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扬起生活的风帆

一 寻找社会的原点和支点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记录着我近几年的学术探索之旅。核心议题是探索“社会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说“到底”，有刨根问底的意思。因为自近代社会科学在欧洲诞生以来，就绕不开对“社会是什么”问题的回答。自那时以来，对“社会是什么”回答的各种说法繁多，莫衷一是，到了“后现代”，甚至连社会概念本身存在的合法性都受到质疑，如宣布“社会之死”“社会概念的终结”等，还有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那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社会”的“名言”。归结起来，在西方社会理论中，无论是重结构的整体主义研究范式还是重行为的个体主义研究范式，以及后现代五花八门的学派，都显露出种种概念迷思，它们阐发的各种社会概念和社会观念，已经不能提供卓识洞见和想象力了，不能满足当今时代的中国和世界更加关注提升人自身的生活质量的发展诉求。英国知名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戴维·麦克莱伦说得好：“如果没有对社会的合适解释，我们如何能够希望改变它呢？”

社会范畴是社会学以至整个社会科学安身立命的概念基石，对“社会”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不仅关涉为发展实践提供怎样的学理依据，也关涉社会学和整个社会科学构建怎样的基本学术信仰、认知基础和研究进路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因此我们需要跳出西方社会学的眼界，从现实实践出发另辟蹊径，重新奠定社会基石。

“大道”从来都是“至简”的，最真实的东西往往是最朴实的。学术研究被称为理性的游戏，但仍要把直觉放在第一位，直觉常常通“天意”。对于社会概念的求索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逻辑入手。费老在晚年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如果跨越民族和国别的界限，从追本溯源、本体论的意义上来说“文化自觉”，那么首先就要从把我们人类自己看成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文化式生存的“生活性动物”谈起。这就是讨论“社会是什么”问题的理论原点。费老说：“人原是动物的一类，衣食生活，七情六欲等生活需要，来源于自然界的演化”，但生物界演化到了人这个阶段后则形成了超出其他动物的能力，“一个个人为了生活的需要而聚在一起形成群体，通过分工合作来经营共同生活，满足个人的生活需要”，形成“谱法”，就逐渐形成了社会性的生活共同体。因而他说，社会是人为了生活而造出的“实在的世界”。费老在这里就讲了一个“大道至简”的道理。古往今来，不管社会形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社会结构复杂到什么程度，这一基本逻辑并没有变。正像鸟巢一样，不管“巢”编织得多么复杂、多么巧夺天工，它都是不同的“鸟”为了自己不同的“生活”而编织的，并且随着外在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因此考察鸟巢时不能离开鸟的“生活”而孤立地考察鸟巢的外部结构，因为鸟巢是“鸟”和“巢”共同生成的统一体。当然，人类的“鸟”和“巢”的关系要复杂得多。

在此我特别要提出的是，费孝通对中国社会学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理论遗产。但至今我们对他的遗产从“事理”层面做的阐释较多，而从“学理”层面的挖掘尚有不足。费老晚年被忽视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就是把生活引入社会的核心内涵，反复表述“人与人共同生活才有社会，社会学看人与人怎样组织起来经营共同生活，形成社会结构”；“许多个人用分工合作的方式生活，这就是社会”；“社会就是为其成员的生活方式规定着一个谱法”；社会就是“人类生存方式”“社会就是群体生活”；等等。这些最直白的语言恰恰返璞归真地揭示了社会的实质，建立起了生活本体论的社会学信仰和社会学的理论逻辑，实现了对“社会的再发现”，同时也为社会学研究范式带来一场革命。而西方社会学是以现象与本质二元对立的认知方式为基础的，它的根本缺陷被法国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点到了命门：“遗忘生活。”在西方社会学占据话语主导地位的社会概念解释方面，生活具有外部性，在高傲的“本质”“理性”“结构”面前，“生活”只是作为背景因素或者被恩赐的消极对象。其实，在社会里，生活并不是坐享其成的因素，它是社会一切伟力的根源。游离于“鸟”这一生活主体能动性而外在孤立地考察“巢”，并不能揭示真正意义上的“鸟巢”，这样的社会概念的构建不但使社会游离于生活原点，同时也失去了社会的支点和原动力，不能为人类构筑当代“鸟巢”的实践提供指导原则。

纵观历史，人类的历史演进客观上存在一种悖论效应。冯天喻先生做了这样的表述：“历史演进包蕴着悖论——前现代有可能构成现代阻力，现代则埋伏着后现代路上的陷阱，而后现代在超越现代之际往往须借助对前现代的创造性复归。”具体到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内在逻辑关系所包蕴的悖论来看，可借用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提出的参禅的三种境界加以表述：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悟有禅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对此我在本书第三章的一段话可做解释。

