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末年义兵蜂起,公元617年隋军中最强大的将军之一唐公也起兵响应。唐公的军队进逼隋都,摧毁了它的防御,并夺取了京城。六个月以后,他在那里建立了后来几乎延续三个世纪的新王朝,它与汉代并称为中华帝国的两个黄金时代。由于隋代在差不多30年前已经结束了中国分裂割据的局面,所以当李渊接着在全国建立稳固的中央政权的时候,他幸运地继承了隋王朝这一份大家业。李渊新王朝的制度便是在前朝遗留下来的坚实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和中国历史上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王朝的大多数叛乱领袖一样,李渊也不是一个平民,而是一个出身显赫世家的贵族。他的先世可以确切无疑地上溯到他的祖父,即作为八柱国之一的李虎:八柱国是曾在6世纪50年代襄赞宇文泰建立北周国家时的主要将领。李氏家族在那个时候聚居在武川镇,它是北魏的拓跋国家在长城塞内(今大同附近)的一个防戍据点,也是宇文泰的老家。李虎的祖先目前史学界尚未完全弄清。唐皇室自称,李虎祖父是李熙,他的父亲是李天赐,这两个人都是北魏(386—585年)的著名军事将领,因此李虎的家是出自西北著名的陇西李氏,即出自在5世纪初年统治过甘肃西部的西凉小王国的王族(西凉在420年被匈奴消灭)。西凉的创建者李昞原是汉代抗拒匈奴的名将李广的后裔,也是当地著名的氏族之长,李广的子孙在敦煌郡世代为郡守。西凉覆灭以后,它的末代国王之子李重耳逃往南部中国,后来就在拓跋氏北魏供职,当了刺史。李熙据说就是李重耳之子。

唐皇室自订的家谱意在表明他们是出自汉代的名门,同时还是西北的望族。可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唐代史书作为确切事实所提供的这个世系,其实只是一个精心的编造。据认为,李氏家族同西凉王室毫无关系,也同陇西望族李氏毫无关系,它不过是中国东部家族的一个小支派,即河北赵郡李氏:这个支派定居在拓跋氏北魏治下的西北,与非汉族的部落贵族实行广泛的联姻。据认为,从李虎先祖中的两个人——李初古拔和李买得——的名字可以看出,这两个人要不就是袭用了汉族的李氏姓,要不就是被赐姓李,而他们的名则依然故我,也许是鲜卑族的。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4年初版,在《陈寅恪先生论集》(台北,1971年)中重印时作了某些修订,见第109—117页。陈氏的论据不是最后定论,但他的论证非常有力,尚无人做出令人信服的反驳。

可是不管它的最初渊源何在,李氏家族在6世纪下半叶却是极重要的一个贵族。在宇文泰创建北周的其他赞助者中,还有突厥望族成员独孤信和隋文帝的父亲杨忠:他们的家族间有着联姻的关系。独孤信有几个女儿。大女儿嫁给了宇文泰之子,即北周的第一个皇帝明帝(557—561年在位)。他的七女儿嫁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581—604年在位)。他的四女儿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昞,这对夫妻在566年生下了李渊。关于根据近年来发掘的碑铭对于这些家族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可看冈崎敬《隋赵国公独孤罗墓志铭考证》,载《史渊》,83(1960年),第40页上有一张很明晰的系谱图。因此,李渊不仅是著名武人的后代,也不仅是统治中国西北部的汉—鲜卑—突厥贵族的混血儿,而且他通过他的母亲又同北周及隋两家皇室有着紧密的关系。

李氏家族还是最高品级的世袭贵族。李虎在北周之初的558年被封为唐公。他的儿子李昞承袭了爵位,后者在572年死后这爵位又传给了六岁童子李渊。

隋王朝执掌政柄以后,李渊备受隋文帝的恩宠,而他与文献皇后的近亲关系又使他能官居高位。李渊于581年开始作文帝的侍卫——千牛备身,后来陆续做过畿辅地区或中国西北战略要地的刺史或郡守。在炀帝时期,他仍然做着许多重要的郡的郡守。后来被召还京师,委以殿内少监和其他朝廷要职。

613年,李渊43岁的时候任卫尉少卿,负责京师的兵器和兵器库,并且在炀帝的第二次远征高丽时承担监管向东北前线(今辽宁省)运送军需之责。

也就在那一年稍晚些时候,即在三年零星不断的骚乱和劫掠之后,不满于政府的杨玄感(文帝的主要顾问杨素之子)起兵于河南北部之黎阳,从而爆发了反隋的第一次大叛乱。见布目潮风《杨玄感的叛乱》,载《立命馆文学》,236(1965年),第91—95页。

