源的国家，其劳动生产率理应最为发达，但事实并非如此，甚至有“资源诅咒”一说。亚当·斯密强调积累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要想通过分工来改进劳动生产力，“预储资财是绝对必要的”。但在斯密看来，储蓄和资本是专业化分工的前提条件，资本和投资是发展分工的工具。古典经济学主张分工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储蓄、资本、人力资本进步、技术进步、研发都是伴随经济增长的应有之义。诺思和托马斯指出，与其说技术创新、规模经济、资本积累、知识进展等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不如说这些因素实际上就是经济增长本身。因此，探索经济增长的真正根源，要从促进分工发展的根源中寻求答案。

以中国电信业为例，我国对电信业的投资使它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设备，但其生产率却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准，资费仍然较高，原因在于中国电信业的专业化分工水平还不如发达国家。卢卡斯认为，若投资于教育，人力资本就会积累，未来的生产力就会增进。我们认可这种观点，但需要进一步分析教育的效率，现代教育体系通过引入专业化分工和班级教学大大提高了教育的效率。罗默认为，如果投资用于研发，就能提高生产力。但事实上，如果没有研发的分工，蒸汽机根本不可能发明出来，瓦特和巴尔顿雇佣了很多人专门研究蒸汽机的不同环节，才造出世界上第一台实用的蒸汽机。新古典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技术进步正是分工的结果，斯密早就论述过分工导致熟能生巧和机器发明。库兹涅茨强调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结构变化正是分工演进的特征，随着分工水平的发展，新产品不断出现，旧产品不断淘汰，产业结构的调整是经济发展中的必然特征。

新古典增长理论强调的依然是生产要素的供给方面，把关注的重点放在投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方面，这正是新古典经济学对生产函数的定义内容。与新古典框架一样，新古典增长理论忽视了组织创新和制度因素，投资、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结构变化是经济增长本身，而非经济增长的根源、经济增长的根源要从促进这些增长的因素中寻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