有文明史以来，人类对生活和社会关系的认识过程走过了一个螺旋式的“圆圈”。古代先民们是用生命、生活现象解释社会现象的，当然这种认识处于前科学的朦胧状态，即生活同自然和社会现象处于模糊的“合一”状态。这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阶段。到了近代，在西方工业化发展时期诞生了社会科学，人们对社会事物的认识具有了科学理性趋向，形成了质的认识飞跃。但是西方建立的理性是工具理性，加上西方文化中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形成了现象与本质二分的社会研究范式，把生活排除在本质、永恒事物之外，从而造成了生活和社会割裂，在认识上进入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阶段。而到了当代，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提出了在社会发展中提升自身生活质量的强烈诉求，社会科学研究也出现了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趋向，有的学者还用“生活和世界是一回事”来表述生活和社会的同一性。由此，人们的认识经过螺旋式上升，又重新回到了“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的阶段，从而在更高的认识水平上回到了从生活出发诠释社会的基点上。

今天的社会学人对社会的解释需要达到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所说的“禅中彻悟”“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的境界，建立起“生活论”的社会范畴解释框架，在社会的内结构与外结构、“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的互动生成上阐释社会的内涵。

从学理脉动上看，社会在冥冥中是存在“钟摆效应”的，社会的外显结构无论它摆动的幅度有多么大，最终都会回到生活的原点上，由生活来校正摆动的幅度和走向，生活永远是“定心锤”。

以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过程为例来说明：“文化大革命”中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政治路线，其结果是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最终靠历史的力量得以匡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体现历史的力量和人民的意志，党的路线回到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路线上来。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又受到GDP主义、拜物主义的困扰，出现了新的社会问题和生存困境，“钟摆”又走到了另一面。党的十八大把实现以“创造人民美好生活”为核心的“中国梦”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方略，社会的钟摆又重新回到了正确轨道。所谓社会治理现代化，核心就是回到以生活为原点的路径上来，建立生活和社会躯体良性互动的生成性关系。我还要强调一点：不管在哪个历史时期，当生活（复数的概念）同社会其他因素发生复杂的矛盾甚至严重的冲突时，最后胜利的一定是生活，一定是它所承载的人性的力量。生活就是庄子笔下一搏冲天、自由翱翔的鲲鹏。在社会领域，“生活之外无他物”。

但问题又来了，如果把生活纳入社会概念的解释框架，展现生活的伟力和建构功能，那么“生活是什么”呢？在崇尚理性和本质的西方社会学中，以现象形态存在的生活难以获得科学范畴的地位，或者在被矮化的“日常生活”概念层面上使用。对此，东欧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等人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就指出其局限性。例如，卢卡奇的学生匈牙利著名学者赫勒就指出，“日常生活”是“自在的”对象化领域，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人类活动的基础领域和“第一领域”，但它并不是人们生活的全部领域和构成要素，而是较低层次的概念，“只要对物的占有要求在需要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特性就将依旧是人的日常生活的主体”。她指出，在日常生活领域之外，还存在“自为的”代表着自由意志的非日常生活领域，“这些成分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为生活提供意义”，“表达了人性在特定时代所达到的自由的程度”。这就表明日常生活概念并不能覆盖生活的全部领域的意涵、功能和特性。

我在本书中强调，生活是人这种具有无限能动性的特有生命形态的存在、展开和实现形式，它的活动可被描述为在“六个统一”的空间中展开，即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统一，生活的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生活需要的生产性活动和满足性活动的统一，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统一，实然生活与应然生活的统一以及现实生活与虚拟生活的统一。只有在这样广阔的空间中翱翔，生活的鲲鹏才能“扶摇直上九万里”，“远而无所至极”，显示出在社会构建中的无穷伟力。这种伟力是在人与社会互动的两种类型的生活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即直接的情境化关系和通过制度、法规、政策中介而发生的间接性关系，赫勒称之为“双重对象化”。协调好这两个关系，就会构成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的“历史性生活能力”。

我们建立的这一生活概念试图体现三个超越：一是对“物化”范畴的超越，学术研究应向生活回归；二是对“日常生活”的超越，从而释放人的生命的无限潜能，防止社会陷入“日常生活的平庸”魔咒；三是对“此时此刻”的超越，跨越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界限，展现生活概念的历史和文明的内涵。

当然，我们构建的这一生活范畴还属理论形态和概念模型，但提供了解析生活概念的认识方向，并且随着人类生活实践的丰富和发展，必将动态地向现实形态演化。

以上就是本书的基本立意和论述的出发点，即试图从中国实践的主体性出发，构建一个新的“生活论”的社会概念解释框架。这一概念是否可以对戴维·麦克莱伦“如果没有对社会的合适解释，我们如何能够希望改变它”之问做出回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