杨玄感本人好文,喜欢结纳文学宾客之士。他也和李渊一样,是隋帝国的社会精英人物,并且与皇室是远亲。他官至礼部尚书,而且在远征高丽之初就受命在隋军的主要供应基地黎阳督运军需。杨玄感尽管出身于有特权的贵族门第,却也沿袭了他父亲同文帝及炀帝之间的猜忌和恶感,而且他也像当时和后世的人那样深信,杨素是炀帝在606年授意毒死的。在讨伐吐谷浑的那一次失败的战役中,他就曾被人劝阻不要参加609年的叛乱。这时他认为他身处群情鼎沸之地,而这种不满情绪是611年黄河大水灾的后果,也是609年征发民工修筑北段运河(永济渠)引起的百姓的痛苦和炀帝远征高丽之役从灾区征调了大量农民的行动造成的。早在613年初期,今山东省黎阳之东就已连续爆发了农民暴动。杨玄感利用了人民对高丽之役的普遍反对和对炀帝本人的广泛不满,纠集叛军向东都洛阳进发,并将它围困起来。

隋炀帝被迫放弃对高丽的征讨而集中兵力平叛,叛军被优势官军迅速平服。杨玄感被俘虏并被杀害,他的家属和随从也无情地被杀戮殆尽。这次叛乱只延续了不足两个月。

可是就在那一年,叛乱仍是此伏彼起,频频发生。不少于8起武装起义的消息从各个不同地区传来。李渊从东北被调往陕西治军,以保卫通往京师的要道。在西北,一个名叫白榆妄的叛乱者引起了甘肃的骚乱,从而破坏了隋朝骑兵所仰赖的国家的马匹放牧场地;另外,在613年和614年叛乱也在邻近京师西面的扶风郡发生。这些小叛乱都很快被扑灭,但它们的残余分子仍逍遥法外,而且随着政权和秩序的进一步瓦解又爆发了许许多多或小或大的纷乱和叛乱(见地图3)。

615年和616年李渊又接受了另一军事要职,这一次是在河东(今山西省北部),他平定了当地许多股匪,而且胜利地抗拒了突厥人对边境的侵犯。为了酬赏勋劳,炀帝于617年初提升李渊为太原留守(李渊自615年以来一直屯驻太原)。他的指挥部即设在晋阳。

这时,炀帝自己南下去他的行都——江都,他对北方大部分地区已失去有效的军政控制。李渊的新任命不过是在事实上确认他在今天的山西省境内已经行使的军事权力罢了。见宾板桥《唐朝的建立:隋之灭亡和唐之兴起》(巴尔的摩,1941年),第79—80页。但是,直到此时为止,李渊仍是隋王朝的忠心耿耿之臣和极有价值的支持者。

夺取政权的经过

在李渊接受新任命于晋阳的时候,由于隋炀帝的靡费无度,滥征徭役,以及屡兴讨伐高丽之师和防御突厥人卷土重来所造成的大量伤亡,天灾人祸交困,引起了广大人民和许多隋朝官吏的强烈不满。群盗蜂起,叛乱很快遍及全国(见地图4)。当不断加剧的叛乱警报频频传到太原府的时候,李渊的朋友和军事顾问们纷纷认为隋朝统治已危如累卵,都劝他趁机起事,创建新王朝。

李渊几乎处于一次领导有成功把握的叛乱的理想地位。他的家世和人望都无可挑剔:他是一个与皇室攀亲的贵族,而且在他51岁之年已侍奉过隋朝两代皇帝而达到他漫长而顺心的宦途的顶峰。他是中国北部产生一个个王朝统治者的那个社会精英集团中的一个成员。作为太原留守,他有强大的军事和战术上的优势地位,因为他所控制的这个地区在中国历史上被认为实际上是坚不可摧的,可以很方便地从这里对长安(隋大兴城)和洛阳这些传统的政治中心发动进攻。

李渊还能够赢得广大民众的欢心,这是因为约在614年有图谶预言李氏当兴,继起为王,而且这说法在民间已家喻户晓。至少李密所领导的另一支反隋叛乱便是受了这一预言的影响。李渊也知道有此民谣,因为它已在晋阳人民中间传开。《资治通鉴》卷183,第5709页。见宾板桥《关于民谣中的李氏兴王之说》,载《美国东方学会学报》,61(1941年),第272—273页。

