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代文教政策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

一

文教政策影响着哲学或思潮、文学或科学乃至文明的走向。纵观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文教政策，虽然随着社会历史发展时期不同，各朝代文教政策会有所变化，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却贯穿了中国两千年历史。汉以后，儒家被定于一尊。曾盛行一时的黄老之学、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佛学等或者边缘化，或者某一朝重视而已，均未动摇儒学作为官方正统的基础。于是，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所有知识种类的发展都间接或直接受到儒学的影响。

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确立了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儒家经典成了主要的教育内容。它通过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教化渗入了人们的思想和社会各个活动领域。从此，正统派儒家的“天命”、礼教几乎发挥了与西方宗教类似的作用。从整体看，儒学与科学是无缘的。儒家的经典思想以忠孝为基础，“重人伦、轻智术”，强调内心追求和道德内省，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孔子开始就轻视生产技术教育，主张“文、行、忠、信”四教，“仁”是他所要达到的最高教育目标。儒家“人伦”经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点化而成了“天伦”，他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儒家伦理原则，这对后世影响极大，使教育进一步脱离生产，自然科学知识的探索被排斥在学术之外，从而无限地扩大了政治与道德的功能。宋代的朱熹进一步把学者们的高度思维能力引向了“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的途径，既不需要科学知识，更不需要借助科学的力量。儒家的独尊，给中国传统哲学深深地打上了儒学的烙印，使之成为伦理哲学。有人认为中国哲学的特点是“重人生而轻自然，长于伦理而忽视逻辑”，此言颇有道理。

自然科学的发展史告诉我们，自然科学的产生、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一定哲学思想的指导。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的培根，正是因为他制定了唯物主义的科学归纳法，使哲学方法服务于实验科学，从而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儒学为基础的中国哲学是不可能指导自然科学发生与发展的。应该指出，在儒家早期哲学思想中存在着朴素的辩证逻辑和辩证法自然观，但经过汉儒和宋明理学家，辩证法的精髓被淹没了，这种哲学直接影响了中国学者的理论思维，导致思维方式上比较保守闭塞，重视经验、直观，使中国传统科学停留在经验形式上，而难以抽象出理论和定律。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曾经指出：近代科学在方法论上的特征是数学与实验的结合以及数学与假设的结合。重视经验和直观是中国历来的传统，而擅长逻辑和数理则是根源希伯来和古希腊文明的西方民族思想方法的特点。由此，不难看出，我们这种因循保守、重视经验的思想方法与近代自然科学产生发展所需要的数学、实验的科学方法是相去甚远的。近代自然科学没在中国产生，除了政治、经济等原因外，儒家哲学枷锁一直到近代还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也是个重要原因。透过中外历史，可以发现这一事实：即每一次科学的发达时期，无不以哲学思潮的革命为先河。15—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哲学思潮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17世纪英国培根唯物论哲学（经验论）扫除了经院哲学的教义；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派的唯物论哲学摒弃了封建蒙昧主义和神学迷信，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开拓了科学创造的心胸，成为这些国家科技复兴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反之，17、18世纪的机械唯物论在科学发展面前停顿下来，使人们思想沉溺于形而上学的陷阱，又是导致英国、法国科学落后的因素之一。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没有也不可能进行一场冲破儒学的哲学思潮的革命，这正是由于两千多年“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儒学根深蒂固，其他思想受压抑、排斥，不可能向儒学挑战，失却产生科学的思想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