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存课程体系受到的挑战

对我国的现存教育稍加考察，就不禁会提出这样的两个问题：（1）目前这种继承了几十年的全国划一、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课程体系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的国情是否矛盾？（2）近年刮起的学生厌学、辍学的“读书无用”之风是否与学校课程的“社会效用”有某种内在关联。

1949年以后，由于对苏联教育的教条主义式学习，我们在学校课程设计上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表现之一是建立大一统的课程体系，即全国遵循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授课时数表、设置统一的课程、使用统一的教材。这一课程体系一直沿用至今。尽管其间在学科、课时上有所调整，但教育部对各地的要求是统一的，始终强调“开设的课程以及各门课程的教学时间和要求，全学年的上课周数、劳动时间和假期，应该执行教学计划的规定，不得随意变动”^[1]。

这种课程体系事实上不可能在发展不平衡的各地“统一”实施。笔者曾于1988年初对海南岛的中等教育进行了粗略考察。当涉足一些黎、苗族村寨时，吃惊地发现学校的课程计划、教材类型竟然与内地城市的中学毫无二致！一个中学生与我交流都很困难，而他的桌上却安放一本全日制中学的英语课本。现在的课程与近乎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鲜明的反差，发人深思。诚然，希望所有儿童享受均等教育而制定统一课程的出发点是良好的，但愿望毕竟要植根于现实的土壤才有实现的可能。不顾差异性的统一课程已经在老、少、边、穷地区的落后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面前变成了“空中楼阁”。随着近年来社会各个领域的深入改革、城乡经济的活跃以及地方对人才需求的多元化态势，统一的课程体系与社会现实对人才规格要求的矛盾日益尖锐。

应该承认，教育决策部门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为此付出了努力。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教学计划（初稿）》中明确指出：“从我国幅员广大、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出发。面向大多数地区和大多数学校，实行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2]。然而现实的进展并不令人乐观，人们没有看到旨在消除上述矛盾的配套措施出台，那种由来已久的“千校一面，万人一书”的局面并无明显改观。相反展示在眼前的是1987年、1988年泛起的“读书无用论”风潮对学校课程的更深层的挑战。

国家统计局1988年6月公布的资料显示：6—14岁的学龄儿童在校率仅为76.7%，有23.3%的儿童没有入学或中途辍学，实际总人数达到4000多万。据天津市1987年的调查，该市的在校初中生的流失率达到3.6%，其中郊县的流失率达到了农村在校初中生的5.9%。1988年江西省的统计数据是：小学生的流失率为4.2%，初中生为8.6%。促使学生离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前两年“经商热”的冲击、升学十分艰难、乡镇企业非法招用童工、学校各种费用的上涨、知识分子待遇低等等。但就教育内部看，全国划一的课程体系不能适应各地不平衡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不能武装学生在面对现实社会的生活、发展之知识技能，不能不说是导致厌学、辍学的原因之一。

普通中学肩负为高一级学校输送新生的培养劳动后备军的“双重任务”，升学与就业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而在实际的普通中学教育中“升学”全力以赴，“就业”有名无实，统一的课程体系以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的教育内容为参照系，升学考试的内容几乎成为普通中学课程的全部含义。为那些升学无望的未来“就业”者准备的课程是什么却不甚了了。统计数字表明，我国无论初中或高中，毕业生只有25%左右能进入高一级学校，尚有75%的毕业生需要就业^[3]。对于这75%的学生，学校若不能给他们开创生活的具有较高“社会效用”的知识技能，学校课程则必然失去吸引力，使他们中的许多人要么“自暴自弃”，要么“另谋生路”。

有鉴于此，实现我国课程体系的转轨已成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