由于姓李,李渊自然也受到隋帝的猜疑。615年一位术士警告皇帝说,有一李姓者不久当为天子,因此隋炀帝在全国大杀姓李的人;这样的清洗包括他的最高级将领在内,例如有权势而门族强盛的李浑及其一族的32人便都被清洗;其他远亲被放到边地。李渊也一定知道他在隋朝的位势已岌岌可危,也知道隋王朝既然明显地处于日薄西山的境地,他很有可能自建王朝,代之而兴。

李渊那一代人对儒家的忠君思想中毒不深,儒家是禁止人们背叛前朝而改事新朝的。李渊和李渊的同时代人在思想上忠于社会秩序远甚于忠于一家一姓的某一王朝。因此,在617年阴历五月他动员了他太原府的军队,并开始向京师进发。

令人有点感到惊异的是,李渊在太原起事中的作用的程度和性质,只是到最近时期才有新发现。按照新、旧《唐书》和司马光《资治通鉴》的传统说法,李渊是一个碌碌无能之辈,而且暮气沉沉,胸无大志。相反的,他的次子李世民(617年时年17岁)倒被说成一位高超的军事领袖:有魄力,有进取心,英明天纵。因此,后来成为唐代第二位皇帝(唐太宗)的李世民在这些记载中就成了创建唐王朝的大功臣。

按照正史的传统说法,617年李渊被任命为太原府留守时,李世民就已开始与刘文静共谋反叛大计(刘文静时为晋阳令,但因涉及与反叛者李密联姻而被隋炀帝下令囚系狱中)。李世民会刘文静于狱中,想发起一个运动以统一有不满情绪的人民,进而一举扫荡已处于垂死状态的隋王朝。当李渊第一次听到这种想法时未十分在意;他毕竟与隋的帝室有姻亲关系,何况又是王朝的主要捍卫者。但是,李世民赂嘱晋阳宫监裴寂把炀帝的晋阳宫女弄来陪侍李渊,而没有告知她们的身份,以此迫使他父亲表态。当李渊得知他卷入了这一罪当处死的行为时不得不同意了他儿子的计划,勉强地起兵发动叛乱。传统的叙述还强调指出,在后来夺取隋朝都城的战斗中,李世民在导致唐朝胜利的军事战略和领导才能方面,功劳都高人一等。

历史学家近年经过对正史中所记关于此事的材料重新加以研究后,得出了新的结论:有些重要情况可能是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因太宗本人的坚持而编造出来的。根据其他材料,特别是根据从前被忽视的唐代初年的史料《大唐创业起居注》,历史学家已经能够对唐朝创立史的传统说法中的某些偏见和歪曲之处做出订正。见宾板桥《温大雅:唐代历史的第一位记录者》,载《美国东方学会学报》,17(1937年),第368—374页;罗香林:《唐代文化史》(台北,1955年),第1—29页;李树桐:《唐史考辨》(台北,1965年),第1—98、276—309页;福井重雅:《大唐创业起居注考》,载《史观》,63.4(1961年),第83—88页。

《大唐创业起居注》的作者温大雅是太原府人,是唐王朝建立的目击者。他的翔实记述着重指出,正是李渊本人策划了太原叛乱,也正是他的英明统率使唐军在夺取隋都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温大雅笔下的李渊不同于传统史书上的李渊;温大雅的李渊是一位勇敢的领袖、刚烈的对手和足智多谋的战略家。根据《起居注》的说法,十几岁的李世民不仅在叛乱事件中只起到次要作用,甚至他在王朝建立中的贡献也并不多于他的长兄,即后来成为太子的李建成。温大雅的《起居注》告诉我们,甚至在617年年中太原起事之前,李渊已开始图谋不轨。另外,激起李渊雄心的事件也是一清二楚的。最早发生在616年的一件事是当时李渊受命剿捕太原地区的盗匪。太原这个地方在传统上又与传说中的圣君唐尧联系在一起,因为传说尧曾在一个名之为唐的地方住过。唐还是李渊作为国公的封地,虽然像诸如此类的爵位那样,国公的爵位也无统治领土的实权。当唐公李渊接受新任命时,他认为他的爵衔与职务的巧合简直是天降吉祥。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毛晋《津逮秘书》版(此下简称《起居注》),第1页。第二年他当了太原府留守时,李渊对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起居注》卷1,第3页。《起居注》还提到民谣《桃李章》及该民谣关于下一个中国统治者将姓李的预言对李渊的影响,因为《起居注》引用李渊的话说:“吾当一举千里,以符冥谶!”同上书,第15页。

