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的理论遗产

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的中国来说，最根本的目标是创造人民的美好生活，建设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新家园。为此，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其中，特别具有方向性的顶层理论建设意义更大。而理论建设的必要条件是从中国国情实际、文化特点和发展实践的需要出发，在思想理论上采取开放的态度，勇于和善于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思想理论和学术成果，并进行自主的创造，形成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

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型现代化”。而19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欧、北美的“早发型现代化”国家中就形成了许多解释自身经验的社会理论学说，其中被西方学者称为最具代表性的是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三大古典社会学家，以及托克维尔、孔德、滕尼斯、齐美尔、斯宾塞等人的著作。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又形成了许多后现代社会理论。但迄今为止，在各种解释社会的学说中，最具影响力、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还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吉登斯曾在历数了诸多古典社会理论大家之后做出了这样的评价：“马克思在当今所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这些学者（如果从马克思著作具有更深刻的知识内容的角度来说，情况也同样如此）。”他还特别指出，即使到了“后现代”社会发展的今天，“马克思的著作仍然提供了一种社会历史观念，相对于后来其他作者的观念而言，它体现出弥足珍贵的价值”。

1．对待马克思理论的两种错误倾向

我们赞同这样的观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哲学学说，也是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学说，是极为宝贵的社会理论遗产，对于我们今天在中华大地上开创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的现代化事业来说，仍然显现着巨大的理论价值。从总体上说，我们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阐发的发展规律之中。但问题在于，我们同马克思相隔着一百多年的时间，又跨越着东西方的社会空间，时空条件已发生很大变化，马克思的理论并不是针对今天中国的具体条件写的，因此，我们秉持的重要学术态度应是，不能把马克思的某些话语当作理论公式拿过来套用，关键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以真正科学的态度来开发这一思想理论宝库。

在对待马克思理论遗产的问题上，有两种态度是我们要反对的。

一种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家们的态度。他们认为，马克思的著作属于社会思想的“史前阶段”，已经过时和失去了科学价值，而真正开创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历史的是涂尔干和韦伯那一代学者。但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当代社会理论发展的实际。在马克思逝世以后的一百多年间存在的一个现象是，不管某个学者对马克思的理论采取何种态度，或赞成或反对，都绕不开马克思的“幽灵”。特别是在西方“后现代”社会理论中，马克思的理论仍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得到回应和继承，不断提供着新的理论生长点。这说明，马克思在今天仍然是“活着的思想家”。还有一种情况同样说明马克思理论的生命力是不可磨灭的，即：在苏联和东欧解体，社会主义现实运动处于低潮时，一些曾经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纷纷离开马克思，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吉登斯理论中否定马克思社会理论的成分也多起来；但“每当资本主义国家贫富过分悬殊或重大经济危机出现时（经济危机的确经常出现），马克思主义就会以契合时代要求的某种理论形式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即使那些平日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持批判或拒斥态度的人也无法拒绝”。这说明，解决当代发展和人类生存问题，总是绕不开马克思的理论的，人们会不断回到马克思，重新思考“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我们也看到，鉴于社会主义实践在国际国内发生过一些严重失误，以及在当今世界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仍处于强势地位等情况，西方自由主义的否定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在我国产生不小影响，这在某些知识精英和“大V”中有所表现，甚至有人喊出了“把马克思主义赶出中国”的口号。

另一种是对传统、僵化“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路径依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受苏联的影响很大。在苏联斯大林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给社会主义运动造成极大伤害，并严重破坏了马克思理论本身的声誉。需要指出的是，其理论至今仍以某种路径依赖的方式对我国产生着实际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但都与把握马克思的理论精髓相去甚远。用这些僵化教条的理论去批判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必然显得苍白无力；用它去进行理论教学和宣传，往往因为同现实的生活和实践相脱节而成为令人生厌的东西，处于无人唱彩的失语状态；用它去指导工作实践，则会发生严重的偏颇和失误。所以，僵化教条、不思创新的理论同西方自由主义对马克思理论的“污名化”一样，在我国同样有害，我们有责任清除它，我们希望马克思在天国看到他的思想在今天中国的传播情况后，不要再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2．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的理论遗产

但是，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的理论遗产，还要从认识论、方法论和文本研究上具体解决一些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如何以马克思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的理论遗产。为此，我们需要从认识上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从今天生机勃勃的发展实践需要出发，以高度自觉的主体意识去审视马克思的理论遗产。今天的中国所进行的现代化事业同马克思时代相比，历史场景、科学水平、实践水平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相比之下我们更站在社会历史时空的高处。马克思思维的重要特点是，一切社会存在都具有实践性、历史性和暂时性，因而对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的事物要采取批判的态度，坚决反对把他的理论当作教条和绝对化真理。他曾戏谑地对把他的理论当成教条的人说，如果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那么我不是。“现实的人和他们的生活过程”始终是马克思从事理论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实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因此，我们要站在新的“现实生活面前”，从今天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出发，把马克思理论中活的、有价值的东西发掘出来，同时又勇于“接着说”和“再出发”。

第二，在对待马克思的理论时要经过本土化的创造性转换。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学说的科学结论，有些是经过对世界历史的考察得出的，但其中不少研究难以脱离欧洲文明，特别是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特定的历史背景。比如，中国未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就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进程，这在很大程度上就超出了马克思的理论预期。所以，我们今天在研究马克思的理论时，要考虑时代条件的不同，而且也面临着对不同的社会文明形态、历史特点和文化传统的考量，因此对马克思理论的研究要下“本土化”创造性转换的功夫，实现马克思理论的中国化。

第三，对待马克思文本著作的研究，具体考察其具体写作的学术背景很重要。马克思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感慨地说到，他在研究时像面临地狱入口处一样付出了巨大的艰辛。但受具体学术条件的限制，当时研究某一问题时可能占有的学术资料有限，又可能受到当时欧洲具体学术氛围的影响。还有一点是，在马克思的浩繁著作中，有大量是在他逝世后直到20世纪上半叶陆续整理出版的，不少是草稿、提纲、读书笔记等，这些都留下了他探索的足迹，但并没经过马克思本人的严密加工和推敲，有些是后人整理的，因此我们今天在研究马克思的理论和思想时，不必拘泥于个别篇章和词句。另外，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在他们几十年的学术探索中，经常指出自己以往研究的某些不足和“过错”。但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今天我们虽然与马克思已相隔一百多年了，但我们的思想水平在很多方面仍没有达到马克思的高度，我们仍需要向他虚心求教。但是，我们也要具有严肃科学的态度，不必回避马克思在某些探索中的失误和“过错”，我们要勇于依据今天的学术成就、认识水平和实践水平加以订正，这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地位时应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