617年阴历五月初,李渊传谕给在山西南部供职的长子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叫他们就地再招募军队,同时命令次子李世民和刘文静等人也在太原招兵买马。他们在十天之内招募了几乎一万人,屯驻在晋阳的兴国寺。

李渊一不做二不休,决定清洗他班子中的不稳定分子。当李渊被任命为太原府留守时,隋炀帝给他指派了两个副手——王威和高君雅——来协助他,这无疑是为了监视他。李渊曾经利用他们暂时离开太原的时机而为自己征募了兵马,但他认为他们会马上对他的招兵买马起疑而向隋帝报告。因此,他把建成和元吉召到太原来以后,在5月15日借口两个副手潜引突厥人入寇太原地区而逮捕和杀害了他们。正史和《资治通鉴》的传统说法,把这次行动归功于李世民。但温大雅指出,逮捕这两个副手的军队实际上是由另一位将军统领的,虽然他们名义上是归李世民节制。见《起居注》卷1,第9页。

可是,在李渊能够放心地发动战斗以前,他必须对付东突厥人——这是在戈壁南北居住的一个极为强大的部落联盟,此时横行于中亚并控制着从辽宁到蒙古的长城以北的地区。在隋朝末年,东突厥是亚洲北部睥睨一切的势力,自从613年以来,中国西北部出现的许多叛乱者都向突厥称臣,以取得突厥人的支持。东突厥的始毕可汗则分别给这些叛乱者封以皇帝或可汗的称号。他也给叛乱者供应士卒、武器和马匹,希望从隋朝的覆亡中谋取利益。下面略举几位得到突厥人支持的主要叛乱人物:薛举、李轨、刘武周、窦建德、梁师都和高开道。另外尚有许多次要叛乱人物。615年后期,当隋炀帝定期巡狩长城的时候,东突厥人在山西的边疆城市雁门围困炀帝达一个月之久,根据正史,这事又涉及李世民。但李世民此时只是一个15岁的男童,而按照温大雅所说,恰恰是李渊带兵解了炀帝之围。见《起居注》卷1,第1页。又见宾板桥《唐朝的建立》,第49页注82。而且不久前还几次入侵山西和太原地区。617年,他们又加强了压力,这次是与刘武周勾结在一起;刘武周在617年初已在山西北部自己称帝,并已被突厥领袖封为可汗。当李渊逮捕他的两位副将时,突厥在撤退之前曾进抵晋阳城下。

很明显,李渊在能率领叛军前进以前,他必须先解除东突厥人及其盟友进攻他的后顾之忧。他因此写信给始毕可汗,伪称他之起兵意在恢复帝国的秩序,使能重建中国人和突厥人之间的友好关系。他说,这样做会对各方面都有利。他与可汗达成了协议,即如果他赞助唐兵义举,始毕可汗可取得全部为唐战斗的战利品。这个协定是由刘文静出面谈判的。见宾板桥《唐朝的建立》,第99—100页;李树桐:《唐史考辨》,第217页。

李渊力排众顾问的意见,用了下对上行文的“启”字,辞气甚恭;这表示,他和其余某些叛乱一样,可能已决定在名义上成为突厥人的藩属。但是,当始毕可汗要求李渊拒绝效忠炀帝而应自己称帝时,李渊却予以谢绝。相反的,他告知可汗,他准备拥立炀帝之孙代王杨侑为帝(杨侑当时已在隋都)。不管李渊之向东突厥人称臣是真是假,双方确是建立了某种友好关系,因为在他离开太原的前夕,始毕可汗赠送了1000匹马,后来又给了他几百名士卒和另外数千匹马。

一处理完东突厥人的问题,李渊就建立了他的军事战斗组织——大将军府。他的成员绝大多数是太原附近隋朝的文武官员。李渊的大部分军将在开始时都是因为这些官员的支持才得以征集并得到供应,因为他们原来都是隋朝鹰扬府的军官,现在只不过把他们的士卒转手交给李渊指挥。见布目潮风《李渊集团的构造》,载《立命馆文学》,243(1965年),第27—29页。此文重印于布目潮风的《隋唐史研究》(东京,1968年),第112—149页。晋阳宫监裴寂也以隋宫仓储中的大量粮秣、武器和甲胄供应唐军。

617年阴历七月初,李渊和他的两子世民与建成率军3万从太原出发,而命另一子元吉留守太原。他们的目标是隋大兴城;此地是一个古都,并且是陕西南部关中地区的战略要地。

唐兵遇到隋军的强烈抵抗,并且在通向潼关要塞的汾河流域途中被夏季的大雨所阻,李渊下令他的军队暂停前进。根据温大雅的《起居注》卷2(第12—14页),李渊的军队为大雨所阻,当时他正在等候突厥人已答应送来的马匹,而且还担心谣传的刘武周计划对他太原根据地的袭击,所以他曾准备放弃他的远征,只是被他的诸子劝阻才未下达撤退命令。他现在接到了河南洛阳附近一位叛乱领袖李密的书信,李密的传记,见《旧唐书》(卷53)和《新唐书》(卷84)及《隋书》(卷70)。关于他的政权,见布目潮风《李密在隋末叛乱中的动向》,载《史学杂志》,74.10(1965年),第1—14页;经增订收于《隋唐史研究》,第53—100页。要求二李结成同盟。李密出身西北贵族,原是隋朝的一低级官员,现为李渊的强劲对手之一。他早年原为杨素的门生,613年离开隋都后参加了杨素之子杨玄感的叛乱。他在杨玄感战败以后逃走,炀帝撤往南都后,从616年起他成了在洛阳周围地区的诸叛乱集团联盟的领袖。当他建议与李渊结盟的时候,他已经控制了河南的大部和河北的南部。

李渊担心的是,如果李密知道了他的计划,他会阻止他向大兴城进军。他因此写了一封卑辞和违心骗人的书信,说他是隋朝的忠义臣民,他之所以起兵只是为了重新建立秩序,并矢口否认他有比做唐国公更大的野心。与此同时,他还假劝李密自己努力取天下,他说:“天生蒸民,必有司牧;当今司牧,非子而谁!”李密被这封信吹捧得昏昏然,因此应允李渊向隋都进发而不加阻拦,但这个决定使李密后来为之追悔莫及。《资治通鉴》卷184,第5743页。

617年约阴历八月中旬大雨已停,唐兵在突厥可汗送来的2000马匹和500军士的援助下,迅速打破了隋军在霍邑的抵抗,并继续向南推进。《起居注》卷2,第13—14页。据温大雅所述,在霍邑之战和唐兵夺取大兴城的整个战役中,李建成和李世民都是唐军的带兵将领。但是在两部《唐书》中,李建成被贬低,而突出了其弟李世民的作用。阴历九月,唐军抵达黄河,他们留了一部分人马围住扼守从山西和汾水通往陕南平原这一要道的隋兵据点蒲州,其余兵马则跨河而进。当他们渡河的时候,他们遇到了大队隋军,即予以击溃。这时潼关以内的重镇华州的州官投奔李渊,他把永丰仓献给了唐军,至此,通往大兴城的道路已被打通。

当李渊进入京畿地区的时候,又有由李渊之女李氏(柴绍之妻,后为平阳公主)和他从父弟李神通在京师周围招募几千名士兵前来投靠。他的女儿已经纠集了一支大军,她用的办法是在大兴城附近散财,以收买从其他更加动乱的地区逃来的民众的心,另一办法是与京畿地区的群盗和叛乱者结盟。阴历十月,联合起来的唐军号称拥众20余万,在大兴城外扎下了营寨。《起居注》卷2,第25页。

围困了首都以后,李渊精心部署了最后的攻击。当最后攻击约于五个星期以后发动之时,居民开始有挨饿之虞。617年阴历十一月初九,李建成的部下雷永吉的部队攻破城墙,夺取了城市。《起居注》卷2,第27页。又见罗香林《唐代文化史》,第10页;李树桐:《唐史考辨》,第279—280页。李渊曾严令保护隋朝皇室的安全。然后按照原来的计划行事,炀帝的年幼的孙子杨侑被立为傀儡皇帝(称隋恭帝),虽然唐兵的将军们都要拥立李渊自己为帝。早已逃往南都——即长江岸上的江都——的隋炀帝则背上了一个太上皇的虚衔。

次年初,李渊又对东都洛阳大举进攻。见布目潮风《隋唐史研究》,第263页。618年阴历五月二十日,即他下令逮捕两名副将和太原顺利起兵一周年之际,李渊废黜了隋朝傀儡幼帝,自己登极成了新朝的开创之主。李渊——以后我们即按他的谥号称之为唐高祖——按其世袭封号而改国号为唐。依照历来习惯,他选自己的年号为武德。虽然唐高祖也建都于大兴城,但他易名为长安,此又为汉代及以后南北朝时期许多位于附近的王朝的古都名称。高祖的长子李建成被立为太子;次子李世民被封为秦王;元吉封齐王。